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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既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但是供给侧则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不久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需要把目光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需求方面大家已经很了解，但是供给侧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这方面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的是有效投资，只有形成了资本才能够持续推动增长。
2015：长短期因素交织下的困难
中国经济报告：面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如经济减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你认为我们主要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主要成因又是什么？
庄健：导致中国目前困境的因素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的，另一类则是短期的。
长期因素主要是指“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重叠。其它长期因素还包括增长模式的阻碍。目前，许多方面的改革都涉及中长期发展，如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以及土地、户口、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递减的规律，真正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都依赖相关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推进。
短期的因素主要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需求的角度考虑：
在投资方面，我们必须避免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尤其是不再向一些已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产业投资。而应该将资本投向有发展前景和为今后发展打基础的产业，包括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在内，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新能源、新科技等方面。
在出口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通过国家间贸易的改进、投资的便利化，以及全球化的深化，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依然可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出口还存在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较过去都有了大幅提高，将来出口对经济增长要保持过去那么大的贡献率非常困难。
在消费方面，稳定和提高消费力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促进“包容性的增长”有助于推动国内消费。我们应当通过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政策，如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政策，来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使大家有更高的消费意愿。并且，只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尽可能地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目前，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不佳，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需求都不高，中国的出口增长比较困难，导致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难度较大。所以，从短期来看，拉动经济增长更多的还要靠内需，即投资和消费。
另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短期政策。例如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等）都是短期的宏观政策。财政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些减税政策，如地方发债、债务置换、政策性金融等，都是为了阻止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而采取的短期措施。2008年到2012年，由于宏观调控政策使用频繁，导致市场信号不明确。近两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更为清晰和协调。实际上，宏观政策只有保持一贯性、前瞻性和预见性，才有利于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
综上所述，只有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综合考虑来制订政策，才能既克服当前困难，又给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反思需求管理成效
中国经济报告：对需求管理的成效需要进行反思。当初的4万亿等一系列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近年来是否已经被化解了？
庄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改革强调了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进入2007年、2008年以后，原先支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廉价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率等，都明显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才能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当时，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其中通过政府投资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力度非常大。
必须承认，当时4万亿的刺激政策起到了作用。因为面对如此规模和程度的外部冲击，如果没有这4万亿的政府投资，各行各业都会信心大减。所以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以增强信心和减轻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的。
至于其副作用，我个人认为，当初4万亿的投资是希望能够把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导致具体实施过程太快，加上项目甄别不够严谨、为拉动经济而急功近利等因素，使得很大一部分资金反而加重了许多领域和产业在2007年时就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
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些政策如果能得到严谨认真地执行，那么当时很多项目应该都不会获批。因为在此之前，在甄选项目时已经开始关注污染问题，注重环境评估，但在2009年、2010年报批项目时，这方面的执行标准却被降低了。
但是，由于增长和发展模式没有真正转变，政府投资立竿见影地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相应付出了较大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已开始减少，未来不可能再单纯依靠低价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在2009至2011年和2014年由于低首付等大量优惠政策增长很快，拉动经济明显;但是现在由于政策变化和前期过快的增长，房地产库存难以被市场消化，从而导致房地产投资无法持续;再加上投资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如今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已非常大。
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管理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管理的转变过程？
庄健：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有两层含义：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其次，在重要行业，改革重心要转到供给侧，对制度开展大的改革。另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是从产业角度去看经济，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从供给侧角度看，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制造业拉动的，而现在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服务业。对于需求侧，我们也同样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考虑。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有哪些困难？国外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庄健：凯恩斯主义主要是从需求侧考虑拉动经济，尤其是通过政府需求。其他的古典经济学流派更强调市场的作用，即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及时引导供给侧的调整。但是当需求弱而生产出太多过剩产品时，就必须硬性地去调整供给，出现工厂倒闭，甚至倒牛奶的情况。所以，面对经济大萧条时，必须孕育出新的产业、培养新的产品来刺激和满足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理论更多适用于短期。面对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现状，可以借鉴里根和撒切尔当时应对“滞胀”（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成功经验，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应结合中国国情。
2016：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预测一下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
庄健： 2015年经济下行没有探底，初步预估，在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要比2015年再降低一点。这是因为导致目前经济下行的因素还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新的可以替代传统模式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如果未来三年新旧增长动力能够实现较为明显的转换，那么经济下滑的探底就能够尽快实现;如果在“十三五”的前几年能够加快相关改革的步伐，尽快实现经济运行的触底反弹，那就非常理想了。但是，如果有关方面的改革进行得相对比较慢，那么这个寻底的过程就可能要拖得更久。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应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庄健：“包容性”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包容性增长”是指通过可持续发展来减少贫困，以达到我们的长期目标。在扶贫减贫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上亿人脱贫。然而，按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标准，到2014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所谓“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是机会均等的增长，就是要给所有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
目前，机会不平等在中国还普遍存在。比如由户口限制导致的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当然，中国目前正在逐步解决过去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不够充分和灵活、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两张皮”等问题，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实现“共享式”“包容性”的增长。
总的说来，中国只有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全球经济也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报告：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增速都在放缓，这是不是说明全球经济都进入了新常态？有些学者从国外回来甚至说出现了大萧条。你如何看？
庄健：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有一定道理。因为2008年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美国银行的利率很低、房地产很发达，但美国正是因为房贷、次贷方面出了问题，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它才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高科技发展，而大量的制造业曾经被大量外包或转移到新兴国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又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又转移回美国本土，这些都是新的应对措施。而欧洲在大量债务的压力下，想要继续发展，也同样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所以，有人说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是指全球需求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长的整体放缓。
当然，用“大萧条”这个词有些夸张了，毕竟目前的情况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要缓和很多。当时，经济下滑严重，产业几乎停转，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牛奶厂把生产出的大量牛奶倒进海里、企业把自己的设施砸坏的事情都屡见不鲜。可以说，那时是通过破坏性的创造来激励新一轮的产业革命。相比之下，目前的情况要缓和很多，原因之一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让信息传递非常快，交流也非常迅速，因此，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效率要比以前提高很多，一个国家发生情况和采取相应措施，其他国家可以很快知晓并受到影响。譬如，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很快拿出了应对措施，不仅让中国经济较快复苏，也对全球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贡献，目前世界经济下行的情况还会更加严重。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不久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需要把目光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需求方面大家已经很了解，但是供给侧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这方面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的是有效投资，只有形成了资本才能够持续推动增长。
2015：长短期因素交织下的困难
中国经济报告：面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如经济减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你认为我们主要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主要成因又是什么？
庄健：导致中国目前困境的因素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的，另一类则是短期的。
长期因素主要是指“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重叠。其它长期因素还包括增长模式的阻碍。目前，许多方面的改革都涉及中长期发展，如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以及土地、户口、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递减的规律，真正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都依赖相关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推进。
短期的因素主要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需求的角度考虑：
在投资方面，我们必须避免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尤其是不再向一些已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产业投资。而应该将资本投向有发展前景和为今后发展打基础的产业，包括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在内，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新能源、新科技等方面。
在出口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通过国家间贸易的改进、投资的便利化，以及全球化的深化，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依然可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出口还存在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较过去都有了大幅提高，将来出口对经济增长要保持过去那么大的贡献率非常困难。
在消费方面，稳定和提高消费力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促进“包容性的增长”有助于推动国内消费。我们应当通过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政策，如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政策，来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使大家有更高的消费意愿。并且，只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尽可能地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目前，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不佳，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需求都不高，中国的出口增长比较困难，导致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难度较大。所以，从短期来看，拉动经济增长更多的还要靠内需，即投资和消费。
另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短期政策。例如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等）都是短期的宏观政策。财政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些减税政策，如地方发债、债务置换、政策性金融等，都是为了阻止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而采取的短期措施。2008年到2012年，由于宏观调控政策使用频繁，导致市场信号不明确。近两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更为清晰和协调。实际上，宏观政策只有保持一贯性、前瞻性和预见性，才有利于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
综上所述，只有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综合考虑来制订政策，才能既克服当前困难，又给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反思需求管理成效
中国经济报告：对需求管理的成效需要进行反思。当初的4万亿等一系列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近年来是否已经被化解了？
庄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改革强调了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进入2007年、2008年以后，原先支撑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廉价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率等，都明显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才能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当时，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其中通过政府投资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力度非常大。
必须承认，当时4万亿的刺激政策起到了作用。因为面对如此规模和程度的外部冲击，如果没有这4万亿的政府投资，各行各业都会信心大减。所以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以增强信心和减轻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的。
至于其副作用，我个人认为，当初4万亿的投资是希望能够把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导致具体实施过程太快，加上项目甄别不够严谨、为拉动经济而急功近利等因素，使得很大一部分资金反而加重了许多领域和产业在2007年时就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
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些政策如果能得到严谨认真地执行，那么当时很多项目应该都不会获批。因为在此之前，在甄选项目时已经开始关注污染问题，注重环境评估，但在2009年、2010年报批项目时，这方面的执行标准却被降低了。
但是，由于增长和发展模式没有真正转变，政府投资立竿见影地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相应付出了较大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已开始减少，未来不可能再单纯依靠低价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在2009至2011年和2014年由于低首付等大量优惠政策增长很快，拉动经济明显;但是现在由于政策变化和前期过快的增长，房地产库存难以被市场消化，从而导致房地产投资无法持续;再加上投资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如今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已非常大。
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管理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管理的转变过程？
庄健：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有两层含义：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其次，在重要行业，改革重心要转到供给侧，对制度开展大的改革。另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是从产业角度去看经济，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从供给侧角度看，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制造业拉动的，而现在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服务业。对于需求侧，我们也同样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考虑。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有哪些困难？国外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庄健：凯恩斯主义主要是从需求侧考虑拉动经济，尤其是通过政府需求。其他的古典经济学流派更强调市场的作用，即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及时引导供给侧的调整。但是当需求弱而生产出太多过剩产品时，就必须硬性地去调整供给，出现工厂倒闭，甚至倒牛奶的情况。所以，面对经济大萧条时，必须孕育出新的产业、培养新的产品来刺激和满足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理论更多适用于短期。面对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现状，可以借鉴里根和撒切尔当时应对“滞胀”（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成功经验，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应结合中国国情。
2016：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预测一下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
庄健： 2015年经济下行没有探底，初步预估，在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要比2015年再降低一点。这是因为导致目前经济下行的因素还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新的可以替代传统模式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形成。如果未来三年新旧增长动力能够实现较为明显的转换，那么经济下滑的探底就能够尽快实现;如果在“十三五”的前几年能够加快相关改革的步伐，尽快实现经济运行的触底反弹，那就非常理想了。但是，如果有关方面的改革进行得相对比较慢，那么这个寻底的过程就可能要拖得更久。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应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庄健：“包容性”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包容性增长”是指通过可持续发展来减少贫困，以达到我们的长期目标。在扶贫减贫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上亿人脱贫。然而，按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标准，到2014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所谓“包容性增长”，倡导的是机会均等的增长，就是要给所有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
目前，机会不平等在中国还普遍存在。比如由户口限制导致的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当然，中国目前正在逐步解决过去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不够充分和灵活、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两张皮”等问题，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实现“共享式”“包容性”的增长。
总的说来，中国只有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全球经济也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报告：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增速都在放缓，这是不是说明全球经济都进入了新常态？有些学者从国外回来甚至说出现了大萧条。你如何看？
庄健：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有一定道理。因为2008年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美国银行的利率很低、房地产很发达，但美国正是因为房贷、次贷方面出了问题，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它才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高科技发展，而大量的制造业曾经被大量外包或转移到新兴国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又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又转移回美国本土，这些都是新的应对措施。而欧洲在大量债务的压力下，想要继续发展，也同样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所以，有人说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是指全球需求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长的整体放缓。
当然，用“大萧条”这个词有些夸张了，毕竟目前的情况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要缓和很多。当时，经济下滑严重，产业几乎停转，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牛奶厂把生产出的大量牛奶倒进海里、企业把自己的设施砸坏的事情都屡见不鲜。可以说，那时是通过破坏性的创造来激励新一轮的产业革命。相比之下，目前的情况要缓和很多，原因之一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让信息传递非常快，交流也非常迅速，因此，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效率要比以前提高很多，一个国家发生情况和采取相应措施，其他国家可以很快知晓并受到影响。譬如，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很快拿出了应对措施，不仅让中国经济较快复苏，也对全球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贡献，目前世界经济下行的情况还会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