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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0日，笔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过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维老人说：“1950年初，是叶剑英政治生涯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是叶剑英最不开心的日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结合广东实际稳步推进的土改方略，被斥责为右倾动摇并遭到强烈的批评，他为此作过顾全大局却又是被迫的违心的检讨。”
笔者由此联想到一则史料，即叶剑英在游览五台山时，曾拾得三张被农民毁弃的佛像画片，后经请专家补缀而珍藏起来，并在佛像画片旁边题写了几句话：“一九四七年秋，予参加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全国土地改革会议，归时游五台山，时已经土地改革，作三绝以纪之。这三张画像，即在藏经楼上的破片也。一九五一年镶补于广州，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补志。”
可见在那个“最困难”的日子里，叶剑英从正在进行的广东土改运动中，想到了1947年春至1948年春在担任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书记期间并非自己主动介入却卓有成效的山西五台、临县土改纠偏工作。
题记中提到的“三绝”即《过五台山》组诗。“可有神工能扫雾”则是《过五台山》组诗中的一句，它写出了叶剑英当时的疑虑和期待。
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搞极左，毛泽东却批评中央后委：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1947年春，在叶剑英率领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北的严峻局面，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前委即中共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开赴山西西北临县地区，负责后方工作。
3月12日，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于3月底陆续到达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之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镇，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央后委为协助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所回忆的：“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王震回忆了毛泽东对中央后委的赞扬，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则回忆了毛泽东对中央后委的批评：1948年毛主席经过三交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其中一件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在那里搞，但主席说：“你们后委就驻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中共中央机关在决定一分为三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团长、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为副团长的中央土改团，与从延安撤退的队伍一道，开赴晋西北工作。其中康生率曹轶欧、凌云以及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等到达临县郝家坡，设立中央土改团总团部。郝家坡在临县县城以北，中央后委所在地在县城以南，两地相距大约30公里。随着康生的到来，晋绥土改“左”倾严重错误开始了。
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全国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4月，广大农民就已经开始向汉奸、恶霸地主进行清算斗争。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后，晋绥土改运动全面铺开。最初发展缓慢，也比较平稳。晋绥分局首先从各级党政机关选调了一大批干部，进行土地改革政策培训，组成了工作团，分赴全边区各县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区、村进行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情况调查。在全面掌握农村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对晋绥解放区抗战以来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的变化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不同阶级的划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后，工作团再次重返农村土改试点，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摸清阶级，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建立农会，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申冤报仇，启发、提高阶级觉悟，划分成分，毁契烧约，清算账目，分配土地。
到1947年3月，康生、陈伯达率领中央土改团来到临县郝家坡后，全面否定了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规定。康生派人到郝家坡、张家湾、白文、南庄、后甘泉等六个村子的坟地看围墙和石碑，查三代定成分，把许多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划为地主、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影响了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致使临县从1947年初至1948年2月，错误地处死了不少人。从此，晋绥土改的极左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在康生的操纵下，本来就出现“左”的偏向的晋绥土改运动走向了极端。很快，群众自发起来斗支书，撤销党支部乃至县委，进行所谓“搬石头”“揭盖子”及“审查撤销党的基层组织”的运动，搞得整个边区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党员干部随时都有被撤换和被害的危险。
中央土改团成员曾彦修对临县土改的“左”倾严重错误有着深切的体验。1947年7月，他从朔县（今属朔州市）南下经兴县到达郝家坡参加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他这样回忆会议期间他看到的康生“左得出边”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否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群众的手脚。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当然非真烧，而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定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有盲动了。……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就是出自康生的这个指令。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圆、首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的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必然就要发生武斗现象。……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 时任临县县委副书记的冯文耀也回忆了有关康生极左做法的一些细节：“一九四七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三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昌荣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外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在场的人不知何故。（当地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在斗争会前，他们总会把好衣服穿在里面。）散会后，他把各村的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银圆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在地下。康生根据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底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缴底财，否则将被严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
叶剑英和中央后委缘何不直接向康生提出不同看法
毋庸讳言，中央后委和叶剑英、杨尚昆对康生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有所了解的。
杨尚昆晚年回忆他到后甘泉见到康生时，康生“眉飞色舞地”讲了一大篇“极左的东西”：“他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什么叫‘化形’呢？解放区有个政策，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没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康生却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他把这些人称作‘化形’地主。康生还和陈伯达一起搞出划分‘化形’地主富农的四条标准，就是：一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看土地和财产的历史根源；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的态度。陈伯达更把它扼要地说成三条：查三代，看历史；看铺的摊子大小；看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标准，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百分之八，将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杨尚昆回忆说：“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基层干部中有些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很多人对康生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不满，这是正当的。康生却把这些干部都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
对晋绥土改中的“左”倾做法，中央后委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了解的，当时康生“搬石头”搞“贫雇农坐天下”的这股“左”风也刮到了中央后委机关。杨尚昆回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了，也要开‘搬石头’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你们得听我的，谁也不许动，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信员，表现得特别激烈，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关，有组织纪律。”
那么，中央后委及叶剑英为何不直接向康生提出不同看法呢？
首先，中央土改团团长康生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1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排位仅在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和陈云之后。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只是中央委员，而副书记杨尚昆则连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见在党内康生和中央后委领导人还是上下级的关系。同时，中央后委与土改团也属不同系统。杨尚昆说过：“对康生那一套，我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看法，因为他不归我们后委管，只想等有机会时向上面反映。”
其次，当时住在康生土改团总部附近的党内多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还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等，对康生也很有意见，但同样也不敢向他提出来。他们将意见反映给杨尚昆，杨尚昆只能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土改团的成员、临县代理县委书记赵林。
再次，人们对延安整风时康生搞的极左的“抢救运动”心有余悸。当时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人数的26%，而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53%。就说叶剑英吧，1943年夏，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审干的“抢救运动”做法不对头，直接向党中央负责人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的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康生。康生及其同伙遂告叶剑英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家属，直至两次剥夺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时任任弼时政治秘书的师哲回忆：1944年春天，康生“暗中搜集叶剑英夫人的‘材料’，准备将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特务’，再株连叶剑英。我曾得到一点风声，对他说过‘不要捕风捉影’，他反怪我‘把消息透露出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康生的态度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是信任康生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并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就是在后来，毛泽东看到整风审干问题严重，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但还是没有直接批评过康生。尽管由于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一系列表现，也使毛泽东认为这个人“左”，并说过“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但他依然对康生委以重任，让康生担任中央土改团的团长到晋绥搞土改试点。毛泽东还将从莫斯科回延安不久的儿子毛岸英托付给康生，让儿子随康生和土改团到晋绥到渤海，随团锻炼学习本领。
1947年底至1948年初，毛泽东领导土改纠“左”工作的时候，同样没有批评康生。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晋绥土改中存在的“左”的问题，毛泽东批评的是晋绥分局，认为晋绥党组织在工作中发生了“左”的偏向。在谈到晋绥土改纠偏等工作的成功原因时，毛泽东还点名表扬了康生。 随着战局平稳和顺利的推进，毛泽东终于有可能把相当的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了。1947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稿时，强调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12月下旬，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新问题，即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中农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划成分在晋西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了不团结中农的问题。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人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投降倾向一样。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增进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及党员的地主思想洗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个伟大会议。今天，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泼冷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逆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要反“左”。
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到24日为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又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形势和政策。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与组长任弼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12月21日，在讨论农村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时，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北伐时的统一战线很好的，把北洋军阀孤立了。内战时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益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这是一个战略家高瞻远瞩的判断。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讲了一段意思与此大体相同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1948年1月，叶剑英回到中央后委，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叶剑英认为晋绥土改纠偏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这时，在三交镇召开的临县土改和整党总结大会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本来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宣告结束，但参加总结大会的各区委书记、区长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他们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他们对主持大会的县委副书记冯文耀和县土改团副团长康乃尔说：“你们说了还不算数。”冯劝大家继续开会：“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临县的黑暗是暂时的，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被纠正的，应该对大会负起责来。”但大家依然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大会上发言。冯文耀与康乃尔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反映临县干部群众要他出面领导解决本县土改中的“左”倾偏向错误。先前县里的干部也有向叶剑英反映有关情况的，那时他以主管军事工作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为由，一再婉言谢绝。这一次，叶剑英认为不论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而且出现了土改纠偏的关键契机，即冯文耀报告中说的临县土改总结会议开不下去了。
于是，叶剑英答应临县县委的请求，一面请示中共中央，一面交代冯文耀回三交镇找来正在开会的五六个区级干部，当天下午就在中央后委驻地召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冯文耀、康乃尔、刘万山等县、区两级干部，边说边哭，控诉土改的“左”倾过火。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后委领导都出席了座谈会，叶剑英还专门叫来两个速记员作记录。叶剑英赞扬参加座谈会的干部敢于坚持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和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他指出：临县土改打倒了地主，我们党的干部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
接着，叶剑英又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一面同杨尚昆等一起到文白区等附近农村作实地调查。经过座谈和调查，叶剑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召开三交土改纠偏会议，晋绥土改中的“左”倾偏向迅速得到纠正
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中“左”的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以及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二至三天，但到会者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会议开始时，叶剑英根据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临县土改中的实际情况，作了重要讲话。
为了讲清土改纠偏问题，叶剑英首先着重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说：“中国革命斗争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目前这样好的形势。在政治上，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向往解放区，蒋介石的处境空前孤立。在军事上，我军已逼近长江，离全国胜利已经不远了。要夺取胜利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分清敌我友，善于向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要善于分化百分之十的革命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总之，要牢固树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观念。现在全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没有解放，那里的人民都在打听解放区的消息，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对各个阶层要有十分明确的态度，才能广泛团结人民，孤立和打击敌人，弄清楚这一点，政策就容易掌握了。”
在着重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之后，叶剑英具体阐述了土改纠偏的相关政策的若干问题。
关于怎样划分阶级，叶剑英强调：“土改运动中，对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什么以查三代、查历史、查政治表现作为定成分的依据是十分错误的。”他深刻地分析了康生主持的临县土改试点划分阶级中发生那么多问题的原因，指出“其原因是我们划分阶级标准的花样太多了”，那种“没有通过民主方式，只通过占少数人的贫雇农团”的群众自发运动决定阶级成分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向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的八条新规定，指出孤寡残，以及教师、医生、工人有部分土地出租或请人代耕者，都不能定为富农；对富农与中农的界限要分清，只要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的25%，都是富裕中农；对革命军人成分的评定，要持慎重态度，否则会影响部队的稳定。他要求到会的同志，要严格掌握中央关于划定成分的标准，回去认真作一次检查，对的就坚持，错的要坚决纠正过来。
笔者由此联想到一则史料，即叶剑英在游览五台山时，曾拾得三张被农民毁弃的佛像画片，后经请专家补缀而珍藏起来，并在佛像画片旁边题写了几句话：“一九四七年秋，予参加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全国土地改革会议，归时游五台山，时已经土地改革，作三绝以纪之。这三张画像，即在藏经楼上的破片也。一九五一年镶补于广州，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补志。”
可见在那个“最困难”的日子里，叶剑英从正在进行的广东土改运动中，想到了1947年春至1948年春在担任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书记期间并非自己主动介入却卓有成效的山西五台、临县土改纠偏工作。
题记中提到的“三绝”即《过五台山》组诗。“可有神工能扫雾”则是《过五台山》组诗中的一句，它写出了叶剑英当时的疑虑和期待。
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搞极左，毛泽东却批评中央后委：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1947年春，在叶剑英率领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北的严峻局面，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前委即中共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开赴山西西北临县地区，负责后方工作。
3月12日，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于3月底陆续到达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之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镇，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中央后委为协助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所回忆的：“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王震回忆了毛泽东对中央后委的赞扬，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则回忆了毛泽东对中央后委的批评：1948年毛主席经过三交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其中一件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在那里搞，但主席说：“你们后委就驻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中共中央机关在决定一分为三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团长、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为副团长的中央土改团，与从延安撤退的队伍一道，开赴晋西北工作。其中康生率曹轶欧、凌云以及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等到达临县郝家坡，设立中央土改团总团部。郝家坡在临县县城以北，中央后委所在地在县城以南，两地相距大约30公里。随着康生的到来，晋绥土改“左”倾严重错误开始了。
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全国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4月，广大农民就已经开始向汉奸、恶霸地主进行清算斗争。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后，晋绥土改运动全面铺开。最初发展缓慢，也比较平稳。晋绥分局首先从各级党政机关选调了一大批干部，进行土地改革政策培训，组成了工作团，分赴全边区各县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区、村进行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情况调查。在全面掌握农村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对晋绥解放区抗战以来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的变化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不同阶级的划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后，工作团再次重返农村土改试点，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摸清阶级，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建立农会，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申冤报仇，启发、提高阶级觉悟，划分成分，毁契烧约，清算账目，分配土地。
到1947年3月，康生、陈伯达率领中央土改团来到临县郝家坡后，全面否定了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规定。康生派人到郝家坡、张家湾、白文、南庄、后甘泉等六个村子的坟地看围墙和石碑，查三代定成分，把许多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划为地主、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影响了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致使临县从1947年初至1948年2月，错误地处死了不少人。从此，晋绥土改的极左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在康生的操纵下，本来就出现“左”的偏向的晋绥土改运动走向了极端。很快，群众自发起来斗支书，撤销党支部乃至县委，进行所谓“搬石头”“揭盖子”及“审查撤销党的基层组织”的运动，搞得整个边区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党员干部随时都有被撤换和被害的危险。
中央土改团成员曾彦修对临县土改的“左”倾严重错误有着深切的体验。1947年7月，他从朔县（今属朔州市）南下经兴县到达郝家坡参加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他这样回忆会议期间他看到的康生“左得出边”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否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群众的手脚。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当然非真烧，而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定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有盲动了。……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就是出自康生的这个指令。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圆、首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的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必然就要发生武斗现象。……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 时任临县县委副书记的冯文耀也回忆了有关康生极左做法的一些细节：“一九四七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三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昌荣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外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在场的人不知何故。（当地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在斗争会前，他们总会把好衣服穿在里面。）散会后，他把各村的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银圆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在地下。康生根据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底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缴底财，否则将被严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
叶剑英和中央后委缘何不直接向康生提出不同看法
毋庸讳言，中央后委和叶剑英、杨尚昆对康生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有所了解的。
杨尚昆晚年回忆他到后甘泉见到康生时，康生“眉飞色舞地”讲了一大篇“极左的东西”：“他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什么叫‘化形’呢？解放区有个政策，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没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康生却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他把这些人称作‘化形’地主。康生还和陈伯达一起搞出划分‘化形’地主富农的四条标准，就是：一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看土地和财产的历史根源；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的态度。陈伯达更把它扼要地说成三条：查三代，看历史；看铺的摊子大小；看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标准，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百分之八，将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杨尚昆回忆说：“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基层干部中有些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很多人对康生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不满，这是正当的。康生却把这些干部都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
对晋绥土改中的“左”倾做法，中央后委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了解的，当时康生“搬石头”搞“贫雇农坐天下”的这股“左”风也刮到了中央后委机关。杨尚昆回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了，也要开‘搬石头’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你们得听我的，谁也不许动，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信员，表现得特别激烈，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关，有组织纪律。”
那么，中央后委及叶剑英为何不直接向康生提出不同看法呢？
首先，中央土改团团长康生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1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排位仅在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和陈云之后。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只是中央委员，而副书记杨尚昆则连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见在党内康生和中央后委领导人还是上下级的关系。同时，中央后委与土改团也属不同系统。杨尚昆说过：“对康生那一套，我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看法，因为他不归我们后委管，只想等有机会时向上面反映。”
其次，当时住在康生土改团总部附近的党内多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还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等，对康生也很有意见，但同样也不敢向他提出来。他们将意见反映给杨尚昆，杨尚昆只能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土改团的成员、临县代理县委书记赵林。
再次，人们对延安整风时康生搞的极左的“抢救运动”心有余悸。当时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人数的26%，而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53%。就说叶剑英吧，1943年夏，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审干的“抢救运动”做法不对头，直接向党中央负责人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的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康生。康生及其同伙遂告叶剑英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家属，直至两次剥夺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时任任弼时政治秘书的师哲回忆：1944年春天，康生“暗中搜集叶剑英夫人的‘材料’，准备将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特务’，再株连叶剑英。我曾得到一点风声，对他说过‘不要捕风捉影’，他反怪我‘把消息透露出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康生的态度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是信任康生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并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就是在后来，毛泽东看到整风审干问题严重，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但还是没有直接批评过康生。尽管由于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一系列表现，也使毛泽东认为这个人“左”，并说过“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但他依然对康生委以重任，让康生担任中央土改团的团长到晋绥搞土改试点。毛泽东还将从莫斯科回延安不久的儿子毛岸英托付给康生，让儿子随康生和土改团到晋绥到渤海，随团锻炼学习本领。
1947年底至1948年初，毛泽东领导土改纠“左”工作的时候，同样没有批评康生。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晋绥土改中存在的“左”的问题，毛泽东批评的是晋绥分局，认为晋绥党组织在工作中发生了“左”的偏向。在谈到晋绥土改纠偏等工作的成功原因时，毛泽东还点名表扬了康生。 随着战局平稳和顺利的推进，毛泽东终于有可能把相当的精力用于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了。1947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稿时，强调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12月下旬，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新问题，即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中农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划成分在晋西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了不团结中农的问题。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人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投降倾向一样。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增进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及党员的地主思想洗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个伟大会议。今天，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泼冷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逆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要反“左”。
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到24日为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又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形势和政策。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与组长任弼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12月21日，在讨论农村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时，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北伐时的统一战线很好的，把北洋军阀孤立了。内战时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益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这是一个战略家高瞻远瞩的判断。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讲了一段意思与此大体相同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1948年1月，叶剑英回到中央后委，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叶剑英认为晋绥土改纠偏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这时，在三交镇召开的临县土改和整党总结大会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本来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宣告结束，但参加总结大会的各区委书记、区长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他们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他们对主持大会的县委副书记冯文耀和县土改团副团长康乃尔说：“你们说了还不算数。”冯劝大家继续开会：“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临县的黑暗是暂时的，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被纠正的，应该对大会负起责来。”但大家依然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大会上发言。冯文耀与康乃尔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反映临县干部群众要他出面领导解决本县土改中的“左”倾偏向错误。先前县里的干部也有向叶剑英反映有关情况的，那时他以主管军事工作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为由，一再婉言谢绝。这一次，叶剑英认为不论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而且出现了土改纠偏的关键契机，即冯文耀报告中说的临县土改总结会议开不下去了。
于是，叶剑英答应临县县委的请求，一面请示中共中央，一面交代冯文耀回三交镇找来正在开会的五六个区级干部，当天下午就在中央后委驻地召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冯文耀、康乃尔、刘万山等县、区两级干部，边说边哭，控诉土改的“左”倾过火。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后委领导都出席了座谈会，叶剑英还专门叫来两个速记员作记录。叶剑英赞扬参加座谈会的干部敢于坚持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和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他指出：临县土改打倒了地主，我们党的干部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
接着，叶剑英又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一面同杨尚昆等一起到文白区等附近农村作实地调查。经过座谈和调查，叶剑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召开三交土改纠偏会议，晋绥土改中的“左”倾偏向迅速得到纠正
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中“左”的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以及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二至三天，但到会者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会议开始时，叶剑英根据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临县土改中的实际情况，作了重要讲话。
为了讲清土改纠偏问题，叶剑英首先着重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说：“中国革命斗争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目前这样好的形势。在政治上，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向往解放区，蒋介石的处境空前孤立。在军事上，我军已逼近长江，离全国胜利已经不远了。要夺取胜利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分清敌我友，善于向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要善于分化百分之十的革命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总之，要牢固树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观念。现在全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没有解放，那里的人民都在打听解放区的消息，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对各个阶层要有十分明确的态度，才能广泛团结人民，孤立和打击敌人，弄清楚这一点，政策就容易掌握了。”
在着重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之后，叶剑英具体阐述了土改纠偏的相关政策的若干问题。
关于怎样划分阶级，叶剑英强调：“土改运动中，对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什么以查三代、查历史、查政治表现作为定成分的依据是十分错误的。”他深刻地分析了康生主持的临县土改试点划分阶级中发生那么多问题的原因，指出“其原因是我们划分阶级标准的花样太多了”，那种“没有通过民主方式，只通过占少数人的贫雇农团”的群众自发运动决定阶级成分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向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的八条新规定，指出孤寡残，以及教师、医生、工人有部分土地出租或请人代耕者，都不能定为富农；对富农与中农的界限要分清，只要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的25%，都是富裕中农；对革命军人成分的评定，要持慎重态度，否则会影响部队的稳定。他要求到会的同志，要严格掌握中央关于划定成分的标准，回去认真作一次检查，对的就坚持，错的要坚决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