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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十三五”规划是在新常态形势下的中长期规划，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统领作用。基于市级“十三五”规划编制的视角，主要讨论“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阶段；分析框架；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6-0001-04
目前，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研究工作已全面启动。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三五”规划面临着明显不同的形势与政策背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期，传统的发展理念面临重估；要素红利逐渐消退，如何持续释放改革红利需要评估；结构调整、产业转型问题的迫切性必须重估；生态文明的价值必须在更高层面给予确立等。研究编制好“十三五”规划，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也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我们认为，编制好“十三五”规划，首要关键任务是对“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的研判。为此，本文从市级“十三五”规划编制的视角，构建了“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分析框架，旨在抛砖引玉。
一、分析框架的理论来源
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们大多是基于“经济增长”理论而演化推进。在此，借鉴了五个主要理论观点。
（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投资很重要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凯恩斯投资理论的长期化和动态化。基于需求创造的角度，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是由投资率与资本产出率共同决定的，即：经济增长率=投资率资本产出率。其中：投资率是指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即储蓄率；资本产出率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出量。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的资本产出率为1，而投资率为0.125，于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12.5%。因此，为了达到目标增长率，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储蓄率，并把它全部转化为投资。一旦该地区的储蓄率不足以支撑投资活动时，就必须引入外部资本，从而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资本形成的持续化过程。
（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以大投资打破“恶性循环”
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在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上普遍存在着两种恶性循环：一方面，收入低下、储蓄率低、资本匮乏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收入低下、购买力弱、投资不足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将极大地限制资本的形成，致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因此，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强化投资的“造血”功能：要大幅度提高储蓄率，大规模地增加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形成；同时，要在众多的行业中同步地大规模投资，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动，以投资带动投资，实现资本形成的良性循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三）萨缪尔森的经济增长模型：“四要素”驱动增长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人力资源（劳动供给、教育、纪律、激励）、资本（机器、工厂、道路）和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内生增长理论”将萨缪尔森所界定的“外生”技术因素做了修正和补充，并认为由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内生于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之中。
（四）科斯的产权理论：制度环境因素
科斯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的开拓性研究，带来了经济学中的“制度革命”。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实现（即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同社会所界定的“产权结构”及其交易成本有关。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顺利实现，必须在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着重分析了政府如何来界定产权，以及产权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既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尽力推向其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得经济活动呈现出收缩、衰退的趋势。因此，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借助于制度创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积累人力资本、构建一致的意识形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制度创新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制度环境，而制度环境包括了一系列用以规范人们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的总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要注重资源配置，而且更要注重已配置资源的有效地利用；不仅要制订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注重构造出执行政策的恰当的制度安排。
（五）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观点：投资与结构都重要
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投资在短期内仍是拉动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完善等结构性变迁才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一个国家（地区）的要素禀赋（劳动力、资本等）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内都是特定的，决定了相应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将推动着经济总量不断壮大，进而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法制环境和金融系统逐步完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不同阶段的要素禀赋差异，积极引导培育不同的产业，并根据产业选择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政府还必须发挥协调或提供基础设施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化。
二、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五大理论来源，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经济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单向过程，也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耦合”演进的“机遇”过程。在此过程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实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则取决于能否形成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动力机制和政策体系。我们由此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发展阶段分析框架（见图1）。 （一）基本框架
本框架主要从发展时间和发展条件两个层面来构建。它犹如一个“鱼刺”，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历程就好比是“躯干”，发展的支撑性条件就好比是“两肋”，只有不断改进支撑性条件，才能推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化。
横向上，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历程，由“发展基础”决定了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了顺利实现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目标”，需要进行“发展机制”的重构。一旦实现了新的“发展目标”，意味着原有的“发展基础”实现了循环强化，并形成新的“发展基础”，进而推动经济步入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使又一个新的“发展机制”产生，实现又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如此循环往复，持续推进。
纵向上，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条件，是由各种影响因素构成的“簇集”，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一般而言，资源禀赋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条件。由于自然资源（包括地理区位、资源条件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从逻辑上讲，不应该使用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因子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本框架中的“发展基础”实际上只包括“动力要素”和“环境要素”两部分，属于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条件。“动力要素”针对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内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关乎经济增长的顺利实现，是决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内因。“环境要素”针对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观创造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关乎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是决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外因。另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机制”是不同的，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其中：“动力机制”是基于既定增长动力机制上的“重构”；“体制保障”是基于原有体制框架上的“再造”。
（二）理论内涵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数量，而制度创新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研究，除了考虑动力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必须考察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经济发展阶段的演替，既是经济发展内容的质的变化轨迹，也是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质性跃迁的外在表现。在此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内容的多元化，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尺度应该是多维的。基于需求驱动力的考虑，可以采用“三驾马车”法①来测度；基于供给创造力的考虑，可以利用产业结构法②来测度；基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可以利用发展维度法③来测度。
三、分析框架的运用案例
近来，我们受委托研究云南省D市（州）④“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发现：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各种规划大多没有系统的理论构架，出现了大量“公所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研究报告，对五年发展规划编制缺乏支撑作用，导致发展思路不清晰，相应项目研究大多采用“拼凑”战术，缺乏对发展战略的系统化认识。为了研究清楚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运用了这个分析框架，研究的结论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首肯。
（一）D市（州）经济发展的条件分析
D市（州）的动力要素涉及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环境要素涉及制度、文化等。通过对D市（州）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的重要性在不断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从劳动力效率改进驱动型向资本总量壮大驱动型转变，并伴随着技术创新贡献率的持续提升。这表明：D市（州）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关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来改善发展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动力要素的活力。
（二）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的研判
基于动力要素和环境要素的分析视角，我们对D市（州）“十二五”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总体评估。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该州的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实现重大突破、工业和服务业成为主导力量、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内涵性投资规模不断提升、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同时，该州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保障不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难度加大、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约束增强。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000—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三驾马车”法、产业结构法和发展维度法对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其中：“三驾马车”法的结论表明D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正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加快转变，预计“十三五”将处于投资主导阶段；“产业结构法”的结论表明D市（州）已于2014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预计“十三五”将是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发展维度法”的结论表明D市（州）“十二五”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要确保阶段性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十三五”必须加快发展。基于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D市（州）将步入“加快发展的投资主导型工业化中期阶段”，其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工业化加快推进的关键阶段；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突破阶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阶段；全球化视野对外开放的决定性阶段。
（三）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
“十三五”是D市（州）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释放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适应新发展阶段所要求的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有鉴于此，我们首先构建了包含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要素在内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型。特别强调的是，为充分利用时间及截面数据信息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的是涉及地区性指标的面板模型；同时，由于资料受限，难以找到合适指标来对D市（州）“制度创新”的贡献进行测度，我们将其视为“技术进步”的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2000—2009年，D市（州）的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投资对总产出的影响较小，技术、制度等其他因素总体上并未产生正向作用；2010—2013年，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有所减弱，投资对总产出的影响有所增强，技术、制度等其他因素总体虽然仍未对产出产生正面影响，但其负面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小，也即技术、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不断显现。有鉴于此，结合D市（州）“十三五”面临的新环境和新任务，我们认为，随着土地、成本、环境等阶段性发展瓶颈的凸显，再加上全球经济结构重塑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工变化，以往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大规模消耗土地和能源基础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D市（州）“十三五”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要注重从要素投入总量上寻求突破，也要注重从要素使用效率上寻求突破。具体来看，动力机制创新要重点关注六个方面：投资结构要更加合理；消费规模要更加壮大；外贸出口要更加多元；区域整合要更加深化；产业结构要更加优化；科技创新要更加强劲。制度环境建设要重点关注五个领域：强化法治环境；优化政务环境；改善投融资环境；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改善生态环境。 四、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意义
从经济发展史看，经济学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方法论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规范和进步越来越凸现出科学哲学的研究价值。经济学家对学科的关注开始转向如何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理论，对经济学的解释如何更加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一般而言，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研究提供了思维范式，在一种范式的指导下，为后来的学者们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捷径。
目前，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等不同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的结构性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等，并认为：正是由于结构性差异，使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的增加难以自动地、逐步而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域和社会各阶层，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利益冲突的加剧。新古典主义方法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并认为，当社会经济制度及人们经济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既定时，交换关系将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而交换关系取决于市场中个人的偏好或选择，最终又取决于主观效用的大小。激进主义方法强调结构约束和阶级的重要性，并认为，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而是要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非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辩证的特点。通过对上述三种方法所提观点的归纳和提升，我们将经济发展处于不发达的阶段的原因归结于大规模协作的“失灵”。其根源在于，在低收入国家（地区），对大多数产品的需求是高度缺乏弹性的，低需求弹性使供给适应需求变得相当困难；在小规模市场上，因需求不能适应供给而带来的风险却大于一个大规模的正在形成的市场风险。换而言之，任何一个单个产业的任何一项单个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往往很高，而不同产业的互补性投资反倒会降低风险。当不发达是一种协作失灵时，经济代理人的信仰和预期成为均衡的支撑，而预期的形成又是受到历史（初始条件）制约的。基础经济结构相同的经济，会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而出现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新的均衡）。另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往往是演绎重于归纳，大多是从一些基础的假设或理论出发，加上一整套演绎推理工具，来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同时，很多研究出现了工具主义的趋势，工具运用多于理论沿革，大多数研究者脱离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单纯地运用计量技术寻找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使计量技术成为了一种滥用的工具。我们认为，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必须把经济计量学与解释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结合起来，归纳是基础性工作，而重要的理论创新更加依靠大胆有序的演绎推理。这也是本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
当然，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框架，也仅仅是一种分析方式，不能看成是对全部真实世界的描述。毕竟，经济发展是一个非线性的、多面的、路径依赖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动力要素的系统性转换，而这种转换要求政策和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在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方法探讨中，需要进行许多不熟悉的交替，打破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界限，并拓展到对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文化等不同领域之中。
参考文献：
[1] 马子红，杨复兴.市县级“十二五”规划编制方法初探[J].经济问题探索，2010，（11）.
[2] 马子红，等.大理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研究[R].2014-11-30.
[3] 黄志钢，刘霞辉.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J].经济学动态，2014，（8）.
[4] 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
[5] 袁富华.中国经济“结构双重性”问题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3）.
Abstract：China’s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is a long-term Plan in the situation of the“New Normal”，which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n this paper，it is mainly discussed on the basic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 about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nicipal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in order to ask for advice on planning expert colleagues.
Key words：Thirteenth Five-year Plan；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nalysis framework；methodology；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阶段；分析框架；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6-0001-04
目前，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研究工作已全面启动。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三五”规划面临着明显不同的形势与政策背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期，传统的发展理念面临重估；要素红利逐渐消退，如何持续释放改革红利需要评估；结构调整、产业转型问题的迫切性必须重估；生态文明的价值必须在更高层面给予确立等。研究编制好“十三五”规划，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也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我们认为，编制好“十三五”规划，首要关键任务是对“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的研判。为此，本文从市级“十三五”规划编制的视角，构建了“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分析框架，旨在抛砖引玉。
一、分析框架的理论来源
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们大多是基于“经济增长”理论而演化推进。在此，借鉴了五个主要理论观点。
（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投资很重要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凯恩斯投资理论的长期化和动态化。基于需求创造的角度，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是由投资率与资本产出率共同决定的，即：经济增长率=投资率资本产出率。其中：投资率是指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即储蓄率；资本产出率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出量。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的资本产出率为1，而投资率为0.125，于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12.5%。因此，为了达到目标增长率，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储蓄率，并把它全部转化为投资。一旦该地区的储蓄率不足以支撑投资活动时，就必须引入外部资本，从而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资本形成的持续化过程。
（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以大投资打破“恶性循环”
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在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上普遍存在着两种恶性循环：一方面，收入低下、储蓄率低、资本匮乏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收入低下、购买力弱、投资不足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将极大地限制资本的形成，致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因此，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强化投资的“造血”功能：要大幅度提高储蓄率，大规模地增加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形成；同时，要在众多的行业中同步地大规模投资，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动，以投资带动投资，实现资本形成的良性循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三）萨缪尔森的经济增长模型：“四要素”驱动增长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人力资源（劳动供给、教育、纪律、激励）、资本（机器、工厂、道路）和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内生增长理论”将萨缪尔森所界定的“外生”技术因素做了修正和补充，并认为由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内生于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之中。
（四）科斯的产权理论：制度环境因素
科斯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的开拓性研究，带来了经济学中的“制度革命”。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实现（即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同社会所界定的“产权结构”及其交易成本有关。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顺利实现，必须在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着重分析了政府如何来界定产权，以及产权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既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尽力推向其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得经济活动呈现出收缩、衰退的趋势。因此，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借助于制度创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积累人力资本、构建一致的意识形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制度创新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制度环境，而制度环境包括了一系列用以规范人们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的总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要注重资源配置，而且更要注重已配置资源的有效地利用；不仅要制订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注重构造出执行政策的恰当的制度安排。
（五）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观点：投资与结构都重要
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投资在短期内仍是拉动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完善等结构性变迁才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一个国家（地区）的要素禀赋（劳动力、资本等）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内都是特定的，决定了相应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将推动着经济总量不断壮大，进而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法制环境和金融系统逐步完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不同阶段的要素禀赋差异，积极引导培育不同的产业，并根据产业选择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政府还必须发挥协调或提供基础设施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化。
二、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五大理论来源，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经济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单向过程，也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耦合”演进的“机遇”过程。在此过程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实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则取决于能否形成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动力机制和政策体系。我们由此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发展阶段分析框架（见图1）。 （一）基本框架
本框架主要从发展时间和发展条件两个层面来构建。它犹如一个“鱼刺”，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历程就好比是“躯干”，发展的支撑性条件就好比是“两肋”，只有不断改进支撑性条件，才能推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化。
横向上，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化历程，由“发展基础”决定了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了顺利实现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目标”，需要进行“发展机制”的重构。一旦实现了新的“发展目标”，意味着原有的“发展基础”实现了循环强化，并形成新的“发展基础”，进而推动经济步入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使又一个新的“发展机制”产生，实现又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如此循环往复，持续推进。
纵向上，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条件，是由各种影响因素构成的“簇集”，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一般而言，资源禀赋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条件。由于自然资源（包括地理区位、资源条件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从逻辑上讲，不应该使用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因子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本框架中的“发展基础”实际上只包括“动力要素”和“环境要素”两部分，属于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条件。“动力要素”针对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内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关乎经济增长的顺利实现，是决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内因。“环境要素”针对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观创造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关乎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是决定“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外因。另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机制”是不同的，主要包括“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其中：“动力机制”是基于既定增长动力机制上的“重构”；“体制保障”是基于原有体制框架上的“再造”。
（二）理论内涵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数量，而制度创新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研究，除了考虑动力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必须考察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经济发展阶段的演替，既是经济发展内容的质的变化轨迹，也是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质性跃迁的外在表现。在此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内容的多元化，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尺度应该是多维的。基于需求驱动力的考虑，可以采用“三驾马车”法①来测度；基于供给创造力的考虑，可以利用产业结构法②来测度；基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考虑，可以利用发展维度法③来测度。
三、分析框架的运用案例
近来，我们受委托研究云南省D市（州）④“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发现：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各种规划大多没有系统的理论构架，出现了大量“公所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研究报告，对五年发展规划编制缺乏支撑作用，导致发展思路不清晰，相应项目研究大多采用“拼凑”战术，缺乏对发展战略的系统化认识。为了研究清楚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运用了这个分析框架，研究的结论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首肯。
（一）D市（州）经济发展的条件分析
D市（州）的动力要素涉及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环境要素涉及制度、文化等。通过对D市（州）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的重要性在不断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从劳动力效率改进驱动型向资本总量壮大驱动型转变，并伴随着技术创新贡献率的持续提升。这表明：D市（州）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关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来改善发展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动力要素的活力。
（二）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的研判
基于动力要素和环境要素的分析视角，我们对D市（州）“十二五”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总体评估。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该州的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实现重大突破、工业和服务业成为主导力量、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内涵性投资规模不断提升、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同时，该州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保障不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难度加大、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约束增强。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000—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三驾马车”法、产业结构法和发展维度法对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其中：“三驾马车”法的结论表明D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正由消费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加快转变，预计“十三五”将处于投资主导阶段；“产业结构法”的结论表明D市（州）已于2014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预计“十三五”将是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发展维度法”的结论表明D市（州）“十二五”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要确保阶段性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十三五”必须加快发展。基于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D市（州）将步入“加快发展的投资主导型工业化中期阶段”，其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工业化加快推进的关键阶段；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突破阶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阶段；全球化视野对外开放的决定性阶段。
（三）D市（州）“十三五”经济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
“十三五”是D市（州）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释放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适应新发展阶段所要求的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有鉴于此，我们首先构建了包含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要素在内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型。特别强调的是，为充分利用时间及截面数据信息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的是涉及地区性指标的面板模型；同时，由于资料受限，难以找到合适指标来对D市（州）“制度创新”的贡献进行测度，我们将其视为“技术进步”的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2000—2009年，D市（州）的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投资对总产出的影响较小，技术、制度等其他因素总体上并未产生正向作用；2010—2013年，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有所减弱，投资对总产出的影响有所增强，技术、制度等其他因素总体虽然仍未对产出产生正面影响，但其负面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小，也即技术、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不断显现。有鉴于此，结合D市（州）“十三五”面临的新环境和新任务，我们认为，随着土地、成本、环境等阶段性发展瓶颈的凸显，再加上全球经济结构重塑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工变化，以往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大规模消耗土地和能源基础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D市（州）“十三五”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要注重从要素投入总量上寻求突破，也要注重从要素使用效率上寻求突破。具体来看，动力机制创新要重点关注六个方面：投资结构要更加合理；消费规模要更加壮大；外贸出口要更加多元；区域整合要更加深化；产业结构要更加优化；科技创新要更加强劲。制度环境建设要重点关注五个领域：强化法治环境；优化政务环境；改善投融资环境；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改善生态环境。 四、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意义
从经济发展史看，经济学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方法论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规范和进步越来越凸现出科学哲学的研究价值。经济学家对学科的关注开始转向如何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理论，对经济学的解释如何更加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一般而言，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研究提供了思维范式，在一种范式的指导下，为后来的学者们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捷径。
目前，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等不同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的结构性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等，并认为：正是由于结构性差异，使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的增加难以自动地、逐步而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域和社会各阶层，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利益冲突的加剧。新古典主义方法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并认为，当社会经济制度及人们经济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既定时，交换关系将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而交换关系取决于市场中个人的偏好或选择，最终又取决于主观效用的大小。激进主义方法强调结构约束和阶级的重要性，并认为，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而是要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非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辩证的特点。通过对上述三种方法所提观点的归纳和提升，我们将经济发展处于不发达的阶段的原因归结于大规模协作的“失灵”。其根源在于，在低收入国家（地区），对大多数产品的需求是高度缺乏弹性的，低需求弹性使供给适应需求变得相当困难；在小规模市场上，因需求不能适应供给而带来的风险却大于一个大规模的正在形成的市场风险。换而言之，任何一个单个产业的任何一项单个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往往很高，而不同产业的互补性投资反倒会降低风险。当不发达是一种协作失灵时，经济代理人的信仰和预期成为均衡的支撑，而预期的形成又是受到历史（初始条件）制约的。基础经济结构相同的经济，会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而出现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新的均衡）。另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往往是演绎重于归纳，大多是从一些基础的假设或理论出发，加上一整套演绎推理工具，来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同时，很多研究出现了工具主义的趋势，工具运用多于理论沿革，大多数研究者脱离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单纯地运用计量技术寻找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使计量技术成为了一种滥用的工具。我们认为，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必须把经济计量学与解释经济规律的经济学结合起来，归纳是基础性工作，而重要的理论创新更加依靠大胆有序的演绎推理。这也是本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
当然，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框架，也仅仅是一种分析方式，不能看成是对全部真实世界的描述。毕竟，经济发展是一个非线性的、多面的、路径依赖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动力要素的系统性转换，而这种转换要求政策和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在经济发展阶段研判的方法探讨中，需要进行许多不熟悉的交替，打破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界限，并拓展到对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文化等不同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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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is a long-term Plan in the situation of the“New Normal”，which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n this paper，it is mainly discussed on the basic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 about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nicipal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in order to ask for advice on planning expert colleagues.
Key words：Thirteenth Five-year Plan；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nalysis framework；methodology；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