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看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脑袋》：
　　整个晚上，耳朵里装满奥迪安剧院的音乐、阿斯托尔广场的演说、马路转弯处的汽车噪音和玉米饼贩子凄凉的叫卖声，做梦者面对着书桌上一叠纸，等待他写上长短句和十四行送给宠爱的女人。
　　什么长短句！什么十四行！抒情诗人的脑袋里是色彩和声音的大杂烩。他的头颅里回响着独眼巨人的敲击、洪亮的定音鼓颂歌、雄壮的铜号、清脆的笑声、小鸟的啁啾、拍翅声和亲吻的爆响，各种疯狂的复杂节奏。种种色彩挤挨着，像种在一个盆子里的许多不同的花，也像画家调色板上斑驳的油彩……
　　这是一章有着明显喻象的文本。“做梦者”与“抒情诗人”是同一个人。他在一个晚上想写一首“长短句”或“十四行”给“宠爱的人”，可是他的脑袋里无法除去众多声音的搅扰。那些声音庞杂拥挤，络绎不绝，惑乱了心绪。诗人以“声音”的混亂，来说明这是一个不适合写纯情诗的时代。一些纯真于人类情感的感受，早已经被日益躁烈的喧嚣击伤或毁灭。作为一个内心有美好愿望的人，是无法获得宁静平和的自由人生的。或者说，现代社会无法容许一个人有着美好的憧想了。它掳夺了人最本质的生存理想。脑袋，便不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被社会左右了的复杂的脑袋。人的脑袋成了被社会“戏剧场”或“舞台场”牵引的物件。
　　鲁文，达里奥让听着的、发出声音的同时呈现。印证现实生存之众生本相：一个吵嚷着的、冲突着的、戕杀着的生存艰辛和寻欢作乐的欲望世界！还有，就是一种违反了人的主观意志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比如“敲击”“颂歌”“铜号”“笑声”等“硬性”声音。这些声音，主导着整体。借指个人意志之上的那些“声音”。而“小鸟的啁啾、拍翅声”夹杂其内，是被伤害了的、极力想挣脱的“弱性”声音。也是借指底层卑微的人生。那些捉摸不定的力量，正左右人的纯粹的想象。它是极权下的主观的没落与颓废的世相本身的存在。
　　诗文本渗透了诗人的孤独感和悲愤感。特别是第二段的两个“！”就可看出诗人的反抗心绪。是诗人觉醒的骚动。自由的翅膀要挣开束缚的笼锁，向着明澈宁静的天地飞翔，这是“做梦者”所要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在狂乱的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存在。如果用艺术形式表现，则会像画家那样的斑驳陆离——“种种色彩挤挨着，像种在一个盆子里的许多不同的花，也像画家调色板上斑驳的油彩……”肉欲的声音、与“神明”不相符的声音，冲击着人本。罪恶、良善、贫困、豪奢，都将被调色，混合在一块儿。表达了诗人向人性苍白的世界索要自由的心态。愤懑中有渴望解救个人意志的愿望。那么，梦也许能够？“做梦者”的“梦”该是自由的？但却不能，就连做梦也被剥夺了。失去了自由空间，也失去了精神空间。诗人将一系列“独声”和“混声”杂糅一处，且没有逻辑上的序号，这预示一个非常可怕而混乱的世界“场面”。精神的变形、分裂，粉碎自由者的理想。反观的是时代主义对自由人性的扼杀。人性的价值正在消失——“什么长短句！什么十四行！”异化的畸形与精神的混乱，让人类社会一步步向着危机进入。人内心的精神性被迫消失了。这是诗人忧虑的。
　　鲁文，达里奥利用声音的冲撞，来强调受击打的灵魂。而诗人的确是在这种充满焦虑的夜晚度过的。他正无奈地倾听这个世界的嘈杂与人性的悖反。人的脑袋成了悖论的脑袋！
　　诗创化哲思，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创造或是审美体验，而非逻辑性的，是经过心灵映照、往事般回忆的“镜像体验”。然而，外在的自然影像经过诗人丰富的心灵映照，又如何表述出来？所述文字又是否具有文本性？就连诗人自己，也可能被一些零乱的、繁复的意象所迷惑。那些“不确定性的”，如何进行“物化”审美，并“敞开”出来变得“确定”，这就要看诗人多年来的锤炼之功了，这是诗的“镜像体验”。这种体验，就应如艾米莉，狄金森水晶般朗澈的灵性抒写，就应似博尔赫斯宛若叉状闪电的想象和撕裂了的情境展现，就应像艾略特荒原梦幻般的奇异色彩，以及埃利蒂斯对于感觉的表达、帕斯形而上沉人深层的哲学思辨。创化诗的感悟，使诗文本既忠于外在的秩序，又敏感于内部的法则，洞见意境本身。
　　泰戈尔在《散文诗和自由诗》一文中这样说：“无论是智力或知识，都不能取代审美感。审美感取决于许多因素：性格、思维方式，教育，最后还有社会环境。如果你有审美感，就会又兼有高尚气度、心胸宽阔及理解事物的敏感，那么这种审美感在文学领域内就成为你可靠的领路者。”优秀的散文诗是传播天地万籁的清风，它析出了天地的语言，于阳光下绽开绚美的涟漪。这清风，不论是微醉还是酩酊，不论是平静还是狂悖，都令人玄思。
　　注：①[印度]泰戈尔：《散文诗和自由体诗》，陆宗荣译，载《学术小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