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这位执政30年的埃及前总统，已经被宣布“靠技术支持存活”，无论他能否撑过此劫，埃及都毫无疑问地要向前走了。穆尔西，依靠51%的投票率中51%的得票率，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真正意义的民选总统。他同时拥有美国的博士学位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背景。
　　这一出新旧交替的悲喜剧，在西亚北非倒也不陌生：塔利班被击溃了，卡尔扎伊却未带领阿富汗人民摆脱贫困；萨达姆上了绞刑架，自杀式的爆炸声依然在巴格达街头不时响起；卡扎菲葬身沙海了——据说死讯曾让穆巴拉克痛哭流涕——利比亚的部族政治和冲突依旧。没了政治上的强人，有了形式上的民主，中东地区真能苏醒了吗？
　　强人昏厥的逻辑更耐玩味。倾力干预的西方势力当然不是“救世主”，不过是为了石油与战略利益的顺水推舟，客观上却加速了独裁国家的民主进程。这背后，更重要的还是积重难返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法治的缺失。正如埃及网民集结前的网络留言——“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大厦之将倾，谁人又能扶？内因，才是革命最终的爆发点。
　　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不管属于“舶来品”，还是自我革新，革命创造出的民主程序，都在事实上引领着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而在革除恐怖、专制的军人独裁后，形式上的选举能否回到原点，去缓释那一份份引爆革命的愤怒与怨恨？对此，恐怕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给出乐观的判断。
　　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势是：民主象征自由，交易自由促进市场繁荣，凭此便可以消除贫困；有民主又有竞争，有竞争就有互相监督，当然也会减少腐败。实际上呢？先看拉美，选举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非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带来“悲惨的增长”，造成危机潜伏甚至发生动荡的“拉美陷阱”。再将目光转向印度和非洲，选民手中“自由”投出的选票又何曾遏制住贪腐的横行？不过沦为利益集团相互倾轧的工具而已。
　　极端举例并不能否认民主的价值，仅以说明其社会治理的有限性。选举，或许能够影响权力的来源，却生成不了权力的制约。离开制约的权力，既无法为市场主体锻造出平等、安全的契约秩序，更难遏制政治主体的“寻租”冲动。其中失掉的一环正是“法治”——民主并不必然生成法治，反之亦然。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消除贫困、刺激复苏、告别两极分化，都离不开对公民、公司两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而无差别的保护——此曰“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现代政治学的另一核心议题是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用法律及法律的独立运行把权力关入笼中——此曰“法无允许即为禁止”。此二维度，乃构筑起法治精神的全部要义。
　　丢开法治去张扬民主，无异于复苏独裁者的独裁意识。革命者的鲜血，若与独裁者的血污混为一色，民主便只会出离为集体的愤怒、报复与非理性，革命的初衷更会被自身的贪欲所扼杀。
　　而在埃及，立法权尚在军人手中，违宪、重新立宪等议题始终纷纷扰扰。伴随穆尔西的宣誓就职，期盼中的军方交权或许能为法治建设让开道路。“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人民的权利绝不能仅仅写在纸上。只有当人民的民主权利、经济权利从纸上跃入现实，走进炮火纷飞、人人自危的街头巷尾，大概才能说“阿拉伯革命”的茉莉花香，真正飘进了埃及这个文明古国紧扣的黑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