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另一位弗里德曼——塞缪尔·弗里德曼同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记者，只不过从来没有得过新闻奖。他在自己那本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书《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中，写到自己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时采访过的一个女孩子。
　　她叫比比，来到数十年来一直处于濒死状态的百老汇。比比的理想是做舞蹈演员，她被选中在当时著名的音乐剧《平步青云》中演出。每天训练，比比的身边都充满着告诫她“舞蹈没有安全感”、“没有提升和发展”的合唱演员。
　　年轻的比比气愤极了，“我不想再听到百老汇就要灭亡的话，我刚到这里，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比比说。
　　
　　精神的鼓舞
　　
　　我和你一样不知道比比今天的下落，我也想问：这个精神气儿很高的年轻人做对了吗?
　　比比初来乍到，像所有处在事业起跑点的年轻人一样，兴奋、热情、充满理想，但是她确定这是她的理想而不是别人观念所左右的吗?她确定她喜欢这个，但是她确定能做好这个吗?比比相信一切刚刚开始，但是她到底知道实际开始没有几天可以乐观、盖棺定论会来得非常快吗?我们向百老汇的崇高艺术致敬，但是百老汇也被称为“了不起的病人”，呈衰败之势，比比投身其中是明智的吗?到底该说她的精神冲破现实障碍，还是该说她暂且不愿意承认它呢?
　　很多时候，受到精神鼓舞的确让我们具备了强大的能量，即便和身边的人在一样的领域做一样的事情，精神也让我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当我们平常的价值观与工作细则吻合，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真的很重要，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显得有战斗力。一个只想赚钱的年轻人很容易变得没有底线、饥不择食。一个精神处于真空的青年，很可能有创意奇才却最后成为地产文案写手。
　　但是，精神同样有隐患。
　　
　　精神的隐患
　　
　　精神这种能量之所以那么好使，很大情况下说明我们非常容易被自己的某种精神所打动：天!我的认识居然已经如此深邃。而容易被自己的精神打动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容易陷入自我境地。从此，因为不为人知的精神，变得有那么点儿没事偷着乐(比如一个以成为谦逊的第五级领导者为2008年目标的人很有可能正因为他的努力而沾沾自喜)，变得有那么点儿卓尔不群的优越感(一个研读管理论丛、沉浸在对完美组织的想象中的人开始有点儿看不上公司对西点军校执行力的吹捧)，变得有那么点儿精神洁癖(比如一个认为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注定不能忍受在只有5人的商住两用楼里做琐碎的事情)。如果不及时纠正，还有可能变成一个“嗜精神音”，善于用精神胜利法鼓动自己、忘记现实，成为“精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很多时候，在职业起步阶段，我们没有办法像《哈佛商业评论》介绍的精神能量管理那样行动，我们并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头脑风暴和新战略的计划，不喜欢做财务报表。就像某位银行的金融高管那样，“找到喜欢做报表这件事情的人向他汇报，同时他只做制订头脑风暴的会。”我们可以有精神、有价值观，但是没有依照精神和价值观而挑三拣四的条件。即便萧伯纳说“所有的进步都要靠非理性人，因为非理想的人让社会适应自己”，尽管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但他们是文豪，而写字即使在今天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作。我们远没有到可以自由决定命运的时候，每一个高管的理想都曾经成为铁轨底下的枕木。
　　今天你也许需要做一份最不能符合你价值观的工作，或者你不得不为营利的目标放弃掉一些精神。“工作不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为那样那样的工作而努力，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方法。”理想主义这样说，他们活在未来，而现实主义则马上开始做笔记——“工作原来是这样”。
　　回到开头。比比最后在百老汇得偿所愿了吗'我们不得不说，开始时的精神气连一个提示都不能给我们，一切都取决于后面她怎么做，取决于她愿不愿意适度地使用自己的精神能量投入到行动的过程中，就好像那些驾驶好手教育我的那样：明确目标后，不要把车开得飞快，而是控制好油门。
　　“总有新的一年!”对于那些沉溺于想个理想出来作激励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那些急于行动起来的人会质疑：对于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于我要成为我要被记住的那个人，“总有新的一年吗?”
　　别把去年的故事再演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