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是教与学的统一，教者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向教者获取知识。为此，教者应抓住学生的听课思维，这是统一两方面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做好以下三点：
　　一苦学。一个教者，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学者。我们做教师的，每堂课都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因此，没有学问不行。因此，这就必须日日去先进“货”，早进“货”，而且要进新“货”。然后，才能日日向学生去售新“货”。而这书又该怎么读呢？我认为：自己专业的书要主读、专读；好书、好文章要能做到苦读成诵；非专业的书要广读，以增加学问。有了学问，你给学生讲起课来就能旁征博引，进而做到口若悬河。生活本身就这样证实，一个老师有了才华，并日日向学生去展露才华，这才能使学生对你产生崇拜，并日日盼你去为之施教。如果能达到此境界，那就是这个教师在教学上取得了最大教学效果的明证。
　　二深钻。有学问，只是有了教育学生的知识基础。但一个教师，单有学问，不备课也绝对不行，备好课才能上好课。而备好课，一定得下大力气，对课文要去加以苦钻和深钻，而不能浮略观望。而且，要把对课文苦钻、深钻所取得的每一点的研究心得写在书上，以便于讲课时取用。农民种田总是对土地做到“三耕六耙”，一遍一遍地深翻。我们教师备课时，对课文也要做到“三耕六耙”，一遍一遍地深钻，把书上的内容耕深刨透，做到随心所欲的境界，那书上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就会被你一一捉住。到时，就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开疑点。深钻，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要好好地去研究学生，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三善教。这里讲的是教学方法问题。我们做教师的，给学生讲课就像厨师给食客上菜，尽管是山珍海味，但菜烧得可口与否，还要看厨师的手艺如何。因此，一个教师，要想教好书，不研究教学方法不行。在讲课时，要想紧紧吸引住学生的听课思维，必须具有以下“三性”，即知识性、雄辩性和形象性。
　　1.知识性。我们给学生上每节课，一定得给学生传授一定分量的新知识。如果一堂课，只给学生讲一丁点新的知识，学生听起来就像吃菜一样，吃得很不够味。因此，课堂教学，其内容一定不能“少”；如果常给学生讲那些空话、套话，学生听了，就像吃的白水冬瓜，那他们就会感到乏味。因此，我们给学生讲课，其内容一定不能“老一套”。在课堂上授课时，给学生“常炒旧饭”，那学生的听课就会索然无味，思维就会杂乱无章。特别是思想政治课，最忌空洞说教。因此，要给学生讲授闻所未闻的新的知识。给他们以新鲜感，从而刺激他们的“食欲”。从而去调动他们求知的胃口，使他们更加认真地听你讲授新课。因此，我们课堂的教学内容，一定要注意做到这“三度”，即浓度、新度和深度。
　　2.雄辩性。思想政治课，我们在分析每一个问题时，都要做到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其理论思辨一定要做到不可抗驳，使他们听了心悦诚服。例如给学生讲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时，我用毛泽东的话来讲：鸡蛋给以适当的温度，它会变成小鸡，而石头给以适当的温度，它却不会变成小鸡。然而，是不是所有的鸡蛋给以适当的温度都会变成小鸡呢？这一问，就完全抓住了学生的听课思维，让学生去思考。我紧紧地抓住学生追思下文的听讲心理，说：“不是，只有受了精的鸡蛋给以适当的温度它才会变成小鸡。”然后，我又进一步加以设问：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种瓜为什么能得瓜而不会得豆，种豆为什么只能得豆而不会得瓜？这是由于事物内在的质决定的。因此我们说，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而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一粒种子，农民如果不去播种与施肥，它会发芽而长出庄稼来吗？不会。为此，我即向学生指出：事物尽有其质，如果没有外因条件，那这事物的质也是不能转化的。这一不可辩驳的理论思辨，当然会揪住学生的听课思维，使之听我所教。
　　3.形象性。过去，老师讲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时，他根据课文内容，先以另纸，画出其“竹树环舍”的艺术境界。这样，在讲课时，好把学生的听课思维引入到这个境界中去，从而去品味感受作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和心境。为此，我们在授课时，也应把学生的听课思维引入到这课文中的意境之中，以引发出其受教受导的功效。而思想政治课，所要表现的形象性，它主要表现在举证的新鲜感和多样性，教者通过新鲜的事例举证，就能把思想概念讲得活，化得开。例如，在一堂思想政治课上，我讲“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一概念时，即举出：祖国的万里长城，一个人，是建造不起来的；“嫦娥”飞天工程，一个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举证，我们就能在课堂上抓住学生的听课思维。
　　综上所述，要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没有学问不行；授课前，不认真备课不行；授课时，不讲究教学方法不行。在课堂上，要想使学生的听课思维能高度集中，那只有在这三性上做到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