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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Hirshleifer建立的交易费用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政府规模变量，阐述了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的关系。之后，本文以2009年106个国家（或地区）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平均水平下，政府规模的增加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降低社会交易费用；就动态角度分析而言，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影响呈现动态“V”型关系，经济发展前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经济发展后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经济发展后期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容量的提升，必然引起国家交易费用总量的上升；经济发展作为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其对平均交易费用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显著作用。
关键词：政府规模； 交易费用；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90025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交易费用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切费用，是源自建立、使用、维持和改变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和权利意义上的制度所涉及的费用[1]。就这个定义而言，优化制度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进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而政府是制度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因此，政府规模的大小，通过影响制度供给，对社会交易费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交易费用的大小，而且也从其阶段性特征上影响着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的作用，故而研究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的关系可以为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降低提供有利参考。
首先让我们对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已有的相关国内外研究做一个回顾。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三者关系的研究，较多地偏重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Barro[2]，Armey [3]，Rahn[4] 和Scully[5-6] 等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了经济增长视角下最优政府规模的存在，并将政府规模的变化描述成一个倒U型曲线。当然，除最优政府规模论外，经济学界关于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政府，大市场”，该观点认为一切经济活动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即政府规模在定位上应选择小政府，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密；二是大政府论，该观点认为应建立规模较大的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该理论代表人物是凯恩斯，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29—1933年大萧条[7]。
政府规模与交易费用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的界定上。Coase[8] 认为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市场机制便可以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然而，交易费用的存在就需要政府发挥其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制度是因为交易费用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也可以叫做制度成本[9] ，通过优化制度的职能，政府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政府规模极大地反映了政府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因此合理分析政府规模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但是，制度的供给并不一定降低交易费用，一些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建立的制度最终却增加了交易费用[10]。这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职能表现有关，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不同经济阶段政府制度供给（以政府规模作为参考指标）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另外，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加大交易费用，如政府自身的利益及政策目标需求[11]、寻租行为[12] 等。
关于交易费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的数理分析过程实现。Hirshleifer[13]以购买价和售出价的价差来衡量单个商品单笔交易的交易费用。李宗轩和杨秀萍[14]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交易费用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但增加到一定值后会逐渐降低。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上，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政府规模通过制度供给影响交易费用，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交易费用，而且在阶段上通过政府规模影响交易费用。本文试图以政府规模为切入点，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及诱因。
六、结论
就整个世界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言，政府规模越大的国家或地区，交易费用也相对越小。这表明，当前平均水平下，国家或地区政府规模的增加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而从动态角度分析而言，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呈现动态“V”型状态，经济发展前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经济发展后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市场机制趋于完善，政府规模扩大之后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进而使得交易费用不断增加。同时，通过统计描述发现，经济发展后期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容量的提升，必然引起国家交易费用总量的上升；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其对平均交易费用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显著作用。
参考文献：
[1]Furubotn， E.G. ， Rudolf， 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2]Barro， R.J.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Growth， Saving and Government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855，1989.
[3]Armey， R.K.The Freedom Revolution： The New Republican House Majority Leader Tells why Big Government Failed， why Freedom Works， and how We Will Rebuild America [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1995. [4]Rahn，R. W. What Is the Optimum Size of Government？[M].Washington，D.C.：Citizens for Budget Reform， 1996.
[5]Scully ，G .W. Measuring the Burden of High Taxes[J]. Policy Report， 1998，24（5）：207-215.
[6]Scully ，G .W. Optimal Tax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Public Choice， 2003， 115（3-4）： 299-312.
[7]康宇航. 政府规模优化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经纬，2004，（2）：16-18.
[8]Coase，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13.
[9]张五常. 交易费用的范式[J]. 社会科学战线，1999，（1）：1-9.
[10]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La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Luard， 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s： A Further Study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M].Landon： The Macmillan Press，1984.
[12]Streeten， P. P. Against Minimalism[A].Putteman，L.，Rueschemeyer，D.State and Market in Development：Synergy or Rivalry？[C]. Boulder：Lynne Rienner，1992.15-38.
[13]Hirshleifer，J. Exchange Theory： The Missing Chapter[J].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1973， 11（2）： 129-146.
[14]李宗轩，杨秀萍. 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J]. 商业时代，2012，（24）：8-9.
[15]赵红军. 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6]Schwab，K.，Sala-i-Martin，X.，Blanke，J.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R].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9.
[17]Gwartney， J.， Lawson， R.，Joshua，H.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1 Annual Report[M].Canada： The Fraser Institute， 2012.
[18]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J]. 经济研究，2007，（6）：51-64.
[19]劳伦斯·汉密尔顿.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第5版）[M].郭志刚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207.
[20]罗能生，罗富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2，（11）：19-28.
[21]马拴友.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J]. 世界经济，2000，（11）：59-64.
[22]周黎安，陶婧.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2009，（1）：57-69.
[23]高彦彦，苏炜，郑江淮.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世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2011，（2）：129-136.
[24]陈健，胡家勇.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J]. 财经问题研究，2003，（8）：3-7.
（责任编辑：巴红静）
关键词：政府规模； 交易费用；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90025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交易费用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切费用，是源自建立、使用、维持和改变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和权利意义上的制度所涉及的费用[1]。就这个定义而言，优化制度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进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而政府是制度供给的重要主体之一。因此，政府规模的大小，通过影响制度供给，对社会交易费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交易费用的大小，而且也从其阶段性特征上影响着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的作用，故而研究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的关系可以为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降低提供有利参考。
首先让我们对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交易费用已有的相关国内外研究做一个回顾。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三者关系的研究，较多地偏重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Barro[2]，Armey [3]，Rahn[4] 和Scully[5-6] 等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了经济增长视角下最优政府规模的存在，并将政府规模的变化描述成一个倒U型曲线。当然，除最优政府规模论外，经济学界关于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政府，大市场”，该观点认为一切经济活动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即政府规模在定位上应选择小政府，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密；二是大政府论，该观点认为应建立规模较大的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该理论代表人物是凯恩斯，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29—1933年大萧条[7]。
政府规模与交易费用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的界定上。Coase[8] 认为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市场机制便可以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然而，交易费用的存在就需要政府发挥其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制度是因为交易费用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也可以叫做制度成本[9] ，通过优化制度的职能，政府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政府规模极大地反映了政府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因此合理分析政府规模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但是，制度的供给并不一定降低交易费用，一些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建立的制度最终却增加了交易费用[10]。这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职能表现有关，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不同经济阶段政府制度供给（以政府规模作为参考指标）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另外，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加大交易费用，如政府自身的利益及政策目标需求[11]、寻租行为[12] 等。
关于交易费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的数理分析过程实现。Hirshleifer[13]以购买价和售出价的价差来衡量单个商品单笔交易的交易费用。李宗轩和杨秀萍[14]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交易费用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但增加到一定值后会逐渐降低。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上，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政府规模通过制度供给影响交易费用，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交易费用，而且在阶段上通过政府规模影响交易费用。本文试图以政府规模为切入点，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及诱因。
六、结论
就整个世界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言，政府规模越大的国家或地区，交易费用也相对越小。这表明，当前平均水平下，国家或地区政府规模的增加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而从动态角度分析而言，政府规模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呈现动态“V”型状态，经济发展前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经济发展后期交易费用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市场机制趋于完善，政府规模扩大之后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进而使得交易费用不断增加。同时，通过统计描述发现，经济发展后期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容量的提升，必然引起国家交易费用总量的上升；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其对平均交易费用的降低起到了积极的显著作用。
参考文献：
[1]Furubotn， E.G. ， Rudolf， 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2]Barro， R.J.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Growth， Saving and Government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855，1989.
[3]Armey， R.K.The Freedom Revolution： The New Republican House Majority Leader Tells why Big Government Failed， why Freedom Works， and how We Will Rebuild America [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1995. [4]Rahn，R. W. What Is the Optimum Size of Government？[M].Washington，D.C.：Citizens for Budget Reform， 1996.
[5]Scully ，G .W. Measuring the Burden of High Taxes[J]. Policy Report， 1998，24（5）：207-215.
[6]Scully ，G .W. Optimal Tax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Public Choice， 2003， 115（3-4）： 299-312.
[7]康宇航. 政府规模优化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经纬，2004，（2）：16-18.
[8]Coase，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13.
[9]张五常. 交易费用的范式[J]. 社会科学战线，1999，（1）：1-9.
[10]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La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Luard， 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s： A Further Study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M].Landon： The Macmillan Press，1984.
[12]Streeten， P. P. Against Minimalism[A].Putteman，L.，Rueschemeyer，D.State and Market in Development：Synergy or Rivalry？[C]. Boulder：Lynne Rienner，1992.15-38.
[13]Hirshleifer，J. Exchange Theory： The Missing Chapter[J].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1973， 11（2）： 129-146.
[14]李宗轩，杨秀萍. 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J]. 商业时代，2012，（24）：8-9.
[15]赵红军. 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6]Schwab，K.，Sala-i-Martin，X.，Blanke，J.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R].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9.
[17]Gwartney， J.， Lawson， R.，Joshua，H.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1 Annual Report[M].Canada： The Fraser Institute， 2012.
[18]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J]. 经济研究，2007，（6）：51-64.
[19]劳伦斯·汉密尔顿.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第5版）[M].郭志刚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207.
[20]罗能生，罗富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2，（11）：19-28.
[21]马拴友.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J]. 世界经济，2000，（11）：59-64.
[22]周黎安，陶婧.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2009，（1）：57-69.
[23]高彦彦，苏炜，郑江淮.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世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2011，（2）：129-136.
[24]陈健，胡家勇.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J]. 财经问题研究，2003，（8）：3-7.
（责任编辑：巴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