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2日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率领的共和国前进党获得32.2%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政党几无悬念。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获得14%的选票。继法国大选后，这次选举再次证明，勒庞这位被称为法国“最危险的女人”，没有给法国带来危险。
　　赢得总统选举后，马克龙曾表示，他将走“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间道路。他认为，现在的法国没有“左”“右”之争，“我来自左翼政府，但是我也愿意同所有倾向右翼的人一起工作”。
　　马克龙曾在左翼的奥朗德政府时期担任经济部长，但这次选举他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的，并组建了自己的新政党。不过，从民调情况来看，马克龙的政治光谱应该是中间偏左。根据法国总统选举期间的一项民调，马克龙的支持者，42%自称是传统的社会党支持者，36%标榜自己属于中间派。
　　去年6月英国的脱欧公投，被认为是极右翼政党英国独立党的胜利。来自右翼保守党的首相特雷莎·梅想挟民意之势，通过提前大选巩固右翼在议会中的势力。结果事与愿违，让左翼的工党成为她政治豪赌的最大赢家。从这个意义上说，6月8日的英国议会选举，是对去年脱欧公投中，极右翼民粹崛起的一种矫正。
　　6月14日，38岁的利奥·瓦拉德卡当选爱尔兰新总理。这位爱尔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胜选后做出了与马克龙类似的政治表态。瓦拉德卡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既非左派也非右派”，传统的左右划分已不适合当今的政治。
　　无论政治人物如何表述自己的政治光譜，欧洲民意与右翼民粹主义拉开距离，向中间道路回归，都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回顾二战以来欧洲的政治历史，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与政策路线上，都不约而同地“向中间靠拢”，争取中间选民成为赢得选举的关键。结果就是，政权总是在“中左”与“中右”政党间切换。这也成为那个时期欧洲的稳定之源。
　　这样的局面，自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解体。全球化给欧洲普通民众带来经济上被剥夺感，文化上的多元主义造成身份认同危机。政治激化开始受到青睐。正因为如此，2017年或成为欧洲“民粹之年”的担忧开始出现。
　　但“特朗普效应”在欧洲并没有出现。荷兰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惨败，党首维尔德斯没有成为“荷兰版特朗普”。一个月多后的法国大选，勒庞也没有成为“法国版特朗普”。
　　极右翼政党吸引选民的管用策略，是寻找替罪羊和营造危机感。它们对发现问题更敏感，但对解决问题却不擅长；它们总以为复杂的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得到解决。
　　在这一点上，特朗普的施政，给欧洲选民们树立了一个典型的负面样板。德国的一项民调显示，82%的德国人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坏事。今年欧洲的几次大选表明，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给选民带来的是更大的危机感，而不是安定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延续执政的可能性更大了。德国极右翼政党的威胁已不足为惧。反倒是中左翼的德国社民党候选人舒尔兹，可能对她的政治倾向与政策选择向右转，构成强大的牵制。目前的主要候选人中，舒尔兹是唯一在民意支持率上有可能抗衡默克尔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