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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周恩来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毛泽东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文革”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文革”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毛泽东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毛主席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毛主席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務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五四运动》（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周恩来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毛泽东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文革”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文革”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毛泽东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毛主席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毛主席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務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五四运动》（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