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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小说治史"的角度出发,对《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及分布状况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宋代饮食业的研究。
关键词:《水浒传》 饮食业 发展状况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如此。因此,在史学研究中,一定程度上或可借助小说去认识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正如恩格斯在给《致哈克纳斯的信》中,[1]举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说道:
“……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四八,一年一年地描写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压迫,……他描写贵妇人……怎样让位给那些为着金钱或衣饰而嫁人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之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
同为现实主义小说,《人间喜剧》可以给人提供丰富的史实,那《水浒传》应该也可以。正如李埏所说:“像我国的《水浒传》——这样一部真正的文学杰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给予了我们一部宋代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2]此外,吴金成也曾根据《金瓶梅》这样一部现实主义著作,让我们对16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3]同时,若我们细细研读诸位大家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依据所出成果,就会发现小说较史料而言,更加形象和具体。本文通过对《水浒传》中饮食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对宋代社会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
《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茶坊(肆)、酒店(肆)、客(饭)店以及贩夫走卒的叫卖形式。
(一)、茶坊。唐时,由于盛行饮茶之风,就已出现茶坊,历五代而至宋,茶坊发展日渐成熟。在《水浒传》中,史进夜走华阴县与鲁达相遇是在茶坊[4];西门庆与潘金莲苟且是在王婆的茶坊[5];宋江在清风镇花荣寨中盘桓之时也曾到镇上的勾栏茶坊酒肆中逗留[6];梁山泊众好汉劫法场之时,李逵藏身于十字路口的茶坊中[7];梁山泊众好汉排完座次后,宋江欲往京师,柴进、燕青二人前面探路,转过东华门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8]等。
(二)、酒店(肆)。在《水浒传》中出现最多的应该是酒店了。如史进在华阴县遇上鲁达、李忠,三人共叙兄弟之谊是在潘家酒楼[9];花和尚大闹五台山前,下山讨酒吃,连走三五家而不得,最终在村店骗得酒吃[10];鲁智深离五台山往东京途中,夜宿客店,白日间便在酒肆中买吃[11];鲁智深与史进火烧瓦罐寺后,来到村中酒店话别[12];陆谦奉太尉之命安排董超、薛霸与路途杀害林冲,亦是相约在酒店[13];鲁智深于野猪林劫下林冲后,行至一酒店歇息[14];之后董超、薛霸押着林冲离开松林,亦在官道上的一座酒店休息[15];林冲自草料场来打酒,路遇旧识李小二,李小二探听有人要害林冲,亦发生自家开的酒店内[16];林冲风雪山神庙后,来投梁山,在朱贵酒店内买吃[17];吴用约阮氏三雄共谋生辰纲亦是先在酒店内买吃试探[18];杨志失花石纲后,行数十里来到酒店内吃霸王餐,而与曹正相识,并经其指点欲往二龙山落草,路遇鲁达[19];刘唐奉晁盖之命下山报答宋江救命之恩,二人相会亦是选择附近一酒店[20];宋江与武松相识于柴进庄上,武松临走之日,宋江兄弟二人给武松送行,亦是选择了官道上的一座酒店[21];武大从郓哥口中得知潘金莲偷情之事,郓哥细说经过并设法捉奸也是在一酒店[22];武大死后,西门庆收买仵作何九叔也是在酒店[23];武松归来后,欲查亡兄死因来找仵作,同样是在酒店[24];武松得知是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杀死亡兄后,手刃西门庆是在狮子桥下的酒楼[25];武松被押解至孟州途中,京孟州十字坡,与母夜叉夫妇相识于酒店[26];武松醉打蒋门神前,与施恩相约“无三不过望”,而快活林到东门十四五里地卖酒的竟有二三十家[27];武松杀死蜈蚣道人后,行数十里来到一酒店内因吃酒起争执,而与孔家兄弟不打不相识[28];宋江逗留清风寨亦与几个小厮在镇上酒肆内饮酒作乐[29];宋江收到家书说父亲既殁,归家奔丧,当日奔到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才知事有蹊跷[30];再如宋江归家‘奔丧’被捕,发配江州,途中亦与公人在酒店内打尖歇脚[31];宋江与薛永在揭阳镇相识,也是先去酒肆内吃酒[32];宋江在江州牢营内结识戴宗,二人也是先来到江州城里一临街酒肆中说话[33];宋江酒后题反诗,正是在浔阳江畔一酒楼内[34];蔡知府发现书信有假后,差人来寻戴宗也是发生在酒店内[35];李逵、李云、朱富等人上山后,吴用感叹山寨事业大了,建议于梁山泊前增设三处酒店,专一探听吉凶,招揽义士[36];石秀得知潘巧云与裴如海奸情后,约杨雄至州桥下一酒楼述说原委[37];宋江一打祝家庄时,石秀乔装刺探消息,见村内数出酒店肉店,便望酒店门前歇了[38];朱仝押送雷横去解州,途中经一酒店时,趁机私放雷横[39];时迁盗得徐宁宝甲后,出二十里后撞见汤隆,二人同样是在酒店内商量对策[40];再看石秀来到北京城打探卢俊义消息,亦藏身于十字路口一酒楼上[41];李逵下山来寻水火二将,见路旁一个村酒店,进去便坐,吃完便走,却相识了一心想要投奔梁山的韩伯龙[42]等等。
(三)、客(饭)店。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路途中的食宿问题怎么解决呢?客店随之兴盛,这在《水浒传》中也多有体现。出门在外,人们首先想到解决食宿问题的途径是客店、村店等,而非露宿荒野或者是自备口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兴旺。在《水浒传》中,鲁智深在往东京途中,“于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在客店内打火安身”[43];杨志失陷花石纲后来到东京城,也是在客店内安身,盘缠用尽后而不得已出卖祖传宝刀[44];杨志押送生辰纲路途中也曾在客店里歇息[45];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时也曾在安乐村王家店内歇息,后来也因此露出马脚而被捕[46];武松自柴进庄上与宋江分别后,当晚也是投宿客店,次日付了房钱而来到景阳冈[47];武松与何九叔来找郓哥询问武大往王婆茶馆捉奸事宜,三人选择了巷口一个饭店楼上[48];武松来到孟州道相识施恩,而醉打蒋门神于快活林,此处正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兑坊”[49];宋江被押往江州途中,“到晚投客店歇了,打火做些饭吃”[50];宋江在揭阳岭因薛永而得罪孔家兄弟,与两个公人“来到市梢尽头,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正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51];戴宗梁山泊传假信,“当日戴宗离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52];宋江别了众头领来家中接老父上山,“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53];再如杨雄误信潘巧云言,而与石秀心生隔阂,石秀无奈离开,“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赁了一间房住下”[54],暗中查询潘巧云奸情;再如戴宗与李逵二人来取公孙胜,途中二人行了数十里路,“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55],又行了数百里,“前面到一个客店,两个且来投宿”[56],寻得公孙胜后,三人“离了二仙山九宫县,取大路而行,到晚寻店安歇”[57];且说时迁奉命下山盗徐宁家传宝甲,“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迤逦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58];再如呼延灼兵败失马,苦悶不已,径投青州来,“到城里时天色已晚了,不敢见官,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59];再如卢俊义来东南方避祸,先差李固前方探路,“行了四十余里,李固接着主人。……再行了四五十里,到客店里,李固接着车杖人马宿食。……”[60];燕青射杀董超、薛霸二人,就出卢俊义,“走不到十数里,早驮不动,见一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安下”[61];且说燕青、李逵二人来泰安州参加相扑大会,“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客。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梢头赁一所客店安下,把担子歇了,取一床夹被教李逵睡着”[62]等等。 (四)、贩夫走卒式的叫卖。这种小商小贩的经营方式,在《水浒传》中出现次数不多,但也说明商品经济已经发展的相成熟,不仅有大酒店、客店的经营方式,也有这种只能糊口的小本经营。吴用智取生辰纲一节中,晁盖等七人就是装扮做贩枣的小商人,白胜扮作挑酒卖的走卒,虽是假扮,却也说明这种经营方式在当时已属正常现象,不然就不能不引起杨志等人的疑心了[63];武大子清河县搬到阳谷县也是靠每日挑卖炊饼为生;与武大一起去捉奸的郓哥也是每日靠卖香梨糊口[64]等等。
综合分析,在《水浒传》中餐饮业的经营形式大概就这几种,其中尤以酒店、客店出现次数最多,分布最广,更具有普遍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宋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
二、茶坊、酒店、客店等的普遍存在
《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这样:凡大城市无不三街六市、店铺林立,如东京、北京大名府、泰安州等;凡官道路口普遍有挑着望旗的酒家客店供过路客商食宿;凡旅途在外,不论是发配途中还是游玩在外,均首选客店酒店村店之类解决食宿问题,寺院庄园投宿乃是前不搭村后不着店这种无奈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
(一)、酒店等出现次数之多。从以上所列饮食业的经营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茶坊酒店客店等出现在45回次,占全书回数45%。而且通常在每回之中不只一次出现,例如在第二十六回中,酒店饭店茶坊共出现七次;第二十九回中,仅酒店(肆)一项就出现了八次;第三十六回中酒店(肆)出现了五次等。
(二)、数量之多。餐饮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数量的多少,例如施恩对武松说“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作快活林。……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65],仅安平寨东门外快活林就有百十处大客店,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武松受施恩之托夺快活林,相约路上‘无三不过望’,施恩想道:“这快活林离东门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来卖酒的人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时,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才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66]短短十西五里田地,就有十二三家酒店,数量之多自不必说;小小清风寨却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67];梁山泊排完座次后,宋江等人来到东京看灯会,柴进、燕青入得城来,“转过东华门外,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酒肆茶坊中坐地”[68],东京之繁华可见一斑;燕青来到泰安州参加相扑大会,却见“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69],仅泰安州一庙周围就有客店一千四五百家,数量之多,自不赘言等等。
(三)、分布范围之广。从东京、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到泰安州这样的中等城市,雁门县这样的县治,再到安平寨、清风寨,再到十字坡这样的乡野山村直至官道路口都有茶坊酒肆客店的影子,从以上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这里不再赘言。
通过分析当时饮食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及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经营饮食业在当时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及发展状况,给大家展现出一幅宋代饮食业高度发展的画面,而这与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事实相一致,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水浒传》不愧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饮食业作为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对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加形象的了解。
当然,《水浒传》毕竟是小说,在借助小说等艺术作品进行史学研究时,还需加以考证与甄别,况且学界有关《水浒传》成书年代亦有争论。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对宋代饮食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宋代饮食业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还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只是从这样一个研究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简要归纳,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1]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8—22页。
[2] 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47页。
[3] 武建国、林文勋主编:《永久的思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417页。
[4]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第1版,第三回。(注:本文用同一版《水浒传》,为行文简便,以下只注明回数、页码。)
[5]第二十四回。
[6]第三十三回。
[7] 第四十回。
[8] 第七十二回。
[9] 第三回,43页。
[10]第四回,65页。
[11]第五回,71页。
[12] 第六回,91页。
[13] 第八回,113页。
[14]第九回,119页。
[15]第九回,121页。
[16]第十回,131页。
[17]第十一回,144页。
[18] 第十五回,第186—189页。
[19]第十七回,第212—214页。
[20] 第二十回,261页。
[21]第二十三回,295页。
[22]第二十五回,338页。
[23]第二十五回,345页。
[24]第二十六回,354页。
[25]第二十六回,362页。
[26]第二十七回,372页。
[27]第二十九回,387—391页。
[28]第三十二回,424—430页。
[29]第三十三回,443—444页。
[30]第三十五回,480页。
[31]第三十六回,489—491页。
[32]第三十七回,497页。
[33]第三十八回,512页。
[34]第三十九回,531页。
[35] 第四十回,549页。
[36]第四十四回,608页。
[37]第四十五回,636页。
[38]第四十七回,665页。
[39]第五十一回,714页。
[40]第五十六回,781页。
[41]第六十二回,875页。
[42]第六十七回,930页。
[43]第五回,70页。
[44]第十二回,156页。
[45]第十六回,202页。
[46]第十八回,226页。
[47]第二十三回,296页。
[48]第二十六,355页。
[49]第二十九回,384页。
[50]第三十六回,486页。
[51]第三十七回,497页。
[52]第三十九回,539页。
[53]第四十二回,577页。
[54] 第四十五回,639页。
[55]第五十三回,735页。
[56]第五十三回,737页。
[57]第五十四回,752頁。
[58]第五十六回,778页。
[59]第五十七回,795页。
[60]第六十一回,852页。
[61]第六十二回,872页。
[62]第七十四回,1016页。
[63]第十六回。
[64]第二十五回。
[65]第二十九回,384页。
[66]第二十九回,387页。
[67]第三十三回,443页
[68]第七十二回,990页。
[69]第七十四回,1016页。
关键词:《水浒传》 饮食业 发展状况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现实主义小说更是如此。因此,在史学研究中,一定程度上或可借助小说去认识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正如恩格斯在给《致哈克纳斯的信》中,[1]举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说道:
“……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四八,一年一年地描写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压迫,……他描写贵妇人……怎样让位给那些为着金钱或衣饰而嫁人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之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
同为现实主义小说,《人间喜剧》可以给人提供丰富的史实,那《水浒传》应该也可以。正如李埏所说:“像我国的《水浒传》——这样一部真正的文学杰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给予了我们一部宋代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2]此外,吴金成也曾根据《金瓶梅》这样一部现实主义著作,让我们对16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3]同时,若我们细细研读诸位大家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依据所出成果,就会发现小说较史料而言,更加形象和具体。本文通过对《水浒传》中饮食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对宋代社会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
《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茶坊(肆)、酒店(肆)、客(饭)店以及贩夫走卒的叫卖形式。
(一)、茶坊。唐时,由于盛行饮茶之风,就已出现茶坊,历五代而至宋,茶坊发展日渐成熟。在《水浒传》中,史进夜走华阴县与鲁达相遇是在茶坊[4];西门庆与潘金莲苟且是在王婆的茶坊[5];宋江在清风镇花荣寨中盘桓之时也曾到镇上的勾栏茶坊酒肆中逗留[6];梁山泊众好汉劫法场之时,李逵藏身于十字路口的茶坊中[7];梁山泊众好汉排完座次后,宋江欲往京师,柴进、燕青二人前面探路,转过东华门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8]等。
(二)、酒店(肆)。在《水浒传》中出现最多的应该是酒店了。如史进在华阴县遇上鲁达、李忠,三人共叙兄弟之谊是在潘家酒楼[9];花和尚大闹五台山前,下山讨酒吃,连走三五家而不得,最终在村店骗得酒吃[10];鲁智深离五台山往东京途中,夜宿客店,白日间便在酒肆中买吃[11];鲁智深与史进火烧瓦罐寺后,来到村中酒店话别[12];陆谦奉太尉之命安排董超、薛霸与路途杀害林冲,亦是相约在酒店[13];鲁智深于野猪林劫下林冲后,行至一酒店歇息[14];之后董超、薛霸押着林冲离开松林,亦在官道上的一座酒店休息[15];林冲自草料场来打酒,路遇旧识李小二,李小二探听有人要害林冲,亦发生自家开的酒店内[16];林冲风雪山神庙后,来投梁山,在朱贵酒店内买吃[17];吴用约阮氏三雄共谋生辰纲亦是先在酒店内买吃试探[18];杨志失花石纲后,行数十里来到酒店内吃霸王餐,而与曹正相识,并经其指点欲往二龙山落草,路遇鲁达[19];刘唐奉晁盖之命下山报答宋江救命之恩,二人相会亦是选择附近一酒店[20];宋江与武松相识于柴进庄上,武松临走之日,宋江兄弟二人给武松送行,亦是选择了官道上的一座酒店[21];武大从郓哥口中得知潘金莲偷情之事,郓哥细说经过并设法捉奸也是在一酒店[22];武大死后,西门庆收买仵作何九叔也是在酒店[23];武松归来后,欲查亡兄死因来找仵作,同样是在酒店[24];武松得知是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杀死亡兄后,手刃西门庆是在狮子桥下的酒楼[25];武松被押解至孟州途中,京孟州十字坡,与母夜叉夫妇相识于酒店[26];武松醉打蒋门神前,与施恩相约“无三不过望”,而快活林到东门十四五里地卖酒的竟有二三十家[27];武松杀死蜈蚣道人后,行数十里来到一酒店内因吃酒起争执,而与孔家兄弟不打不相识[28];宋江逗留清风寨亦与几个小厮在镇上酒肆内饮酒作乐[29];宋江收到家书说父亲既殁,归家奔丧,当日奔到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才知事有蹊跷[30];再如宋江归家‘奔丧’被捕,发配江州,途中亦与公人在酒店内打尖歇脚[31];宋江与薛永在揭阳镇相识,也是先去酒肆内吃酒[32];宋江在江州牢营内结识戴宗,二人也是先来到江州城里一临街酒肆中说话[33];宋江酒后题反诗,正是在浔阳江畔一酒楼内[34];蔡知府发现书信有假后,差人来寻戴宗也是发生在酒店内[35];李逵、李云、朱富等人上山后,吴用感叹山寨事业大了,建议于梁山泊前增设三处酒店,专一探听吉凶,招揽义士[36];石秀得知潘巧云与裴如海奸情后,约杨雄至州桥下一酒楼述说原委[37];宋江一打祝家庄时,石秀乔装刺探消息,见村内数出酒店肉店,便望酒店门前歇了[38];朱仝押送雷横去解州,途中经一酒店时,趁机私放雷横[39];时迁盗得徐宁宝甲后,出二十里后撞见汤隆,二人同样是在酒店内商量对策[40];再看石秀来到北京城打探卢俊义消息,亦藏身于十字路口一酒楼上[41];李逵下山来寻水火二将,见路旁一个村酒店,进去便坐,吃完便走,却相识了一心想要投奔梁山的韩伯龙[42]等等。
(三)、客(饭)店。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路途中的食宿问题怎么解决呢?客店随之兴盛,这在《水浒传》中也多有体现。出门在外,人们首先想到解决食宿问题的途径是客店、村店等,而非露宿荒野或者是自备口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兴旺。在《水浒传》中,鲁智深在往东京途中,“于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在客店内打火安身”[43];杨志失陷花石纲后来到东京城,也是在客店内安身,盘缠用尽后而不得已出卖祖传宝刀[44];杨志押送生辰纲路途中也曾在客店里歇息[45];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时也曾在安乐村王家店内歇息,后来也因此露出马脚而被捕[46];武松自柴进庄上与宋江分别后,当晚也是投宿客店,次日付了房钱而来到景阳冈[47];武松与何九叔来找郓哥询问武大往王婆茶馆捉奸事宜,三人选择了巷口一个饭店楼上[48];武松来到孟州道相识施恩,而醉打蒋门神于快活林,此处正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兑坊”[49];宋江被押往江州途中,“到晚投客店歇了,打火做些饭吃”[50];宋江在揭阳岭因薛永而得罪孔家兄弟,与两个公人“来到市梢尽头,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正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51];戴宗梁山泊传假信,“当日戴宗离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52];宋江别了众头领来家中接老父上山,“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53];再如杨雄误信潘巧云言,而与石秀心生隔阂,石秀无奈离开,“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赁了一间房住下”[54],暗中查询潘巧云奸情;再如戴宗与李逵二人来取公孙胜,途中二人行了数十里路,“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55],又行了数百里,“前面到一个客店,两个且来投宿”[56],寻得公孙胜后,三人“离了二仙山九宫县,取大路而行,到晚寻店安歇”[57];且说时迁奉命下山盗徐宁家传宝甲,“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迤逦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58];再如呼延灼兵败失马,苦悶不已,径投青州来,“到城里时天色已晚了,不敢见官,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59];再如卢俊义来东南方避祸,先差李固前方探路,“行了四十余里,李固接着主人。……再行了四五十里,到客店里,李固接着车杖人马宿食。……”[60];燕青射杀董超、薛霸二人,就出卢俊义,“走不到十数里,早驮不动,见一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安下”[61];且说燕青、李逵二人来泰安州参加相扑大会,“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客。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梢头赁一所客店安下,把担子歇了,取一床夹被教李逵睡着”[62]等等。 (四)、贩夫走卒式的叫卖。这种小商小贩的经营方式,在《水浒传》中出现次数不多,但也说明商品经济已经发展的相成熟,不仅有大酒店、客店的经营方式,也有这种只能糊口的小本经营。吴用智取生辰纲一节中,晁盖等七人就是装扮做贩枣的小商人,白胜扮作挑酒卖的走卒,虽是假扮,却也说明这种经营方式在当时已属正常现象,不然就不能不引起杨志等人的疑心了[63];武大子清河县搬到阳谷县也是靠每日挑卖炊饼为生;与武大一起去捉奸的郓哥也是每日靠卖香梨糊口[64]等等。
综合分析,在《水浒传》中餐饮业的经营形式大概就这几种,其中尤以酒店、客店出现次数最多,分布最广,更具有普遍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宋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
二、茶坊、酒店、客店等的普遍存在
《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这样:凡大城市无不三街六市、店铺林立,如东京、北京大名府、泰安州等;凡官道路口普遍有挑着望旗的酒家客店供过路客商食宿;凡旅途在外,不论是发配途中还是游玩在外,均首选客店酒店村店之类解决食宿问题,寺院庄园投宿乃是前不搭村后不着店这种无奈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
(一)、酒店等出现次数之多。从以上所列饮食业的经营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茶坊酒店客店等出现在45回次,占全书回数45%。而且通常在每回之中不只一次出现,例如在第二十六回中,酒店饭店茶坊共出现七次;第二十九回中,仅酒店(肆)一项就出现了八次;第三十六回中酒店(肆)出现了五次等。
(二)、数量之多。餐饮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数量的多少,例如施恩对武松说“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作快活林。……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65],仅安平寨东门外快活林就有百十处大客店,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武松受施恩之托夺快活林,相约路上‘无三不过望’,施恩想道:“这快活林离东门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来卖酒的人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时,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才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66]短短十西五里田地,就有十二三家酒店,数量之多自不必说;小小清风寨却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67];梁山泊排完座次后,宋江等人来到东京看灯会,柴进、燕青入得城来,“转过东华门外,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酒肆茶坊中坐地”[68],东京之繁华可见一斑;燕青来到泰安州参加相扑大会,却见“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69],仅泰安州一庙周围就有客店一千四五百家,数量之多,自不赘言等等。
(三)、分布范围之广。从东京、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到泰安州这样的中等城市,雁门县这样的县治,再到安平寨、清风寨,再到十字坡这样的乡野山村直至官道路口都有茶坊酒肆客店的影子,从以上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这里不再赘言。
通过分析当时饮食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及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经营饮食业在当时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水浒传》中饮食业的经营形式及发展状况,给大家展现出一幅宋代饮食业高度发展的画面,而这与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事实相一致,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水浒传》不愧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饮食业作为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对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加形象的了解。
当然,《水浒传》毕竟是小说,在借助小说等艺术作品进行史学研究时,还需加以考证与甄别,况且学界有关《水浒传》成书年代亦有争论。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对宋代饮食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宋代饮食业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还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只是从这样一个研究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简要归纳,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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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三回,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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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二十五回,345页。
[24]第二十六回,354页。
[25]第二十六回,362页。
[26]第二十七回,372页。
[27]第二十九回,387—391页。
[28]第三十二回,424—430页。
[29]第三十三回,443—444页。
[30]第三十五回,480页。
[31]第三十六回,489—491页。
[32]第三十七回,497页。
[33]第三十八回,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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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四十回,549页。
[36]第四十四回,608页。
[37]第四十五回,636页。
[38]第四十七回,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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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第五十六回,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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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十六回,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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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第二十六,355页。
[49]第二十九回,384页。
[50]第三十六回,486页。
[51]第三十七回,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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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第五十七回,795页。
[60]第六十一回,852页。
[61]第六十二回,872页。
[62]第七十四回,1016页。
[63]第十六回。
[64]第二十五回。
[65]第二十九回,384页。
[66]第二十九回,387页。
[67]第三十三回,443页
[68]第七十二回,990页。
[69]第七十四回,10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