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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嘉莎·克里斯蒂是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被人们誉为“侦探女王”。她的作品都遵循逻各斯中心理论，以弘扬理性主义及二元对立中的优势项为己任；不仅如此，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抛却了侦探小说中常有的阴暗恐怖氛围，以及暴力血腥的场景，用细腻的情感赋予了作品理性、洁净的光芒，并以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完美地诠释了传统侦探文学惩恶扬善的主题。本文将通过分析其名篇《阳光下的罪恶》，充分展示其作品的魅力。
关键词：逻各斯中心理论；熵；二元对立
1.引言
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种，侦探小说可上溯到1841年，美国著名小说家爱伦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随后威尔基·克林斯，阿瑟·柯南·道尔，阿嘉莎·克里斯蒂，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前赴后继，推陈出新，终于在二十世纪20年代迎来了传统侦探文学的“黄金时代”。传统侦探小说以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情理之中却又意料之外的结局，展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在众多的侦探小说家中，英国小说家阿嘉莎·克里斯蒂脱颖而出。她的作品多达八十多部。尤其是以赫邱里·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作品不仅脍炙人口，更是为她赢得了“侦探女王”的殊荣。不仅如此，传统侦探小说中的元素都在她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
本文将通过分析《阳光下的罪恶》，充分展示二元对立原则以及线性叙事结构在传统侦探小说中的应用，从而完美地体现其魅力。
2.傳统侦探小说中的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在逻各斯中心理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构成了一种默许的等级，处于二元对立中的首项总是扮演特权与优秀的角色，而末项仅仅是它的派生物与卑劣项”(摘引自艾布拉姆58)，例如：男与女，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等，都是常见的二元对立关系。传统侦探小说往往弘扬的是这些二元对立项的正面，如美、正义、忠诚，其它诸如自由、民主、独立、秩序也都成为二元对立中的正义项，并以此贯穿整部侦探作品的主题。
自柏拉图以来，逻各斯中心理论就成为西方哲学的精髓。“西方哲学既是‘语音中心的，’即以‘活的声音’为中心并深刻地怀疑文字，也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是‘逻各斯中心的’，即坚定不移地相信某个终极的‘词’，如‘在’、‘本质’、‘真理’或‘实在’等等，它们将作为我们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活动。”(伊格尔顿2007：128—129)
遵循逻各斯中心理论，传统侦探小说家以弘扬理性主义为己任，作品中的著名侦探无一例外都是善于使用智慧与逻辑的理性人物。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都是通过理智的判断和推理破解了无数谜案。
2.1《阳光下的罪恶》中理性主义的表现
阿加莎·克里斯蒂惯长使用三种策略来把罪犯隐藏在最不经意的角落。首先是“最大犯罪嫌疑人策略”，即最明显的罪犯往往具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如《阳光下的罪恶》中，当阿伦娜被谋杀后，波洛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然而令波洛遗憾的是他有充足的不在现场证明。正是他和艾米莉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
克里斯蒂的第二种策略：“最小犯罪嫌疑人策略”，即最没有可能犯罪的人往往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如《阳光下的罪恶》中克拉斯廷与马歇尔都是三角恋爱中的受害者。然而相较于马歇尔，克拉斯廷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同情。因为马歇尔对于妻子的风骚成性早已熟识，对于她的风流艳事也早已淡定自如，而克拉斯廷对于丈夫与阿伦娜的婚外情却表现得如此受伤与无助，况且她那双纤巧的手又怎能将受害者掐死?
如果我们把克里斯蒂看成捉迷藏游戏中的隐藏高手，那么波洛则要凭借他的逻辑推理成为当之无愧的搜寻强敌了。面对克里斯蒂的前两种策略，波洛的理性发挥了作用。首先，他怀疑那具尸体是活人扮演的，那么唯一能帮助雷德弗恩的只有他的妻子克拉斯廷。波洛于是安排客人们出去远足。途经一座狭窄的高架悬桥时，克拉斯廷异常轻松地跑了过去，而艾米莉却由于恐高症几乎晕倒在桥上。另据调查，克拉斯廷曾是一位体育教师，完全有体力飞快地跑向悬崖并顺着高耸的云梯下到阿伦娜所在的海滩。不仅如此，由于阿伦娜所藏身的洞穴非常狭窄，所以无法看到云梯与海滩的绝大部分。她有充足的机会穿上与阿伦娜一致的服装躺在沙滩上扮演其尸体。与此同时雷德弗恩与艾米莉的船“恰巧”经过，于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受害人的尸体”。艾米莉由于恐高症不得不从水路返回小岛报案，克拉斯廷则迅速起身，再由悬崖云梯返回旅馆，洗去身上的棕色防晒霜。雷德弗恩则唤出藏身洞穴中的阿伦娜，将其掐死后等待警察的到来。
至此，波洛还要经受克里斯蒂最后一个策略，即“同等机会犯罪嫌疑人策略”的考验。因为与死者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谋杀动机，但波洛还是易如反掌地解开了这最后一个难题。虽然马歇尔有充足的理由杀死自己的妻子，他的绅士风度绝对不允许他如此举动；虽然琳达一直渴望杀死自己的继母，但“有谋杀的欲望和真正杀了人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阳光188)虽然达恩利小姐对波洛撒了谎，但那是为了保护她深爱的马歇尔……他们都不可能实施谋杀。波洛最终依靠自己的理智与逻辑走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布下的重重陷阱，而走出迷宫的唯一途径就是侦探近乎于完美的理性。
2.2忠诚与背叛：《阳光下的罪恶》
在《阳光下的罪恶了》里，克里斯蒂还弘扬了忠诚的美德，成功地体现了二元对立的原则。小说中度假的人们相聚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小岛上。他们彼此打量、揣孽，试图将对方归人一个个用传统思维道德界定的人物模式中。阿伦娜·斯图尔特的出现“令海滩上每一个女人都黯然失色。同样无法避免的是，每个男人的眼睛都牢牢盯在了她的身上。”(阳光12)她的美貌甚至像磁石一般吸引了年轻英俊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
“这景象令波洛联想到了罗盘上的针。无论在和何种情况下，罗盘上的针都是应该遵守磁性定律，指向北方。现在，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就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本来他是向妻子走出的——被那位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阿伦娜·斯图尔特吸了过去。她面带迷人的微笑站在水边的海滩上，全然不顾周围人充满了谴责、嫉妒和不屑的种种眼光，然后她沿着海边，优雅地迈开了步子，与雷德弗恩先生并肩向前走去。在一块岩石旁边，她伸展四肢，轻轻躺了下来。雷德弗恩则顺势跪在了她旁边。就在此时，雷德弗恩夫人终于不堪忍受，猛地站了起来，走进了旅馆。”(阳光13—14)
看着阿伦娜与雷德弗恩在公众场合调情，听着人们愤愤不平的议论，波洛焦虑地预感到了一桩逐渐临近的谋杀，因为她(他)的行为已跨越了身为人妻、人夫的道德底线。尽管波洛尽全力劝阻雷德弗恩不要忽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事态的发展还是走向了他 最不愿意看到的一面，阿伦娜被谋杀了。
克里斯蒂以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来设计《阳光下的罪恶》中人物的命运，波洛同样遵循这一原则来断案并寻找作案动机，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阿莲娜背叛自己的丈夫，成为邪恶的化身，同时也成为传统侦探文学所批判的对象。而她忠心耿耿的丈夫在小说的结尾则收获了忠贞的爱情。作品完美地诠释了传统侦探小说中惩恶扬善的主题。
3.传统侦探小说的线性叙事模式与“熵”的变化
“熵”这个物理学概念最早为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根据物理的热力学定理，一个封闭的热力学体系与外界没有任何能量与物质的转换，因此分子的运动将越来越无序，无序的极致便最终达到一种等温的热平衡状态。‘熵’的概念便是用来衡量这种无序的等级”(陈士丹24)。熵在品钦的作品中则被用来衡量信息量的多少。信息量的多少与熵成为正比。
传统的侦探小说往往具有线性的叙事结构。一起谋杀案发生往往伴随着无数纷乱的信息：许多人便被卷入案件，并成为侦探的调查对象。此时侦探的信息庞杂而无序，熵趋近于无穷大；随着小说主体部分的推进，侦探对案件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调查，看似混乱与无序的信息逐渐被归纳澄清，熵呈现一种逐渐减弱的趋势；当罪犯被绳之以法，案情水落石出时，所有无关的、凌乱的信息都会像断了线的珍珠般被整齐有序地重新穿到绳索上，最终完成一串美丽而完整的项链，熵最终归为零。《阳光下的罪恶》就完美地呈现了这样一种封闭的线性叙事结构。
颇负盛名的罗杰大酒店坐落于一个美丽的小岛上，舒适豪华的房间，精美可口的菜肴，丰富多彩的沙滩活动构成了阳光底下最理想的度假环境。这里仅有一条混凝土建成的堤道通往内陆。除此之外，小岛几乎与内陆完全隔绝。于是当相关的游客聚集在一起，一桩设计完美的谋杀案便在风景如画的小岛上发生了。美丽迷人的阿伦娜·斯图尔特小姐被人谋杀在了海滩上。
警察旋即关闭了通往内陆的唯一通道。换言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海岛上，所有的游客都成为了犯罪嫌疑人，都必须接受大侦探波洛的询问与调查。所有的人都尽可能详尽地汇报了案发时段内自己的活动与证明人。五花八门的信息堆砌在波洛面前：扔出窗外的化妆瓶、正午时分传来的洗澡水声、受害者生前接到的威胁电话及其本人风骚成性，勾引有妇之夫的性格特征……无数的反馈都暗示着几乎所有的嫌疑人都有着足够谋杀阿伦娜的动机：常年忍受受害者不忠的苦闷丈夫、其情夫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的嫉妒而痛苦无助的妻子、由于自身经历而对红杏出墙的女性怀有仇恨心理的牧师、深爱着阿伦娜品行兼优的丈夫却无缘相聚的罗斯蒙德小姐……不仅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确凿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混乱繁杂的信息使得“熵”处于无穷大。接下来就要依靠侦探的邏辑推理与理性将他们梳理归纳，由繁入简，将“熵”逐渐减弱。
如果说前面的故事情节都遵循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即“设迷一解谜”的过程，那么克里斯蒂在其作品中为主人公加上的“说谜”环节就更加清晰明了地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晰。经过波洛缜密的推理和仔细的思考，最终将游客们聚集到一起，向他们讲述案件的真实经过。正是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与妻子设计了这个巧妙的谋杀。他们利用阿伦娜的单纯与愚蠢，诱骗她的钱财后又将其杀人灭口。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因丈夫出轨而极端痛苦与无助的女人；更没人怀疑“深爱着”阿伦娜的英俊“单纯”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整个案件的过程都极其巧妙地按照传统侦探小说的结构推进着，却又总是出乎于读者预料之外。
小说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看似无关的信息，还提供了用以使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的假线索，更为高明的是案件的最大嫌疑人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拥有着“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然而不管案件如何复杂，波洛将许许多多杂乱的线索按照时间和逻辑重新排列组合，化繁为简，最终真实而完美地向众人再现了整个谋杀案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于是真正的罪犯落入了法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善良而彼此相爱的人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一起。所有情节的设计和发展既符合读者对侦探小说结构的预期，又一次次超越读者的想象，直到最后的“说谜”时刻，才尘埃落定地将所有信息的熵归为零，圆满地为案件画上一个句号。作者在完成一个线性叙事结构故事的同时，也使读者的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与满足。
4.结语
作为一位女性作者，阿嘉莎·克里斯蒂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精致的写作风格，精巧的情节设计，都将理性的美发挥到了极致。她抛却了侦探小说中常有的阴暗恐怖氛围，以及暴力血腥的场景，并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情感去弘扬忠贞的爱情、纯洁的亲情，去鞭挞背叛与残暴，赋予了作品理性、洁净的光芒，并以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完美地诠释了传统侦探文学的主题。
关键词：逻各斯中心理论；熵；二元对立
1.引言
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种，侦探小说可上溯到1841年，美国著名小说家爱伦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随后威尔基·克林斯，阿瑟·柯南·道尔，阿嘉莎·克里斯蒂，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前赴后继，推陈出新，终于在二十世纪20年代迎来了传统侦探文学的“黄金时代”。传统侦探小说以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情理之中却又意料之外的结局，展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在众多的侦探小说家中，英国小说家阿嘉莎·克里斯蒂脱颖而出。她的作品多达八十多部。尤其是以赫邱里·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作品不仅脍炙人口，更是为她赢得了“侦探女王”的殊荣。不仅如此，传统侦探小说中的元素都在她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
本文将通过分析《阳光下的罪恶》，充分展示二元对立原则以及线性叙事结构在传统侦探小说中的应用，从而完美地体现其魅力。
2.傳统侦探小说中的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在逻各斯中心理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构成了一种默许的等级，处于二元对立中的首项总是扮演特权与优秀的角色，而末项仅仅是它的派生物与卑劣项”(摘引自艾布拉姆58)，例如：男与女，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等，都是常见的二元对立关系。传统侦探小说往往弘扬的是这些二元对立项的正面，如美、正义、忠诚，其它诸如自由、民主、独立、秩序也都成为二元对立中的正义项，并以此贯穿整部侦探作品的主题。
自柏拉图以来，逻各斯中心理论就成为西方哲学的精髓。“西方哲学既是‘语音中心的，’即以‘活的声音’为中心并深刻地怀疑文字，也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是‘逻各斯中心的’，即坚定不移地相信某个终极的‘词’，如‘在’、‘本质’、‘真理’或‘实在’等等，它们将作为我们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活动。”(伊格尔顿2007：128—129)
遵循逻各斯中心理论，传统侦探小说家以弘扬理性主义为己任，作品中的著名侦探无一例外都是善于使用智慧与逻辑的理性人物。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都是通过理智的判断和推理破解了无数谜案。
2.1《阳光下的罪恶》中理性主义的表现
阿加莎·克里斯蒂惯长使用三种策略来把罪犯隐藏在最不经意的角落。首先是“最大犯罪嫌疑人策略”，即最明显的罪犯往往具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如《阳光下的罪恶》中，当阿伦娜被谋杀后，波洛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然而令波洛遗憾的是他有充足的不在现场证明。正是他和艾米莉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受害者的尸体。
克里斯蒂的第二种策略：“最小犯罪嫌疑人策略”，即最没有可能犯罪的人往往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如《阳光下的罪恶》中克拉斯廷与马歇尔都是三角恋爱中的受害者。然而相较于马歇尔，克拉斯廷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同情。因为马歇尔对于妻子的风骚成性早已熟识，对于她的风流艳事也早已淡定自如，而克拉斯廷对于丈夫与阿伦娜的婚外情却表现得如此受伤与无助，况且她那双纤巧的手又怎能将受害者掐死?
如果我们把克里斯蒂看成捉迷藏游戏中的隐藏高手，那么波洛则要凭借他的逻辑推理成为当之无愧的搜寻强敌了。面对克里斯蒂的前两种策略，波洛的理性发挥了作用。首先，他怀疑那具尸体是活人扮演的，那么唯一能帮助雷德弗恩的只有他的妻子克拉斯廷。波洛于是安排客人们出去远足。途经一座狭窄的高架悬桥时，克拉斯廷异常轻松地跑了过去，而艾米莉却由于恐高症几乎晕倒在桥上。另据调查，克拉斯廷曾是一位体育教师，完全有体力飞快地跑向悬崖并顺着高耸的云梯下到阿伦娜所在的海滩。不仅如此，由于阿伦娜所藏身的洞穴非常狭窄，所以无法看到云梯与海滩的绝大部分。她有充足的机会穿上与阿伦娜一致的服装躺在沙滩上扮演其尸体。与此同时雷德弗恩与艾米莉的船“恰巧”经过，于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受害人的尸体”。艾米莉由于恐高症不得不从水路返回小岛报案，克拉斯廷则迅速起身，再由悬崖云梯返回旅馆，洗去身上的棕色防晒霜。雷德弗恩则唤出藏身洞穴中的阿伦娜，将其掐死后等待警察的到来。
至此，波洛还要经受克里斯蒂最后一个策略，即“同等机会犯罪嫌疑人策略”的考验。因为与死者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谋杀动机，但波洛还是易如反掌地解开了这最后一个难题。虽然马歇尔有充足的理由杀死自己的妻子，他的绅士风度绝对不允许他如此举动；虽然琳达一直渴望杀死自己的继母，但“有谋杀的欲望和真正杀了人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阳光188)虽然达恩利小姐对波洛撒了谎，但那是为了保护她深爱的马歇尔……他们都不可能实施谋杀。波洛最终依靠自己的理智与逻辑走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布下的重重陷阱，而走出迷宫的唯一途径就是侦探近乎于完美的理性。
2.2忠诚与背叛：《阳光下的罪恶》
在《阳光下的罪恶了》里，克里斯蒂还弘扬了忠诚的美德，成功地体现了二元对立的原则。小说中度假的人们相聚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小岛上。他们彼此打量、揣孽，试图将对方归人一个个用传统思维道德界定的人物模式中。阿伦娜·斯图尔特的出现“令海滩上每一个女人都黯然失色。同样无法避免的是，每个男人的眼睛都牢牢盯在了她的身上。”(阳光12)她的美貌甚至像磁石一般吸引了年轻英俊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
“这景象令波洛联想到了罗盘上的针。无论在和何种情况下，罗盘上的针都是应该遵守磁性定律，指向北方。现在，帕特里克·雷德弗恩就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本来他是向妻子走出的——被那位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阿伦娜·斯图尔特吸了过去。她面带迷人的微笑站在水边的海滩上，全然不顾周围人充满了谴责、嫉妒和不屑的种种眼光，然后她沿着海边，优雅地迈开了步子，与雷德弗恩先生并肩向前走去。在一块岩石旁边，她伸展四肢，轻轻躺了下来。雷德弗恩则顺势跪在了她旁边。就在此时，雷德弗恩夫人终于不堪忍受，猛地站了起来，走进了旅馆。”(阳光13—14)
看着阿伦娜与雷德弗恩在公众场合调情，听着人们愤愤不平的议论，波洛焦虑地预感到了一桩逐渐临近的谋杀，因为她(他)的行为已跨越了身为人妻、人夫的道德底线。尽管波洛尽全力劝阻雷德弗恩不要忽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事态的发展还是走向了他 最不愿意看到的一面，阿伦娜被谋杀了。
克里斯蒂以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来设计《阳光下的罪恶》中人物的命运，波洛同样遵循这一原则来断案并寻找作案动机，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阿莲娜背叛自己的丈夫，成为邪恶的化身，同时也成为传统侦探文学所批判的对象。而她忠心耿耿的丈夫在小说的结尾则收获了忠贞的爱情。作品完美地诠释了传统侦探小说中惩恶扬善的主题。
3.传统侦探小说的线性叙事模式与“熵”的变化
“熵”这个物理学概念最早为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根据物理的热力学定理，一个封闭的热力学体系与外界没有任何能量与物质的转换，因此分子的运动将越来越无序，无序的极致便最终达到一种等温的热平衡状态。‘熵’的概念便是用来衡量这种无序的等级”(陈士丹24)。熵在品钦的作品中则被用来衡量信息量的多少。信息量的多少与熵成为正比。
传统的侦探小说往往具有线性的叙事结构。一起谋杀案发生往往伴随着无数纷乱的信息：许多人便被卷入案件，并成为侦探的调查对象。此时侦探的信息庞杂而无序，熵趋近于无穷大；随着小说主体部分的推进，侦探对案件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调查，看似混乱与无序的信息逐渐被归纳澄清，熵呈现一种逐渐减弱的趋势；当罪犯被绳之以法，案情水落石出时，所有无关的、凌乱的信息都会像断了线的珍珠般被整齐有序地重新穿到绳索上，最终完成一串美丽而完整的项链，熵最终归为零。《阳光下的罪恶》就完美地呈现了这样一种封闭的线性叙事结构。
颇负盛名的罗杰大酒店坐落于一个美丽的小岛上，舒适豪华的房间，精美可口的菜肴，丰富多彩的沙滩活动构成了阳光底下最理想的度假环境。这里仅有一条混凝土建成的堤道通往内陆。除此之外，小岛几乎与内陆完全隔绝。于是当相关的游客聚集在一起，一桩设计完美的谋杀案便在风景如画的小岛上发生了。美丽迷人的阿伦娜·斯图尔特小姐被人谋杀在了海滩上。
警察旋即关闭了通往内陆的唯一通道。换言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海岛上，所有的游客都成为了犯罪嫌疑人，都必须接受大侦探波洛的询问与调查。所有的人都尽可能详尽地汇报了案发时段内自己的活动与证明人。五花八门的信息堆砌在波洛面前：扔出窗外的化妆瓶、正午时分传来的洗澡水声、受害者生前接到的威胁电话及其本人风骚成性，勾引有妇之夫的性格特征……无数的反馈都暗示着几乎所有的嫌疑人都有着足够谋杀阿伦娜的动机：常年忍受受害者不忠的苦闷丈夫、其情夫帕特里克·雷德弗恩的嫉妒而痛苦无助的妻子、由于自身经历而对红杏出墙的女性怀有仇恨心理的牧师、深爱着阿伦娜品行兼优的丈夫却无缘相聚的罗斯蒙德小姐……不仅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确凿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混乱繁杂的信息使得“熵”处于无穷大。接下来就要依靠侦探的邏辑推理与理性将他们梳理归纳，由繁入简，将“熵”逐渐减弱。
如果说前面的故事情节都遵循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即“设迷一解谜”的过程，那么克里斯蒂在其作品中为主人公加上的“说谜”环节就更加清晰明了地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晰。经过波洛缜密的推理和仔细的思考，最终将游客们聚集到一起，向他们讲述案件的真实经过。正是帕特里克·雷德弗恩与妻子设计了这个巧妙的谋杀。他们利用阿伦娜的单纯与愚蠢，诱骗她的钱财后又将其杀人灭口。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因丈夫出轨而极端痛苦与无助的女人；更没人怀疑“深爱着”阿伦娜的英俊“单纯”的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整个案件的过程都极其巧妙地按照传统侦探小说的结构推进着，却又总是出乎于读者预料之外。
小说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看似无关的信息，还提供了用以使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的假线索，更为高明的是案件的最大嫌疑人帕特里克·雷德弗恩拥有着“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然而不管案件如何复杂，波洛将许许多多杂乱的线索按照时间和逻辑重新排列组合，化繁为简，最终真实而完美地向众人再现了整个谋杀案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于是真正的罪犯落入了法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善良而彼此相爱的人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一起。所有情节的设计和发展既符合读者对侦探小说结构的预期，又一次次超越读者的想象，直到最后的“说谜”时刻，才尘埃落定地将所有信息的熵归为零，圆满地为案件画上一个句号。作者在完成一个线性叙事结构故事的同时，也使读者的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与满足。
4.结语
作为一位女性作者，阿嘉莎·克里斯蒂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精致的写作风格，精巧的情节设计，都将理性的美发挥到了极致。她抛却了侦探小说中常有的阴暗恐怖氛围，以及暴力血腥的场景，并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情感去弘扬忠贞的爱情、纯洁的亲情，去鞭挞背叛与残暴，赋予了作品理性、洁净的光芒，并以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完美地诠释了传统侦探文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