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妈妈”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的案子败诉了。开庭前曾寄托胜诉希望的她，败诉后蹲在法院门前地上哭了10分钟，她说：“我现在有自由但没有公平正义。”
　　唐慧是湖南永州的一位普通母亲，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可是7年前其刚满11岁的女儿被逼卖淫、饱受摧残，她们平静而温馨的生活戛然而止。“有背景”的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迫使唐慧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去年8月，“不断滋事”的唐慧被以“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处以18个月劳教。
　　唐慧被劳教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官媒也加入对永州官方的声讨之中。舆论的激愤，最终引起了湖南省高层的介入，省劳教委撤销了唐慧的劳教决定。可是，当唐慧就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却在4月12日遭遇败诉。
　　唐慧的较真与不屈，不仅引起公众的同情和支持，长期“稳控”唐慧的当地官员也给她发去“充满温情”的短信。那些维稳者，本来是唐慧的对立面，可他们为什么恨不得做唐慧的参谋，希望她尽快赢得官司呢？这背后也有着无奈。据媒体报道，唐慧6年期间进京23次，赴省城百余次。唐慧所在的富家桥镇负责维稳的干部也是寝食难安，一年中花在她身上的时间就有半年，多年来财政负担了上百万元，达到难以承受的境地。
　　上百万的财政支出，对于一个镇来说不是小数目。我们不仅要问，这场体力、精神和金钱消耗战中谁是受益者呢？或许根本就没有受益者。类似唐慧这样的上访事件，许多基层都在上演。在这些上访人员中，不乏唐慧这样蒙受冤屈却无处申诉的。然而，由于信访考核压力山大，基层干部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想尽一切办法截访。
　　国家设立信访制度，将其视为一种民情上达、伸冤维权的特殊通道。但是，信访制度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却充满了人治色彩。由于存在信访考核“零指标”和“一票否决”制，为了避免被免职或妨碍提拔，有些地方干部轻则搞“盯梢”截访，经常跑北京或省会搞“维控”，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重则打着“维稳”的旗号徇私枉法，将上访者拘留、劳教甚至“被神经病”。今年一月份的“黑龙江上访女陈庆霞被劳教后关废弃太平间3年”就是一个恶例。
　　近年来，“维稳”这个词不断升温，使用频率颇高，维稳的权力也被广泛滥用，不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为了维稳，瞒报死亡人数是为了维稳，劳教上访者也是为了维稳。“维稳”变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不少官员的潜意识中，好像高举维稳的旗帜，就可以绑架上级政府，就可以不顾法律尊严，就可以忽视民众的正常权利。
　　或许在一些地方官员的执政思维中，“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维稳”治理模式，是以全体公民为假想敌，把民众的正当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但社会矛盾的根源并未得到解决，到头来只会激化矛盾。以唐慧为例，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她上访已经耗费了上百万纳税人的钱。然而，到现在也没能阻止住唐慧继续上访。
　　我们今天总有一种感慨，政府越维稳社会越不稳。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可是仿佛扔进了无底洞一般，换来的不是稳定而是公众的质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益平衡性被打破并逐渐拉大，产生了大量的利益受损群体，被压抑的个体或者群体像高压锅一般。截访也好，劳教也罢，这些维稳手段不是在给社会解压，反而是调高火力加压。
　　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加快法治建设，约束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政府，避免官权肆意横行剥夺民权，却迷信高压政策搞强力维稳，就如同卸了高压锅的阀门一般，社会矛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场所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除了要建立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外，更要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诉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