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初，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矮脚虎”方快相遇。他满头白发，脸膛通红，说起话来有嗡嗡的回音。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矮脚虎啊，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
　　逞能折断教鞭
　　方快是十分调皮捣蛋的学生，但他家是我们村里最贫的贫农，他父亲是贫农主任，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学生老师是不能管也不敢管的。平心而论，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靠卖豆腐为生，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
　　他在大街上当着很多晚辈的面喊我的乳名，说明他对我不服气。我获奖后有一位记者去采访他，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背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写字儿，他也不是我的对手；摔跤？我捆着胳膊也是他倒地……”
　　我们那时上语文新课，总是先由老师朗读一遍，然后我们跟着他读，最后是我们齐声朗读。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着我们发出的声音里，是否有对课文的故意歪曲，如有，他就会用教鞭抽打。方快是挨教鞭抽打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打到略有痛感而已。
　　但最后一次，方快夺过教鞭折成两截，扔在老师面前。我至今犹能记起老师的尴尬表情。老师出身也不太好，对方快这样的赤贫子弟心怀忌惮。尽管他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挑战，他只是蜡黄着脸说：“好！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明天到了，老师似乎忘了这件事儿。他给我们上了新课，领读之后，就让我们齐声诵读，但是他不再提着教鞭巡视了。
　　方快折断了老师的教鞭，我们把他像英雄一樣崇拜着，他却好像很不高兴，谁提这事就跟谁急。


　　朗讀成为典型
　　有一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那天下午要上新课，课文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每到黄昏，池塘边上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然后用颤音发出一声短鸣，接着满塘的蛙便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像这次朗读这样兴致勃勃，这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着方快，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成了领读者。他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
　　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那些青蛙在教室里蹦跳着。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我们听到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青蛙还受到科学家的另眼看待，因为许多科学试验都少不了它们……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但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变得红润起来。方快朗读完课文，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着。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不久，方快便当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他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他参加全县小学生朗读比赛获得了第三名，一时声名赫赫。在他的面前，似乎铺开了一条撒满花瓣的道路。如果不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查出“历史问题”，他很可能会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
　　我应该是方快引发的朗读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又一个典型。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们班的同学一大半都达到了这水平。与此同时，朗读也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在朗读中获得了语感。
　　无畏放声呐喊
　　小学五年级，我与方快都辍了学。方快力气大，加入成年人的行列里去干活儿，挣整劳力的工分。我只好去放牛，挣半劳力的工分。放牛确实不需要耗费太多体力，但寂寞难熬。当牛在草地上吃草时，我便大声地背诵学过的课文，包括那篇《青蛙》。这好像是一件很励志的事儿，但实际上全是寂寞无聊所致。
　　我在村里混到十八岁，托叔叔的面子，到离家八里的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棉花加工厂晚上开“批林批孔”的会，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安排几个人发言，其中有我。稿子都是从报纸上整篇儿抄下来的，所谓发言，也就是念稿。谁的声音大，谁念得流利，谁念得音节铿锵，大家就给谁鼓掌。我是赢得掌声较多的，这得益于在学校时的朗读训练。在我赢得赞誉时，我想，如果“矮脚虎”在这里，出彩的一定是他。
　　后来当了兵，在新兵连训练时，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于是他就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都是大学教材。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谢领导的信任，也感慨自己的无知无畏。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为了使开学后的课讲得从容些，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
　　话说当年我在邻居家的空屋子里大声朗读，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那其实已经不是朗读，而是标准的呐喊，甚至是吼叫了。我的朗读吸引了很多孩子躲在窗外听，大人路过时也会透过破窗往里望几眼。我当时特别崇拜我们单位宣传科那位讲课时手势繁多的干事。我学着他的样子，面对着墙上那面模糊不清的镜子，用我以为的普通话，用我以为的演说家的动作，挥舞着手臂，呐喊着，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
　　忆昔滋味万千
　　方快曾到我备课的空屋里去看过我。他那时跟人合伙开油坊，还没做豆腐。他说，你的嗓门真够大的。我说，比你差远了。他一点也不谦虚，说，如果要说朗读，你还真不如我！我说，我不如你的地方多了去了。他问，你这些天老在呐喊“不做铁砧，便做铁锤”，是什么意思？连我儿子都跟着你学会了。我说，那是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最后辩词》中引用过的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句。他说，纯粹瞎咧咧！我不做铁锤，也不做铁砧，我做铁钳子、铁钩子行不行？
　　尽管我的呐喊式朗读被老同学讽刺嘲弄，但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不得不非常不谦虚地说，那时我的记忆力很好，备好的课几乎可以背诵；我不得不非常不谦虚地说，那时我的嗓门很大，喊叫两小时，没一丝一毫嘶哑。当时我颇为得意，两堂课吼完，回到保密室（我兼任保密员），点上一支烟，竟有那么几分季米特洛夫的错觉了。
　　三十多年后，我到江南去，与十几位当年听过我讲课的学员聚会。问起他们对我讲课的印象，他们笑而不答。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听了这外号，心中一怔，马上就知道他们当年受了我多少折磨。是的，我们那军校离狼牙山不远，荒凉偏僻，深夜里，的确能听到孤狼令人恐怖的嗥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