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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生轨迹交织汇集而成的。假设我们能够挥刀断水，从这长河中随意截取一段，在这特定的历史断面上寻找某些特定人物生命的交汇点，那必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们将这断面选在1918年，将承载这断面的坐标原点定于北京。
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北京的历史上，1918年似乎并无特殊之处。它不像此前7年的1911年，有伟大的辛亥革命，以封建王朝的垮台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也不像此后一年的1919年，有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8年，似乎平淡了些。
其实并不尽然。
事实证明，平淡的1918年，只是跌宕起伏的剧情中短暂的间歇，是大幕即将再次拉开时片刻的宁静。
而那些已经或者将要在这宏大的舞台上登场的人物，正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一
1918年的北京并不平静，比如在这一年，鲁迅“诞生”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意义上的“鲁迅”。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
周树人是六年前来到北京的。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了绍兴，赶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来，因为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他也于同年5月北上，住进了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先在藤花馆，四年后移入补树书屋。
如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绍兴会馆已经变成了一座居民大杂院，补树书屋院中原有的那棵大槐树也不复存在。不过，当年那槐树还是十分茂盛的，据说以前在那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人敢住在补树书屋。周树人是学过医的，鬼神不惧，倒正好借此获得一份难得的清静。
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病亡。
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失败，段琪瑞趁机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
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是这样又陷入连年的动乱之中。
周树人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独自在外谋生，还要供养千里之外的老母亲与自己不爱的妻子——25岁时，遵照母命而与朱安成婚，实属无奈之举，他惟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离家赴京就职，尽管不是刻意所为，但毕竟也是一种躲避的方式。然而，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却让他感到更加窒息。当年因父亲中年病故而致家道中落，所以他决定赴日本学医，以求掌握救人之术。但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中看到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使他深受刺激，愤而退学、弃医从文，试图以振兴文艺来改造国人精神。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中国人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他说：“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因此，几年来，他始终靠抄录佛学典籍、研究古碑拓片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1917年4月1日，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也来到北京，和兄长同住在绍兴会馆。经周树人向北大校长蔡元培介绍，周作人进入北大教书。也许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周氏兄弟的命运。
二
蔡元培所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源自于强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是为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而成立的组织，后来因为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被封闭。不久，清廷将强学会加以改造，成立官书局。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以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北京大学校”，后称“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始终是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学生：“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马列主义学说也逐渐进入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活跃，为蔡元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原则的重大改革。一时间，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诸多各擅所长而又个性迥异的著名学者。其中，既有像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这样的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也有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等一批思想激进的人物。而在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当中，最为大名鼎鼎的自然要算“独而秀之”的陈独秀了。
三
当时，陈独秀就住在东城区北河沿箭杆胡同，距离北大本校所在的京师大学堂旧址并不太远，即使步行也不过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胡同，自北口进去，拐了一个弯，就变成东西方向了。陈独秀在门牌为9号的小四合院里租用了3间北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室。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从上海搬来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1918年元旦刚过，陈独秀的家作为《新青年》编辑部，显得格外喧闹。自1月15日出版的四卷一号开始，《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及新式标点符号，面目为之一新。《新青年》的编辑管理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仅以陈独秀一人担任主编，改为以同仁组成的编委会负责，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这些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勇将，而陈独秀自然是领导这场运动的统帅。
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地抨击。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着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积极介绍国外的先进思想。他们力图用科学和民主这两件西方的法宝，来改造灾难深重的国家。《新青年》在搬到北京后的第一年，发行量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000份以上，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年伊始，陈独秀显得异常忙碌。他就职北大文科学长后并未开设课程，而是把精力集中于改革。他通过引进人才、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选课程、整顿学习纪律等措施来改变学风，取得了良好效果。蔡元培曾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
然而，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还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比如说，住在绍兴会馆的那位孤独的学者——周树人。
尽管弟弟的到来对周树人是个极大的慰藉，但他那种寂寞、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觉得，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损的铁屋子，即使唤醒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使他们陷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之中。因此，他感到悲哀，感到绝望！
然而，他的朋友们不能容许他再沉溺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在促使周树人产生变化的人们当中，钱玄同应是最为重要的一位。
钱玄同与周树人是同乡，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他是个犟脾气，决不容许鲁迅沉默下去。在补树书屋那株大槐树下，他们经常争论到深夜。针对周树人的“铁屋子”理论，钱玄同语气激烈地指出：既然有人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甚至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打破这铁屋子做些什么。
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他终于爆发了。
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那篇小说发表于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那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也是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鲁迅”就此诞生。
四
1918年的蔡元培忙碌异常。
为了提高教职员的素质，进一步扭转校风，1月19日，蔡元培在校内发起成立了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这个组织对陈独秀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他的性格狂放不羁，举止常常失于检点，有时竟会涉足于花柳场中。如今到了北大，既使仅仅从为人师表的角度来说，也应当加强自我约束。因此，他主动加入了进德会。
蔡元培正在操心的另一件事情，是新校舍的筹建。原先京师大学堂的老校舍，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一所现代化高等学府的需要了。尤其是图书馆的工作，更需加强。经原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新的图书馆主任由29岁的李大钊接任。
李大钊早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和章士钊、陈独秀相识，并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立即开始对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大量购置新书的基础上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以丰富馆藏内容；同时还加强对阅览室的建设，为全校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本来就是《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如今直接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真正看到了“自由的曙光”，他开始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从此，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一种代表未来中国走向的新思潮开始传播开来，不断显示着它勃勃向上的生机！
五
1918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等等代表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开始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如同正在地底奔突的岩浆，寻找着汹涌喷发的机会。而当时操纵着中国命运的，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段琪瑞。
民国初年，天下大乱。总统、总理如走马灯一般上上下下，看得人眼花缭乱。皖系军阀段祺瑞，无疑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之一。
段祺瑞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配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立下汗马功劳。曾担任过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参谋总长等。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复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1918年，孙中山的护法战争失败，北京依然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琪瑞借“参加欧战”为名，向日本借款，建立了所谓的“参战军”，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大肆出卖国家利益，配合日本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北京及各地学生集会请愿，强烈要求废除“协定”。
在1918年5月民众请愿的队伍中，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北大学生无疑是主要的力量。然而，使学生们不解的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居然受到蔡元培校长的强烈反对。
蔡元培原本是个性情刚烈的人。年轻时代，他矢志“排满革命”，曾经自己研制毒药和炸弹，企图暗杀慈禧和清廷顽固派。然而，也许是经历了多年坎坷，蔡元培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因此，对于北大学生积极参加游行请愿，蔡校长曾经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辞职”，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罢。其实，蔡元培本人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在内心里对于学生们的行动还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仅不再阻止，而转为坚决支持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
六
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就是龟缩在紫禁城里的“小宣统”溥仪。
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惟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十年前，未及三岁的溥仪懵懵懂懂被抱上金銮殿的宝座，稀里糊涂地当了三年皇帝，就被辛亥革命推下了台。
一年前，“小宣统”第二次当了一把“皇帝”。盛夏时分，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玩意儿是这些家伙不失时机地赶紧到店铺里订做的。可是，“小宣统”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
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支持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许多年以后，当溥仪回忆起当年在紫禁城里的生活，曾经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他所住的养心殿里的案几上，放着一个精美的景泰蓝小罐，里面放着36根1寸长的干草棍。据说乾隆皇帝当年曾经说过，宫里的东西那怕是一根草也不能丢失，因此他特地设置了这个景泰蓝罐子，并亲自放上草棍，每天都有专人来检查一次，必须保证一根都不能少。然而，如今不要说什么草不草了，连天下江山都交到别人手里了！12岁的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复辟、如何复辟，他们并不知道。因此他们只能在一天天的等待中打发日子。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
而高墙外面则在不断地变化着。
七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称为“红楼”。
当时，在师生们当中，最高兴的大概要算李大钊了，因为蔡元培校长将红楼的一层全部交给图书馆使用。这里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有更为明亮的阅览室，一切都显得那么好！
李大钊整日忙碌着。他需要更多的人手。这一天，哲学系的教授杨昌济领着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说这是他的学生，希望李大钊在图书馆里为这位学生安排一个临时的工作。
这个年轻人高大英俊，目光炯炯有神，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是几天前刚刚来到北京的。
他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坐落在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里。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曾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校担任教员。杨家小院有两个院落，前院北房东侧由杨先生居住，西侧住着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毛泽东住在前院南房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蔡和森，他俩都曾是杨先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
关于在北京的生活，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里有毛泽东自己的一段叙述，读来很有意思：“……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习法文。……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不只一次怀着敬重的心情谈到杨昌济：“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由于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因此毛泽东等人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屋子，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有八个人，除毛泽东外，还有肖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欧阳玉山、蔡和森等。由于人多屋小，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晚上如果起来上厕所，必须由两旁的人“配合行动”，否则大家挤在一起，连起身都很困难。
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做饭吃。但由于多是南方人，不会做北方的面食，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女，亲自教他们做饭。
毛泽东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原先毛泽东工作过的阅览室里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的北大职员“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毛泽东在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默默无闻，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农村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毛泽东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有一门课程毛泽东很感兴趣，那就是邵飘萍所讲授的新闻学。
八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1918年7月，邵飘萍在北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当年10月又创办《京报》。《京报》日出对开4版，创办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民请命、监督政府，这就是他为《京报》确定的基本任务。为了激励报社同仁，邵飘萍还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将“妙”字改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为了使《京报》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报纸销量大增。他积极推进发行，雇用专门的送报人员，骑自行车直投上门，保证订户在每天上午9点以前收到当天报纸。为了采访方便，邵飘萍专门配备了汽车，成为第一个使用自备汽车采访的中国记者。他还开办了昭明印书局，除了完成《京报》的印刷任务、保证每天6时准时出报，还可对外承揽印刷业务。《京报》堪称当时京城名报，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它的副刊之多，也是与众不同的。除了《小京报》《京报副刊》等，从周一至周六，每天都有不同的周刊，如周一的《戏剧周刊》、周二的《民族文艺周刊》、周三的《妇女周刊》等等。其中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是旧中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鲁迅主编的副刊《莽原》，更为《京报》增色不少。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开讲新闻采访课，并撰写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毛泽东曾经回忆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曾多次登门拜访，向邵飘萍请教。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对促使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以及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重视新闻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九
时光在流逝。当平淡的19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只宣不战”的中国居然成为了战胜国！第二天，情绪激奋的北京民众拆毁了矗立在东单北侧的克林德牌楼——那是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被八国联军打败的清廷被迫建立的，是中国人的耻辱。
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1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学生及各界群众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宣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发表了《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在这篇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20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时近年底，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奔忙。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一年发生的诸多大事使他兴奋不已，而即将开始的巴黎和会是他注意的重点。他以敏锐的视觉及时捕捉最新的信息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自己的报纸发布出去。然而，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以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竟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是由此而引发。精力充沛的邵飘萍更无法预知，他的生命旅程已经没有多长了。八年后，邵飘萍倒在军阀张作霖的枪口下。
1918年即将过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也在忙碌着。
12月10日，他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正是他为北大所确立的发展目标。为此，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有时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只能让校役打两个菜、带几个馒头填填肚子。此时，距“五四”还有五个月。
1918年的冬天是寒冷的。37岁的鲁迅照例每天去教育部上班。但是，与一年前相比，他的脚步坚定了许多。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为变革中国而被砍下头颅。鲁迅每行至此，总是感慨良多！
为此，鲁迅写下了小说《药》：一位为解放民众而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要解放的人蘸了当作治病的药！
作为哲人与先知是痛苦的，因为他立于远高于常人的地方，能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却又常常不被他人理解和接受。而鲁迅于痛苦中已经开始体味到了一丝欣慰，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已经将那铁屋子浸蚀出些许裂缝，它必然会被苏醒了的人们所打破！
因此，在《药》中，鲁迅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第二年，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五四运动”爆发！鲁迅的“梦”已经在开始变为现实……
元旦降临。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积极筹办的《现代评论》正式创刊。这是一个新开辟的阵地，创办它的目的，是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39岁的陈独秀和29岁的李大钊之间的密切配合，为他们今后联手创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了基础。五年后，这一目标终于实现。
十
对于25岁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在北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难免感到无比新奇。他说：“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甚至还在隆冬时分与同伴乘车去天津，步行走到大沽口，希望看到他久已向往的大海。虽然在冰雪覆盖下的海面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波涛汹涌、气势非凡，但那一望无垠的浩瀚景观已经足可以使他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了。
年末就要到了，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同时，他依然是豆腐池胡同杨家小院的常客——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在他们初次相识的时候，她还是个13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同样真诚地爱着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抒发恋情，其中有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壮阔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说明他实在也是一个多情男子。
两年后，他们在长沙结婚了。再过了十年，她在长沙被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那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但毛泽东知道，他在北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三个月后，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一年后，毛泽东作为“驱张运动”领导人，第二次来到北京。此次运动的目标，是动员各界力量以驱逐当时就任湖南督军的反动军阀张敬尧。
这一次，毛泽东在北京一共呆了四个多月，主要住在位于北长街的福佑寺。这里恰位于紫禁城与中南海之间，离他第一次来北京时住过的三眼井也不远。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既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正在或即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使它成为历史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
比如，我们将这断面选在1918年，将承载这断面的坐标原点定于北京。
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北京的历史上，1918年似乎并无特殊之处。它不像此前7年的1911年，有伟大的辛亥革命，以封建王朝的垮台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也不像此后一年的1919年，有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8年，似乎平淡了些。
其实并不尽然。
事实证明，平淡的1918年，只是跌宕起伏的剧情中短暂的间歇，是大幕即将再次拉开时片刻的宁静。
而那些已经或者将要在这宏大的舞台上登场的人物，正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一
1918年的北京并不平静，比如在这一年，鲁迅“诞生”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意义上的“鲁迅”。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
周树人是六年前来到北京的。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了绍兴，赶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来，因为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他也于同年5月北上，住进了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先在藤花馆，四年后移入补树书屋。
如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绍兴会馆已经变成了一座居民大杂院，补树书屋院中原有的那棵大槐树也不复存在。不过，当年那槐树还是十分茂盛的，据说以前在那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人敢住在补树书屋。周树人是学过医的，鬼神不惧，倒正好借此获得一份难得的清静。
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病亡。
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失败，段琪瑞趁机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
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是这样又陷入连年的动乱之中。
周树人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独自在外谋生，还要供养千里之外的老母亲与自己不爱的妻子——25岁时，遵照母命而与朱安成婚，实属无奈之举，他惟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离家赴京就职，尽管不是刻意所为，但毕竟也是一种躲避的方式。然而，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却让他感到更加窒息。当年因父亲中年病故而致家道中落，所以他决定赴日本学医，以求掌握救人之术。但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中看到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使他深受刺激，愤而退学、弃医从文，试图以振兴文艺来改造国人精神。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中国人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他说：“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因此，几年来，他始终靠抄录佛学典籍、研究古碑拓片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1917年4月1日，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也来到北京，和兄长同住在绍兴会馆。经周树人向北大校长蔡元培介绍，周作人进入北大教书。也许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周氏兄弟的命运。
二
蔡元培所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源自于强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是为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而成立的组织，后来因为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被封闭。不久，清廷将强学会加以改造，成立官书局。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以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北京大学校”，后称“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始终是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学生：“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马列主义学说也逐渐进入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活跃，为蔡元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原则的重大改革。一时间，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诸多各擅所长而又个性迥异的著名学者。其中，既有像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这样的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也有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等一批思想激进的人物。而在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当中，最为大名鼎鼎的自然要算“独而秀之”的陈独秀了。
三
当时，陈独秀就住在东城区北河沿箭杆胡同，距离北大本校所在的京师大学堂旧址并不太远，即使步行也不过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胡同，自北口进去，拐了一个弯，就变成东西方向了。陈独秀在门牌为9号的小四合院里租用了3间北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室。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从上海搬来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1918年元旦刚过，陈独秀的家作为《新青年》编辑部，显得格外喧闹。自1月15日出版的四卷一号开始，《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及新式标点符号，面目为之一新。《新青年》的编辑管理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仅以陈独秀一人担任主编，改为以同仁组成的编委会负责，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这些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勇将，而陈独秀自然是领导这场运动的统帅。
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地抨击。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着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积极介绍国外的先进思想。他们力图用科学和民主这两件西方的法宝，来改造灾难深重的国家。《新青年》在搬到北京后的第一年，发行量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000份以上，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年伊始，陈独秀显得异常忙碌。他就职北大文科学长后并未开设课程，而是把精力集中于改革。他通过引进人才、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选课程、整顿学习纪律等措施来改变学风，取得了良好效果。蔡元培曾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
然而，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还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比如说，住在绍兴会馆的那位孤独的学者——周树人。
尽管弟弟的到来对周树人是个极大的慰藉，但他那种寂寞、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觉得，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损的铁屋子，即使唤醒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使他们陷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之中。因此，他感到悲哀，感到绝望！
然而，他的朋友们不能容许他再沉溺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在促使周树人产生变化的人们当中，钱玄同应是最为重要的一位。
钱玄同与周树人是同乡，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他是个犟脾气，决不容许鲁迅沉默下去。在补树书屋那株大槐树下，他们经常争论到深夜。针对周树人的“铁屋子”理论，钱玄同语气激烈地指出：既然有人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他甚至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打破这铁屋子做些什么。
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他终于爆发了。
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那篇小说发表于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那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也是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鲁迅”就此诞生。
四
1918年的蔡元培忙碌异常。
为了提高教职员的素质，进一步扭转校风，1月19日，蔡元培在校内发起成立了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这个组织对陈独秀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他的性格狂放不羁，举止常常失于检点，有时竟会涉足于花柳场中。如今到了北大，既使仅仅从为人师表的角度来说，也应当加强自我约束。因此，他主动加入了进德会。
蔡元培正在操心的另一件事情，是新校舍的筹建。原先京师大学堂的老校舍，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一所现代化高等学府的需要了。尤其是图书馆的工作，更需加强。经原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新的图书馆主任由29岁的李大钊接任。
李大钊早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和章士钊、陈独秀相识，并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立即开始对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大量购置新书的基础上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以丰富馆藏内容；同时还加强对阅览室的建设，为全校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本来就是《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如今直接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真正看到了“自由的曙光”，他开始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从此，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一种代表未来中国走向的新思潮开始传播开来，不断显示着它勃勃向上的生机！
五
1918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等等代表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开始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如同正在地底奔突的岩浆，寻找着汹涌喷发的机会。而当时操纵着中国命运的，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段琪瑞。
民国初年，天下大乱。总统、总理如走马灯一般上上下下，看得人眼花缭乱。皖系军阀段祺瑞，无疑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之一。
段祺瑞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配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立下汗马功劳。曾担任过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参谋总长等。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复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1918年，孙中山的护法战争失败，北京依然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琪瑞借“参加欧战”为名，向日本借款，建立了所谓的“参战军”，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大肆出卖国家利益，配合日本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北京及各地学生集会请愿，强烈要求废除“协定”。
在1918年5月民众请愿的队伍中，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北大学生无疑是主要的力量。然而，使学生们不解的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居然受到蔡元培校长的强烈反对。
蔡元培原本是个性情刚烈的人。年轻时代，他矢志“排满革命”，曾经自己研制毒药和炸弹，企图暗杀慈禧和清廷顽固派。然而，也许是经历了多年坎坷，蔡元培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因此，对于北大学生积极参加游行请愿，蔡校长曾经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辞职”，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罢。其实，蔡元培本人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在内心里对于学生们的行动还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仅不再阻止，而转为坚决支持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
六
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就是龟缩在紫禁城里的“小宣统”溥仪。
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惟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十年前，未及三岁的溥仪懵懵懂懂被抱上金銮殿的宝座，稀里糊涂地当了三年皇帝，就被辛亥革命推下了台。
一年前，“小宣统”第二次当了一把“皇帝”。盛夏时分，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玩意儿是这些家伙不失时机地赶紧到店铺里订做的。可是，“小宣统”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
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支持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许多年以后，当溥仪回忆起当年在紫禁城里的生活，曾经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他所住的养心殿里的案几上，放着一个精美的景泰蓝小罐，里面放着36根1寸长的干草棍。据说乾隆皇帝当年曾经说过，宫里的东西那怕是一根草也不能丢失，因此他特地设置了这个景泰蓝罐子，并亲自放上草棍，每天都有专人来检查一次，必须保证一根都不能少。然而，如今不要说什么草不草了，连天下江山都交到别人手里了！12岁的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复辟、如何复辟，他们并不知道。因此他们只能在一天天的等待中打发日子。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
而高墙外面则在不断地变化着。
七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称为“红楼”。
当时，在师生们当中，最高兴的大概要算李大钊了，因为蔡元培校长将红楼的一层全部交给图书馆使用。这里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有更为明亮的阅览室，一切都显得那么好！
李大钊整日忙碌着。他需要更多的人手。这一天，哲学系的教授杨昌济领着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说这是他的学生，希望李大钊在图书馆里为这位学生安排一个临时的工作。
这个年轻人高大英俊，目光炯炯有神，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是几天前刚刚来到北京的。
他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坐落在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里。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曾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校担任教员。杨家小院有两个院落，前院北房东侧由杨先生居住，西侧住着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毛泽东住在前院南房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蔡和森，他俩都曾是杨先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
关于在北京的生活，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里有毛泽东自己的一段叙述，读来很有意思：“……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习法文。……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不只一次怀着敬重的心情谈到杨昌济：“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由于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因此毛泽东等人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屋子，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有八个人，除毛泽东外，还有肖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欧阳玉山、蔡和森等。由于人多屋小，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晚上如果起来上厕所，必须由两旁的人“配合行动”，否则大家挤在一起，连起身都很困难。
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做饭吃。但由于多是南方人，不会做北方的面食，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女，亲自教他们做饭。
毛泽东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原先毛泽东工作过的阅览室里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的北大职员“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毛泽东在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默默无闻，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农村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毛泽东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有一门课程毛泽东很感兴趣，那就是邵飘萍所讲授的新闻学。
八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1918年7月，邵飘萍在北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当年10月又创办《京报》。《京报》日出对开4版，创办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民请命、监督政府，这就是他为《京报》确定的基本任务。为了激励报社同仁，邵飘萍还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将“妙”字改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为了使《京报》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报纸销量大增。他积极推进发行，雇用专门的送报人员，骑自行车直投上门，保证订户在每天上午9点以前收到当天报纸。为了采访方便，邵飘萍专门配备了汽车，成为第一个使用自备汽车采访的中国记者。他还开办了昭明印书局，除了完成《京报》的印刷任务、保证每天6时准时出报，还可对外承揽印刷业务。《京报》堪称当时京城名报，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它的副刊之多，也是与众不同的。除了《小京报》《京报副刊》等，从周一至周六，每天都有不同的周刊，如周一的《戏剧周刊》、周二的《民族文艺周刊》、周三的《妇女周刊》等等。其中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是旧中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鲁迅主编的副刊《莽原》，更为《京报》增色不少。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开讲新闻采访课，并撰写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毛泽东曾经回忆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曾多次登门拜访，向邵飘萍请教。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对促使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以及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重视新闻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九
时光在流逝。当平淡的19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只宣不战”的中国居然成为了战胜国！第二天，情绪激奋的北京民众拆毁了矗立在东单北侧的克林德牌楼——那是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被八国联军打败的清廷被迫建立的，是中国人的耻辱。
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1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学生及各界群众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宣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发表了《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在这篇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20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时近年底，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奔忙。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一年发生的诸多大事使他兴奋不已，而即将开始的巴黎和会是他注意的重点。他以敏锐的视觉及时捕捉最新的信息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自己的报纸发布出去。然而，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以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竟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是由此而引发。精力充沛的邵飘萍更无法预知，他的生命旅程已经没有多长了。八年后，邵飘萍倒在军阀张作霖的枪口下。
1918年即将过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也在忙碌着。
12月10日，他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正是他为北大所确立的发展目标。为此，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有时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只能让校役打两个菜、带几个馒头填填肚子。此时，距“五四”还有五个月。
1918年的冬天是寒冷的。37岁的鲁迅照例每天去教育部上班。但是，与一年前相比，他的脚步坚定了许多。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为变革中国而被砍下头颅。鲁迅每行至此，总是感慨良多！
为此，鲁迅写下了小说《药》：一位为解放民众而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要解放的人蘸了当作治病的药！
作为哲人与先知是痛苦的，因为他立于远高于常人的地方，能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却又常常不被他人理解和接受。而鲁迅于痛苦中已经开始体味到了一丝欣慰，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已经将那铁屋子浸蚀出些许裂缝，它必然会被苏醒了的人们所打破！
因此，在《药》中，鲁迅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第二年，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五四运动”爆发！鲁迅的“梦”已经在开始变为现实……
元旦降临。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积极筹办的《现代评论》正式创刊。这是一个新开辟的阵地，创办它的目的，是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39岁的陈独秀和29岁的李大钊之间的密切配合，为他们今后联手创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了基础。五年后，这一目标终于实现。
十
对于25岁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在北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难免感到无比新奇。他说：“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甚至还在隆冬时分与同伴乘车去天津，步行走到大沽口，希望看到他久已向往的大海。虽然在冰雪覆盖下的海面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波涛汹涌、气势非凡，但那一望无垠的浩瀚景观已经足可以使他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了。
年末就要到了，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同时，他依然是豆腐池胡同杨家小院的常客——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在他们初次相识的时候，她还是个13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同样真诚地爱着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抒发恋情，其中有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壮阔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说明他实在也是一个多情男子。
两年后，他们在长沙结婚了。再过了十年，她在长沙被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那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但毛泽东知道，他在北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三个月后，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一年后，毛泽东作为“驱张运动”领导人，第二次来到北京。此次运动的目标，是动员各界力量以驱逐当时就任湖南督军的反动军阀张敬尧。
这一次，毛泽东在北京一共呆了四个多月，主要住在位于北长街的福佑寺。这里恰位于紫禁城与中南海之间，离他第一次来北京时住过的三眼井也不远。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既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正在或即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使它成为历史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