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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独秀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他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对于筹集武器，主张取之于敌；对于制敌策略，主张力量要集中；对于起义时机，主张慎重选择，要把握火候。这些主张体现着战略目标明确、战略决策审慎的军事战略特征。
［关键词］ 陈独秀 军事战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陈独秀懂不懂军事,有没有军事思想，莫衷一是。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指导者，提出和作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直接推动着起义胜利到来，这表明他是具有一定军事战略思维的。目前史学界虽然对于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有所关注，但多注重于政治层面，就其军事战略指导而言，还鲜见专题研究。［1］本文拟就此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武器装备取之于敌
在第三次起义的准备过程中，中共领导的武装数量在不断增加，由3500多人很快要发展到超过6000强，但武器却极为匮乏。据周恩来的报告，当时仅有枪支“102支”，其中“3支是坏的”，而且相当分散。［2］P149如何获取武器武装工人，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明确提出了“夺取武装”和“‘草船借箭’”的战略思想。
（一）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
1927年2月24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组建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即强调指出：今后“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要喊出“群众暴动，夺取武装”的政治口号。［2］P153而后，在2月26日的特委会议上，他又对怎样夺取武装具体指示道：“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兵工厂关系重要”，乃“利器所在”，因而“不能放弃”，“仍要设法夺取”。［2］P191-192在此，陈独秀不但提出了要工人夺取武装的战略思想，而且发出了怎样去夺取，夺取的重点是什么的具体指示。这一思想在当时是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首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围困下的上海，要解决迫在眉睫的武器获取问题，一般来讲其途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己制造，另一种就是购买。而此两种途径都必须投入相当的经费。而当时党是不可能有这些经费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起义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明确提出“夺”的思想，无疑使党在一筹莫展之余便又豁然开朗起来。其次，其对于怎样夺取武装的具体指示，成为工人实际斗争中的行动指南。根据其指示精神，工人群众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二、三人为一组，想办法接近站岗的警察，采取突然行动，使敌人手足无措，夺取枪支，然后掩护逃走”［3］P156。
陈独秀这一战略思想表明，夺取武器不宜过早，只能在总同盟罢工之后，使工人群众一夺到武器，便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否则，将会暴露党组织武装起义的意图，打草惊蛇，造成被动的局面。在起义实践中，“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从而使“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2］P418比如在南市的战斗中，“从警察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的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又如，在虹口的战斗中，工人群众“夺得警署，夺得枪械”。［2］P419再如，在浦东的战斗中，“全体工人罢工”，“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2］P420类似情形，不胜枚举，在当时的“七个区”中都是很明显的。正是因为工人群众在起义中用“夺取武装”的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才缴了警察的械、缴了反动军阀的械，武装了自己，从而不断壮大，最终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二）提出“草船借箭”的口号
在提出“夺取武装”思想的同时，陈独秀又在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草船借箭”的策略。在军阀统治摇摇欲坠而工人有组织的力量在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一些警察企图免于缴械，于是主动与工人纠察队进行“接洽”。对此，陈独秀主张要“表面敷衍，使他们不妨碍我们，最后仍要缴械，提出‘草船借箭’的口号”。［2］P224而后，中共便将“利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借用武器”的策略都美其名为“草船借箭”。［3］P155当时，中共不仅在军阀警察身上成功的实践了这一策略，而且借用保卫团的武器也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之一。保卫团本是军阀政府允许成立的一支合法资本家的武装。全市保卫团共“有一千余枪”，分属各个工厂的资本家掌握，名义上属于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商业联合会，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编制和领导。参加保卫团的人可以发一套制服，一支步枪和几发子弹，还经常有机会站岗放哨和受训，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不受干涉。这对于急需武装和训练的工人群众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在2月28日特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指出：保卫团“不敢先发难”，“我们要他们或借枪给我们，或影响我们。”［2］P224于是中共选派了一批优秀工人打入保卫团，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参加军事训练，取得枪支弹药，等待时机，配合工人的武装起义。打入保卫团的优秀分子，不但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带动和影响了原来的一批保卫队员，与工人纠察队共同战斗，向反动军阀进攻。在南市区就有一百八十多名保卫团成员主动与工人纠察队联系，自动参加了武装起义的斗争行列，支援了南市工人纠察队。”［3］P155可见，“草船借箭”策略显著的推动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到来。
“夺取武装”和“草船借箭”，简言之就是武器取之于敌，这为党在经费捉襟见肘以及政治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武装工人群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在起义之前即可获得部分武器武装自己，并争取一些武装同盟；更在于一旦这一思想普遍武装了起义工人的头脑后，便可极大增强革命武装力量壮大的内在潜力，从而为取得起义的胜利提供军事保证。
二、集中兵力，把握时机
鉴于“第一、二次暴动，由于准备不足”，力量分散，“时机掌握不准，遭到失败”，［4］P210陈独秀认识到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必须突出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兵力；二是选择最佳暴动时机。
（一）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
在2月24日的特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2］P153对于应集中的地点，他明确指出“应集中浦东”。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训练码头工人和流氓”充实自己的实力，［2］P152加上“海军陆战队一到，就驻川沙”［2］P148，这样革命的力量就大大增强了；另一方面他敏锐的观察到，“浦东的兵队较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于是，在浦东这一局部地区，只要集中工作，便可实现我强而敌弱的态势，也就“容易夺取武装”，最终便可取得暴动的胜利。［2］P152依据这一思想，他在2月28日的特委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照接洽情形，在战术上有一可注意的问题，即占领浦东问题，因党军将从宁波来浦东，同时保卫团兵士等都有接洽。是否我们可以先占据浦东，成立小政府，等党军一来，我们再成立浦西苏维埃。”［2P］224可见，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异常强大的情况下，陈独秀特别注意讲求集中兵力，造成局部地区敌弱我强的战略态势，从而实现局部斗争的胜利，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以影响全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提出“集中浦东”的战略构想未免有些不妥。这是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之一，要想取得起义的胜利，从策略上讲就必须尽量不让帝国主义者介入，“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2］P147而当时“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2］P419可见，在不触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要“集中浦东”是很难办到的。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罗亦农都不赞成陈独秀的这一提议，最终决定“由军委讨论”。［2］P152后来的起义中，也是分为“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分区突击，同时作战。［2］P419
尽管“集中浦东”的提议有些失当，但是“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的战略原则却是合理的。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强调，用兵要“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5］P114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6］P219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都主张集中兵力。马克思指出：“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7］P148并作出了“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的科学论断。［8］P157毛泽东也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9］P1197由此可见，陈独秀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是符合战略作战的共性和一般指导规律的。另外，这一原则在后来起义的具体战役中也得到了贯彻执行，尤其在闸北的巷战中表现得甚为明显。起义发动后，七个区的战斗，除了闸北其它“都比较的顺利”。于是，“工人武装会聚于闸北”，作“最后的激战”。［2］P421解决了几个比较容易攻取的敌人据点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最终胜利的结束了战斗。［2］P423可见，在具体的战役中，起义工人特别注意“集中”。
在战略上讲求集中，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但要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还必须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配合，尤其要北伐军向上海进军这样的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强大的军事上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声势，以利于动员民众，孤立和分化敌人，一举取得暴动的成功。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对于起义时机的选取也极为重视。
（二）武装暴动要带点机会色彩
在3月5日的特委会议上“讨论暴动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在时间的选择上“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2］P282。对于该选择什么时候发动起义，由于形势的瞬息万变，他的想法历经数次变动。在2月26日的特委会议上，他指出：“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2］P191可见，此时陈独秀认为：北伐军到达上海之日便是起义发动之时。三月上旬，北伐军将“包抄沪宁路”，分两路进军上海：“一路由平望进取苏州，一路由宜兴进取常州。”据估计，“只要沪宁路一截断，上海就不成问题，上海的鲁军就无归路。”［2］P268-269而此间，据罗亦农分析：“上海已经空虚，帝国主义者已表现恐慌，工人及市民的情绪很高，商人因军用票亦极愤激”。［2］P252又据周恩来报告：“南市、浦东各处都有兵士或警察来接洽，愿收编”；资产阶级的保卫团也答应“一致动作”；“此外警长及卫队连都有接洽”；“兵工厂有兵来接洽，可出卖军械”。［2］P248-249由此可见，起义的时机较为成熟了，如果依然按照2月26日提出的等北伐军到上海再举行起义的想法来执行的话，有可能压抑群众的革命热情，反而不利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于是，在3月2日晚上8点召开的特委会议上，陈独秀再次对起义时机的问题作出指示：“苏常一下就动，松江下后亦动，但苏州下后是否要动，随时部分的动”。［2］P255这次，陈独秀将起义发动的时间定在了北伐军攻下苏州、常州或松江后，较之前次，有所靠前，且更为具体，这与飞速变化着的形势是分不开的。但鉴于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陈独秀对于时机的定夺是非常审慎的，到3月5日，他又指出：暴动“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龙华”。与3月2日进行比较，陈独秀对前一次的提法做了一些修正，更倾向于当我方处于绝对的优势之时再行发动起义。最后在综合了彭述之和周恩来的意见后，指出：“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2］P282这可以说是特委关于起义时机的最后决定。
陈独秀对于这一起义时机的选取是否恰当呢？列宁认为要取得起义的胜利最起码有三个条件具备：“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10］P274-2753月16日，北伐军攻克了溧阳、宜兴、金坛、丹阳等地，与此同时，在嘉兴方面的北伐军开始向上海进军，18日前锋到达松江境内的石湖荡，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的交通被切断，依据特委的指示，起义的时机成熟了。这时，“上海的奉鲁联军纪律败坏，军心涣散，在沪宁、沪杭路被切断之后，已成为瓮中之鳖，是上海工人武装发动政治攻势，以少胜多的最好时机；北伐军的前锋已到达上海近郊龙华，离市区仅有十五公里，是起义军与北伐军里应外合的极好机会；上海的工人、市民及一切革命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打倒军阀统治，欢迎北伐军的情绪非常高涨。”［3］P149由此可见，对于上海的革命力量来说，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皆以具备，同时与列宁提出的起义胜利必备的三个条件也是一致的。“罢工的武装工人及徒手工人群众”仅用“两日一夜”便占领了上海。［2］P415由此不难看出，陈独秀对于起义时机的把握是完全正确的。
三、军事战略特征
综观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的军事战略思想，不难看出其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战略目标明确，二是战略决策审慎。
在1927年3月6日发表于《向导》周报上发表的《我们目前的奋斗》一文中，陈独秀对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目标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国民革命的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这便是我们目前的奋斗。”［11］P1211可见，陈独秀对于起义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先期实现对鲁军倒行逆施的抵抗，然后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最终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建立民众的政府。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具体的起义指导过程中，他多次强调目标要明确。诚如前文所述，在具体指示如何夺取武装时，他即指出：不光武器的集中地——兵工厂要夺取，即零散于警察和兵士手上的“一支二支”也要夺取。这就为工人在起义中夺取武装指明了方向。另外，对于可以“借”用哪些武装的武器，陈独秀也做了明确指示，即军心业已涣散的警察和军阀以及资产阶级的保卫团。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中共以及起义的工人群众来说，无疑成为照亮其展开行动的灯塔。
一般来讲，战略决策是对战争或其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决定，也就是战争指导者的战略决心，是战争活动中主观指导最重要的表现，其正确与否，可以加速或延缓战争的进程，把前进的方向引入坦途或困境。因此，战略决策的作出一定要非常审慎。前文述及，陈独秀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一度数易判断，最终在特委会议充分讨论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思考，综合党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最终做出了决定：北伐军或占领松江，或占领苏州，或迫使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去，即可发动起义。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起义时机的决断是非常审慎的。
四、结语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固然与陈独秀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分不开，但另有两个重要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北伐军兵临城下与上海工人形成里应外合之势，而此时军阀部队又丧失了斗志。前两次武装起义之所以失败，固然有准备不充分的原因，但北伐军离上海太远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次起义时，北伐军远在福建和江西，因而上海工人不可能得到北伐军的有效策应。到第二次起义时，北伐军虽然已经到达浙江嘉兴，离上海只有八十公里，但它屯兵不进，起义也陷于失败。第三次武装起义则不同，北伐军已经到了上海郊区龙华，南京、苏州已经打下，军阀部队已成惊弓之鸟，而且工人武装在结束了北火车站战斗后又与薛岳的第一师成功汇合，从而一举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其次，上海工人阶级的充分动员、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斗争以及广大市民热烈支持。第一次起义前没有发动群众罢工，“暴动未起而失败”。第二次起义前虽然发动了总罢工，到第四天罢工工人达到“三十六万人”，但无广大市民的支持与配合；且罢工四天后才发动起义，群众情绪疲落。到第三次起义时，1927年3月21日总同盟罢工的第一天即有“八十万人”参加。［2］P418罢工后一小时即发动起义，工人们冲向敌人的据点，与之进行激烈的战斗。“在顽强抵抗的敌人的营垒之四围街市中，住户市民，借助木板，砖头，布袋，建筑起障碍物。”与此同时，“小饭店与小饼店的店伙紧急工作起来，赶做馒首食物等”，有的市民“袖带红巾”组成“输送队”，输送食物给“前线的战士充饥”，还有“袖带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线战［战线］后方”。［2］P419工人武装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通过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起义的胜利。可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尤其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义的胜利果实又被窃取了。究其原因，其中既有蒋介石力量的强大，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也有陈独秀个人因素的影响等。但应该肯定的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准备到发动的全过程中，陈独秀无疑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这乃是促使起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彪晓红、杨飞.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J］.党史纵览,2007,(12):36-38.
［2］上海市档案馆 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杨国强、张培德 主编.上海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孙武.孙子兵法［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4卷)［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 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陈独秀 军事战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陈独秀懂不懂军事,有没有军事思想，莫衷一是。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指导者，提出和作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直接推动着起义胜利到来，这表明他是具有一定军事战略思维的。目前史学界虽然对于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有所关注，但多注重于政治层面，就其军事战略指导而言，还鲜见专题研究。［1］本文拟就此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武器装备取之于敌
在第三次起义的准备过程中，中共领导的武装数量在不断增加，由3500多人很快要发展到超过6000强，但武器却极为匮乏。据周恩来的报告，当时仅有枪支“102支”，其中“3支是坏的”，而且相当分散。［2］P149如何获取武器武装工人，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明确提出了“夺取武装”和“‘草船借箭’”的战略思想。
（一）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
1927年2月24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组建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即强调指出：今后“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要喊出“群众暴动，夺取武装”的政治口号。［2］P153而后，在2月26日的特委会议上，他又对怎样夺取武装具体指示道：“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兵工厂关系重要”，乃“利器所在”，因而“不能放弃”，“仍要设法夺取”。［2］P191-192在此，陈独秀不但提出了要工人夺取武装的战略思想，而且发出了怎样去夺取，夺取的重点是什么的具体指示。这一思想在当时是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首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围困下的上海，要解决迫在眉睫的武器获取问题，一般来讲其途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己制造，另一种就是购买。而此两种途径都必须投入相当的经费。而当时党是不可能有这些经费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起义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明确提出“夺”的思想，无疑使党在一筹莫展之余便又豁然开朗起来。其次，其对于怎样夺取武装的具体指示，成为工人实际斗争中的行动指南。根据其指示精神，工人群众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二、三人为一组，想办法接近站岗的警察，采取突然行动，使敌人手足无措，夺取枪支，然后掩护逃走”［3］P156。
陈独秀这一战略思想表明，夺取武器不宜过早，只能在总同盟罢工之后，使工人群众一夺到武器，便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否则，将会暴露党组织武装起义的意图，打草惊蛇，造成被动的局面。在起义实践中，“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从而使“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2］P418比如在南市的战斗中，“从警察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的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又如，在虹口的战斗中，工人群众“夺得警署，夺得枪械”。［2］P419再如，在浦东的战斗中，“全体工人罢工”，“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2］P420类似情形，不胜枚举，在当时的“七个区”中都是很明显的。正是因为工人群众在起义中用“夺取武装”的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才缴了警察的械、缴了反动军阀的械，武装了自己，从而不断壮大，最终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二）提出“草船借箭”的口号
在提出“夺取武装”思想的同时，陈独秀又在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草船借箭”的策略。在军阀统治摇摇欲坠而工人有组织的力量在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一些警察企图免于缴械，于是主动与工人纠察队进行“接洽”。对此，陈独秀主张要“表面敷衍，使他们不妨碍我们，最后仍要缴械，提出‘草船借箭’的口号”。［2］P224而后，中共便将“利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借用武器”的策略都美其名为“草船借箭”。［3］P155当时，中共不仅在军阀警察身上成功的实践了这一策略，而且借用保卫团的武器也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之一。保卫团本是军阀政府允许成立的一支合法资本家的武装。全市保卫团共“有一千余枪”，分属各个工厂的资本家掌握，名义上属于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商业联合会，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编制和领导。参加保卫团的人可以发一套制服，一支步枪和几发子弹，还经常有机会站岗放哨和受训，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不受干涉。这对于急需武装和训练的工人群众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在2月28日特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指出：保卫团“不敢先发难”，“我们要他们或借枪给我们，或影响我们。”［2］P224于是中共选派了一批优秀工人打入保卫团，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参加军事训练，取得枪支弹药，等待时机，配合工人的武装起义。打入保卫团的优秀分子，不但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带动和影响了原来的一批保卫队员，与工人纠察队共同战斗，向反动军阀进攻。在南市区就有一百八十多名保卫团成员主动与工人纠察队联系，自动参加了武装起义的斗争行列，支援了南市工人纠察队。”［3］P155可见，“草船借箭”策略显著的推动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到来。
“夺取武装”和“草船借箭”，简言之就是武器取之于敌，这为党在经费捉襟见肘以及政治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武装工人群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在起义之前即可获得部分武器武装自己，并争取一些武装同盟；更在于一旦这一思想普遍武装了起义工人的头脑后，便可极大增强革命武装力量壮大的内在潜力，从而为取得起义的胜利提供军事保证。
二、集中兵力，把握时机
鉴于“第一、二次暴动，由于准备不足”，力量分散，“时机掌握不准，遭到失败”，［4］P210陈独秀认识到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必须突出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兵力；二是选择最佳暴动时机。
（一）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
在2月24日的特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2］P153对于应集中的地点，他明确指出“应集中浦东”。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训练码头工人和流氓”充实自己的实力，［2］P152加上“海军陆战队一到，就驻川沙”［2］P148，这样革命的力量就大大增强了；另一方面他敏锐的观察到，“浦东的兵队较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于是，在浦东这一局部地区，只要集中工作，便可实现我强而敌弱的态势，也就“容易夺取武装”，最终便可取得暴动的胜利。［2］P152依据这一思想，他在2月28日的特委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照接洽情形，在战术上有一可注意的问题，即占领浦东问题，因党军将从宁波来浦东，同时保卫团兵士等都有接洽。是否我们可以先占据浦东，成立小政府，等党军一来，我们再成立浦西苏维埃。”［2P］224可见，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异常强大的情况下，陈独秀特别注意讲求集中兵力，造成局部地区敌弱我强的战略态势，从而实现局部斗争的胜利，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以影响全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提出“集中浦东”的战略构想未免有些不妥。这是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之一，要想取得起义的胜利，从策略上讲就必须尽量不让帝国主义者介入，“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2］P147而当时“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2］P419可见，在不触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要“集中浦东”是很难办到的。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罗亦农都不赞成陈独秀的这一提议，最终决定“由军委讨论”。［2］P152后来的起义中，也是分为“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分区突击，同时作战。［2］P419
尽管“集中浦东”的提议有些失当，但是“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的战略原则却是合理的。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强调，用兵要“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5］P114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6］P219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都主张集中兵力。马克思指出：“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7］P148并作出了“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的科学论断。［8］P157毛泽东也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9］P1197由此可见，陈独秀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是符合战略作战的共性和一般指导规律的。另外，这一原则在后来起义的具体战役中也得到了贯彻执行，尤其在闸北的巷战中表现得甚为明显。起义发动后，七个区的战斗，除了闸北其它“都比较的顺利”。于是，“工人武装会聚于闸北”，作“最后的激战”。［2］P421解决了几个比较容易攻取的敌人据点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最终胜利的结束了战斗。［2］P423可见，在具体的战役中，起义工人特别注意“集中”。
在战略上讲求集中，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但要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还必须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配合，尤其要北伐军向上海进军这样的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强大的军事上的压力和政治上的声势，以利于动员民众，孤立和分化敌人，一举取得暴动的成功。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对于起义时机的选取也极为重视。
（二）武装暴动要带点机会色彩
在3月5日的特委会议上“讨论暴动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在时间的选择上“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2］P282。对于该选择什么时候发动起义，由于形势的瞬息万变，他的想法历经数次变动。在2月26日的特委会议上，他指出：“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2］P191可见，此时陈独秀认为：北伐军到达上海之日便是起义发动之时。三月上旬，北伐军将“包抄沪宁路”，分两路进军上海：“一路由平望进取苏州，一路由宜兴进取常州。”据估计，“只要沪宁路一截断，上海就不成问题，上海的鲁军就无归路。”［2］P268-269而此间，据罗亦农分析：“上海已经空虚，帝国主义者已表现恐慌，工人及市民的情绪很高，商人因军用票亦极愤激”。［2］P252又据周恩来报告：“南市、浦东各处都有兵士或警察来接洽，愿收编”；资产阶级的保卫团也答应“一致动作”；“此外警长及卫队连都有接洽”；“兵工厂有兵来接洽，可出卖军械”。［2］P248-249由此可见，起义的时机较为成熟了，如果依然按照2月26日提出的等北伐军到上海再举行起义的想法来执行的话，有可能压抑群众的革命热情，反而不利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于是，在3月2日晚上8点召开的特委会议上，陈独秀再次对起义时机的问题作出指示：“苏常一下就动，松江下后亦动，但苏州下后是否要动，随时部分的动”。［2］P255这次，陈独秀将起义发动的时间定在了北伐军攻下苏州、常州或松江后，较之前次，有所靠前，且更为具体，这与飞速变化着的形势是分不开的。但鉴于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陈独秀对于时机的定夺是非常审慎的，到3月5日，他又指出：暴动“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龙华”。与3月2日进行比较，陈独秀对前一次的提法做了一些修正，更倾向于当我方处于绝对的优势之时再行发动起义。最后在综合了彭述之和周恩来的意见后，指出：“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2］P282这可以说是特委关于起义时机的最后决定。
陈独秀对于这一起义时机的选取是否恰当呢？列宁认为要取得起义的胜利最起码有三个条件具备：“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10］P274-2753月16日，北伐军攻克了溧阳、宜兴、金坛、丹阳等地，与此同时，在嘉兴方面的北伐军开始向上海进军，18日前锋到达松江境内的石湖荡，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的交通被切断，依据特委的指示，起义的时机成熟了。这时，“上海的奉鲁联军纪律败坏，军心涣散，在沪宁、沪杭路被切断之后，已成为瓮中之鳖，是上海工人武装发动政治攻势，以少胜多的最好时机；北伐军的前锋已到达上海近郊龙华，离市区仅有十五公里，是起义军与北伐军里应外合的极好机会；上海的工人、市民及一切革命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打倒军阀统治，欢迎北伐军的情绪非常高涨。”［3］P149由此可见，对于上海的革命力量来说，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皆以具备，同时与列宁提出的起义胜利必备的三个条件也是一致的。“罢工的武装工人及徒手工人群众”仅用“两日一夜”便占领了上海。［2］P415由此不难看出，陈独秀对于起义时机的把握是完全正确的。
三、军事战略特征
综观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的军事战略思想，不难看出其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战略目标明确，二是战略决策审慎。
在1927年3月6日发表于《向导》周报上发表的《我们目前的奋斗》一文中，陈独秀对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目标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国民革命的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这便是我们目前的奋斗。”［11］P1211可见，陈独秀对于起义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先期实现对鲁军倒行逆施的抵抗，然后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最终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建立民众的政府。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具体的起义指导过程中，他多次强调目标要明确。诚如前文所述，在具体指示如何夺取武装时，他即指出：不光武器的集中地——兵工厂要夺取，即零散于警察和兵士手上的“一支二支”也要夺取。这就为工人在起义中夺取武装指明了方向。另外，对于可以“借”用哪些武装的武器，陈独秀也做了明确指示，即军心业已涣散的警察和军阀以及资产阶级的保卫团。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中共以及起义的工人群众来说，无疑成为照亮其展开行动的灯塔。
一般来讲，战略决策是对战争或其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决定，也就是战争指导者的战略决心，是战争活动中主观指导最重要的表现，其正确与否，可以加速或延缓战争的进程，把前进的方向引入坦途或困境。因此，战略决策的作出一定要非常审慎。前文述及，陈独秀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一度数易判断，最终在特委会议充分讨论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思考，综合党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最终做出了决定：北伐军或占领松江，或占领苏州，或迫使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去，即可发动起义。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起义时机的决断是非常审慎的。
四、结语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固然与陈独秀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分不开，但另有两个重要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北伐军兵临城下与上海工人形成里应外合之势，而此时军阀部队又丧失了斗志。前两次武装起义之所以失败，固然有准备不充分的原因，但北伐军离上海太远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次起义时，北伐军远在福建和江西，因而上海工人不可能得到北伐军的有效策应。到第二次起义时，北伐军虽然已经到达浙江嘉兴，离上海只有八十公里，但它屯兵不进，起义也陷于失败。第三次武装起义则不同，北伐军已经到了上海郊区龙华，南京、苏州已经打下，军阀部队已成惊弓之鸟，而且工人武装在结束了北火车站战斗后又与薛岳的第一师成功汇合，从而一举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其次，上海工人阶级的充分动员、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斗争以及广大市民热烈支持。第一次起义前没有发动群众罢工，“暴动未起而失败”。第二次起义前虽然发动了总罢工，到第四天罢工工人达到“三十六万人”，但无广大市民的支持与配合；且罢工四天后才发动起义，群众情绪疲落。到第三次起义时，1927年3月21日总同盟罢工的第一天即有“八十万人”参加。［2］P418罢工后一小时即发动起义，工人们冲向敌人的据点，与之进行激烈的战斗。“在顽强抵抗的敌人的营垒之四围街市中，住户市民，借助木板，砖头，布袋，建筑起障碍物。”与此同时，“小饭店与小饼店的店伙紧急工作起来，赶做馒首食物等”，有的市民“袖带红巾”组成“输送队”，输送食物给“前线的战士充饥”，还有“袖带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线战［战线］后方”。［2］P419工人武装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通过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起义的胜利。可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尤其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义的胜利果实又被窃取了。究其原因，其中既有蒋介石力量的强大，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也有陈独秀个人因素的影响等。但应该肯定的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准备到发动的全过程中，陈独秀无疑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这乃是促使起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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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