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面对现代社会手机的普及，您是怎么看待“学生携带手机入校园”这一现象的呢？
　　李冬：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手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它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20世纪80、90年代，手机还叫大哥大，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更多可能是把手机看成是有钱、有身份的人士才能用的物品。但是，现在手机平民化了，既然是平民化，就要以一种平民的心态、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它。现在不是信息现代化时代吗？那么，学生肯定是要接触这些科技新产品的。我认为学生使用手机这种事情是挡不住的，也没有必要去挡，反而应该去疏导。
　　我们允许学生带手机到学校来，是用相应的管理制度来约束。比如说我们设置了专门的场所给学生的手机提供充电服务；在教学区域特别是在教室里面，在正常上课时间、自习课以及其他学习活动中，手机则是要求要关掉的，自己要专心学习，也不能影响其他同学上课学习；课间休息时是可以使用的，学生可以用手机查字典、查信息，也可以打电话。现在的手机不仅方便学生及时与家长联系，而且还方便学生及时查阅与学科学习有关的网上信息资源，方便了学生们的学习活动，手机对学校教育教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学校允许学生带手机上学，是经过了认真思考之后的主张和决定。我们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在信息的选择、判断以及信息加工、提取等方面的能力，这些通过手机就可以一定程度地实现。可以说，培养现代公民，离不开媒介素养的培养，包括如何把手机这个信息平台利用好。
　　《中国教师》：手机的存在会不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比如浏览一些与学习无关的网页、信息，打游戏之类？
　　李冬：这没多大影响。比如学生课间打电话，我们要求不得在教室里打电话而是要到楼道里面，我也常常看到学生打电话，都很正常。所以，我是这么看的。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影响学习的因素呢？必然是存在的。但是那时候人们讨论这些因素了吗？可能也在讨论，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特别的轰动。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媒体，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快捷，消息出来，通常是顶多一个村知道，或者一个社区知道；二是那时候不是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对自己孩子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关注。我觉得最近社会对学生使用手机过于关注了，学生学习，在任何时代，消极因素总是存在的。可以想象，任何事物的利弊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应该容忍手机的存在，以及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既开放又闭合的心态，实际上就是一种系统性思考的概念，系统不可能完全封闭，封闭了就成了死系统，当然也不能是完全开放的，完全开放的系统也不成立。所以，又有开放又有闭合，才是我们对待事物的一种策略和心态。既然这些事情在学校里发生了，那么就让学校自己慢慢去解决、去处理，可能会更平和一些。
　　《中国教师》：有没有因为学生使用手机而影响学习的现象存在，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李冬：我们学校差不多90%的学生都有手机。我在学校巡视的时候，对各个教学楼、教室都会挨个查看。全校一共40多个教室，在学生最容易犯困和走神的时段我会挨着个走一遍，通常情况下，我看不到学生使用手机，偶尔能看见，也是零星的一两个。所以，我不认为“手机影响学习”这件事是主流的或者说是很泛滥的现象。至于上课玩手机肯定是悄悄发生的事情，那就悄悄地解决，一方面我会观察他以后怎么做，另一方面我要跟班主任交流，跟年级主任等相应的领导进行信息沟通。大家对待这种事的基本策略都差不多，肯定要旁敲侧击地提醒的，比如有时候在校园里遇到了在课上偷偷使用过手机的学生，我们不会和他谈手机的事，而是从其他事情入手，例如跟他谈谈这两天上课的情况，谈学习的情况，让他自己去反思。这是日常教育的方式方法，不是因为有了手机就得这么做。可是如果他自己总是管不住自己，我们就要出手了。总之，我们得时刻想着教育的目的和手段是什么。
　　就像有考试就有作弊一样，哪个学校的学生没有违反纪律的，哪有纯粹的好学生或者纯粹的不好的学生？都不存在。我们就用平和、开放的心态来应对这些事，去引导这些学生，把学习的氛围立起来就可以了。我个人认为对使用手机这事不要小题大做，淡化它就好了。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正上高中，当时有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加里森敢死队》，剧中主人公的刀法特棒，我们就学着电视里面的情景到处甩飞刀。那时候社会上也纷纷扬扬地讨论过，其实现在看也没什么。大家应该对新生事物带来的弊端更宽容一些。教育需要这样的态度，也需要多一些时间去适应。
　　《中国教师》：有些学校为了便于管理而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严禁学生将手机带到学校。而学生为了带手机也是各有各的高招，似乎越堵越能激发孩子叛逆的心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冬：学校做一切事情之前必须要考虑出发点是什么，是为学生的发展好还是为了学校的秩序好？学生的发展是目的，而学校的秩序是手段途径，我们不要把教育的目的和手段途径搞混了。首先，学校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现在的发展，也要考虑未来的发展，而且学校教育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要和谐、同步，所以，我认为学生带手机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其次，我们培养的是具有科学精神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手机的更新换代正是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让他接触、感受这一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像我们的创新教育就无从谈起，就自相矛盾了。第三，对新生事物、新的科技敏感、接受快、心胸开放是青年学生群体性特点，这也正是我们教育者对他们要欣赏和鼓励的地方。学校卡死了不让学生接触手机，或许十年前可以这么做，但十年后的现在还这么做的话，我们的教育者就应该反思了。
　　有些小孩子他可能会骂人，面对这种问题大人怎么做的呢？要是小孩骂一次大人就说一次，不断地斥责“你可不能骂人”，这种斥责很容易让孩子以为是在奖励他，反而更容易让他重犯。所以，我们不理这茬，淡化它，用别的语言环境来对待，可能慢慢的孩子就不会有骂人的习惯了。学生犯的错误，通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成长中必然要经历的，他不经历这个就经历那个。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学校内部教师和学生要沟通和交流的范畴，是教育的契机。比如最近有个学生家长跟我交流，说孩子游戏上瘾了，对这种情况我是很警觉的，马上就跟班主任和心理教师交流该怎么办。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得高度关注，因为这是属于“病号”，对“病号”就得多加关心、关注、看护和照顾。当然，对于有违反学校的规定、制度或者纪律行为的学生，教育肯定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其基本原则，我们要保证三点，第一点是我们学校制定的规定和制度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第二点，对于一些发生违规行为的学生，应该有相应的处罚；第三，实施处罚要在学生和家长可接受的范畴之内，否则就失去了教育意义。另外，教师要努力提高执教水平和执教艺术，如果教育的效益降低，学生可能会出现逆反的心理和举动。
　　《中国教师》：学校采取强制管理的手段，可能也是因为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自制力比较弱的缘故，那么，在学生自我管理方面，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呢？
　　李冬：实际上，我们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时候也是对学生管得挺严的。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做法也算符合当时的情况，因为国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而学校也处于一个不断调整的阶段，包括建立制度、设定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使学校的秩序能够尽快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教学状态。当时包括发型、服装等，都查得严格，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也得到了家长和社区的广泛认可。但是，学校有了井井有条的秩序之后，我们逐渐发现教育不应该只是这样的，而是更应该尊重人的主体地位，这是我校在90年代提出来的。我们也在不断反思，认为教育方法手段是可以调整的，于是我们逐步地进行了调整。到了21世纪初，我校专门成立了课题组，从德育的角度就“高中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的问题边实践边研究。从做课题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强调要给学生留有余地，要给学生一个反思的空间，即在时间和精神上的空间。教育要留白，要让学生有一个自己判断、选择的机会。当然我们不是放弃教育和管理，而是通过教育使我们的学生逐渐走上一条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不断加强的学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