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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是引领和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自觉、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价值观念变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战略举措，是坚持“中国道路”和方向的关键，是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紧迫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价值观建设方向，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基石和支撑。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理念；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30-04
社会主导性价值观和价值理念体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导，凝聚社会各阶层共识。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观点进行新的概括、凝练，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并制定了以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体内容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之基本的价值理念。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灵魂和根本性质，是我们党在发展新时期向民众所承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想，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改革开放实践中，当代中国全体民众对社会共享性公共价值信念以及在此基础上优良的民族文化心灵秩序的吁求。
一、理论、社会、文化三重背景交融：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生成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历史的不断生成的概念，它在多元、复杂的时代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得到完善，最终得以确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市场经济及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文化竞争使得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念不断世俗化。全球一体化使得异域文明与本土文明持续发生冲撞，导致民族文化自我意识和本根信念的深度迷失及一定程度上激进主义的自我否定，出现了大幅面的文化低俗、信仰匮乏、伦理失范、道德沉沦及愈来愈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在此意义上，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所表达的，是一个革命理想与政党伦理双向结合，历史选择与制度变革内在衔接，国家认同与现代文明相互包涵，公民道德与民族传统互为体用的、引领社会精神与文化生活发展的主导性思想规则。无论是从当下还是从长远来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实质和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建设正在通过卓有成效的制度安排方式，增强民众对合理的社会价值信念的自觉认同和践履意识，促进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内化。
核心价值观提出的理论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理论背景。在实质性意义上，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无疑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被充实、完善的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阶段提出的。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开放初期，因“文革”期间对社会的破坏，党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相关问题，树立革命的崇高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扭转社会风气。“五讲四美三热爱”①就成为这一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道德滑坡、思想蜕化等现象也随之出现，造成社会风气混乱、社会问题严重。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学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倡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并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主要内容。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概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个层面，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远大理想和最高价值，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远大目标和整体布局，是党在时代的浪潮中，把握人民的新需求，关注社会的新问题，丰富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被作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
人类的文明史是通过科学的价值信仰的培育和人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进程。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灵魂者，信仰也；躯壳者，经济物质也。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新文化建设战略举措，核心是国民的精神信仰，文化重塑与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高的精神诉求。党提出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就是鮮明地亮出旗帜，就是希望以此来引导社会思想潮流，使得人们思维清晰，方向明确，从而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维护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文化基础。在社会主义普遍陷入低潮和“苏东剧变”以后，我国也出现了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淡化和边缘化。许多人注重物质利益，保持“中立主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弱化，冲击和影响着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有鉴于此，2010年，《红旗文稿》第15、16、17期连续刊出署名文章，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文化价值构建主张，认为“文化自强”的灵魂“就是凝聚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这就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急迫主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深厚强大。”[3] 其二，社会背景。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探寻和摸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积极回应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价值冲突，理智应对社会转型期价值分化的正确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任务的提出，具有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有了明显增强，内政外交和国防事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奔小康的历史性转变，国际地位也明显提升。对我国来说，21世纪初期的这20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党领导人民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要在不断总结经验、借鉴文明成果、巩固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概括。“一个成熟社会的最基本特征，是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或各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之间，其社会价值取向的枝叶层可以各有偏好，但在其根干层具有无需相互解释的认知一致性，或者说，在对最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上持有相同的准则。”[4]这种根本价值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建构和推广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举措，是我们应对社会转型期价值分化和冲突的重大选择。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多种体制的交织并存、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以及主导价值观缺失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多元并存、新旧交替。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和调整，出现了各种思想的相互交织和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多元化，伴随着价值真空、错位、虚无等现象，社会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东方与西方等新旧、地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分化。许多还生活在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农民群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影响的城市居民并存于社会生活实际，主导意识形态下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转型中萌生的新价值观交叉冲突，引起了社会价值系统深刻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寻找价值整合的有效方法，构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给社会注入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和睦发展。
其三，文化背景。完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实现国家价值认同的必然途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备受中西方相关方面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理论补充进来，完善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营，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思维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也在逐步形成，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不断增强，社会意识形态在主流意识的引领下不断向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化时代，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渗透，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也时常泛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临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文化格局的对抗。遭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以各种形态和面相登场亮相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多方面冲击，面对文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已经被完全特殊化和“妖魔化”了的今天，中国社会完全有必要去重新理解、打量和反思“西方现代性文化”所坚持的诸多被认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的历史复杂性，从民族文化复兴战略的高度，我们必须建立一套主旨明确、旗帜鲜明、深得人心的文化价值观理论体系，即为中国社会所共同需要的社会共享性公共价值，并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实践，确证其正当性和应有的能动性活力，以扩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基地。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所实现的“国家认同”，不是盲目地自我肯定，而是内含着承担若干转化和创造的历史使命的要求。今天的“中国道路”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实践伴随着更加激烈的国家利益竞争，政治经济层面上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更是异常严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的价值认同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社会改革，资本和金钱的逻辑不仅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持续地改变着人们原有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各阶层的分化日益加剧，一定程度的社会“断裂”如何整合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当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日渐空洞化，其吸附力不再那么有效，而传统的伦理教化和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日渐远离这个日益世俗化社会时，受“理性经济人”观念的影响，社会的核心价值之阙如已经很严重，许多人已习惯了生活意义的空虚化。对那种把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切断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不谈道德伦理，以经济利益替代一切的市场逻辑，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意蕴及其鲜明的针对性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导和核心内容，它支配和导引着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思维、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一个带有整体性、主导性的合理的社会价值追求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关照历史，更立足当代，做到了历史与现实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社会主义特征与进步人类文明价值观念的有机结合，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充分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作为人类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表征着中国人民在价值观认识上的深化和新的理论自觉。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体系，是社会应对价值观念历史性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类事物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其道德价值的基本观点，由此形成人们特有的价值观念，经过时间、空间上的传递和共同文化心理的承认与积淀，逐渐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长期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认知。这种文化认知往往构成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是价值观念的惰性或稳定性。但这种惰性或稳定性又是相对的，虽然社会价值观念的紊乱和多元并存使不少人茫然而困惑，但当维护旧秩序的价值观念和反映历史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旧的价值观念的缺陷就日益显现，而新的价值观念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人们就会选择和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完成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5]价值观念的变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社会顺利实现改革的精神护航。例如，若不解放思想、从过去错误的实践中得出经验教训、依据具体的国情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念，就不会有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阶段性成果，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党及时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继而又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对这一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 其次，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是完善中国发展模式、坚持“中国道路”和方向的关键。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理念。任何一个国家，在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时，都是通过其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提出的，这种立国价值理念往往表现在宪法总纲中，以此来确立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地位。当前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问题，“目的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理智应对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思潮与论调。”[6]
最后，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是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紧迫需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全，既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如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等，同时也取决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社会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就无法保障。[7]180-181近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用心越来越重，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其手法不断翻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其一，在全球范围内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其二，利用我们执政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工作失误、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恶意丑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三，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目的在于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其四，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其五，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信息网络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7]181-182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渗透的种种分化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策略，就是要动摇和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所有这些，无疑增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及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向积极方面发展的难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本身就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文化和谐、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指南针，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应对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抵制文化霸权，坚持文化领导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三、政党伦理、民众政治认同与理想、信念培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远意义
置身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时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审慎判断、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科学分析市场经济实践的内在需求和发展规则，在此基础上准确判断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大社会领域的基本诉求，藉此理智回应“应该怎样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由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体系，不仅仅是单个的价值目标。它在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内容、涵义、实质、科学性特征以及要求等的基础上，要求我们从路径、机制、保障等入手，探讨如何使其真正落到实处。因此，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理论研究和培育的战略重点和核心目标，就在于综合借鉴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民族和国家价值观内化和教育的有效方略，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向现实的有机转化。
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价值观建设的着眼点和努力方向。其目的是促使全社会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与“中国梦”实现之伟大历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实质和努力方向，以此统领人们的思想，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的主体性认同和共识。通过切实可行的有效路径，使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以往民众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形成主要是一个外在嵌入、被动接受的过程为一個渐进生成、批判性反思以及自觉的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逐渐加强对民众心理和精神境界的引导，促进社会心理和谐，使其走心智健全发展之路，从而形成整个社会良好的人文秩序，培育民众的价值认同感，真正做到以道理服人，使其自觉接受并实际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
其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着眼点之一。具体来说，文化软实力可分为四种不同力量资源，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中国要成功地成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无论是从当下还是长远来看，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需要从国家的意识形态、国民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国际形象等多层面来选择提升文化软权力的具体路径。
再次，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现实需要。通过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的有效路径和机制构建，有利于社会的价值整合与价值重建。社会价值的整合与重建，即正确认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及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了解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传统价值观念、西方价值观念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之间交互作用，明确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的关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世界的视角观察，它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的高度凝练；从历史的视角省察，它是文化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从发展的视角阐释，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支撑。因此，要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战略举措。一个民族要蓬勃发展，民族精神是其发展的脊梁和源泉，是一个共同体中各民族和睦发展的精神紐带，它在思想上和道德上对民众起一种重要的引领作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精髓，一直是中华民族赢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机结合，其内在关联在相互促进中，可以使其在实践理性的深度拓展中得到有机的升华，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内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实践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强有力的支撑。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积极实践和传播其基本理念，是我们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的复杂情境，以及在不同价值观念影响下产生激烈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现实，直面建设和谐社会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文化价值观挑战和难题的重大战略，是我们党尊重多元化社会，运用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引领、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自觉、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总结了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着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构建了富有时代特征、人文内涵、中国气派的崭新的现时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先进文化、实现持续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另一方面，从精神生活层面，为解决人民群众在社会行为中的不和谐问题及社会公共道德缺失、精神信仰危机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标准。
注释：
①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家单位联合作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纵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2-21（01）.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0/18/content_7252336htm.
[3]万俊人.我们为何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N].光明日报，2011-01-24（11）.
[4]粟迎春，陈帆.转型与嬗变：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价值观[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144.
[5]张澍军.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讲解[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7.
[6]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G]//张禹东，宋长青.华大讲堂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7.
[7]王月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软实力[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黎峰】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理念；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30-04
社会主导性价值观和价值理念体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导，凝聚社会各阶层共识。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观点进行新的概括、凝练，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并制定了以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体内容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之基本的价值理念。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灵魂和根本性质，是我们党在发展新时期向民众所承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想，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改革开放实践中，当代中国全体民众对社会共享性公共价值信念以及在此基础上优良的民族文化心灵秩序的吁求。
一、理论、社会、文化三重背景交融：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生成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历史的不断生成的概念，它在多元、复杂的时代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得到完善，最终得以确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市场经济及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文化竞争使得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念不断世俗化。全球一体化使得异域文明与本土文明持续发生冲撞，导致民族文化自我意识和本根信念的深度迷失及一定程度上激进主义的自我否定，出现了大幅面的文化低俗、信仰匮乏、伦理失范、道德沉沦及愈来愈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在此意义上，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所表达的，是一个革命理想与政党伦理双向结合，历史选择与制度变革内在衔接，国家认同与现代文明相互包涵，公民道德与民族传统互为体用的、引领社会精神与文化生活发展的主导性思想规则。无论是从当下还是从长远来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实质和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建设正在通过卓有成效的制度安排方式，增强民众对合理的社会价值信念的自觉认同和践履意识，促进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内化。
核心价值观提出的理论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理论背景。在实质性意义上，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无疑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被充实、完善的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阶段提出的。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开放初期，因“文革”期间对社会的破坏，党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相关问题，树立革命的崇高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扭转社会风气。“五讲四美三热爱”①就成为这一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道德滑坡、思想蜕化等现象也随之出现，造成社会风气混乱、社会问题严重。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学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倡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并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主要内容。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概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个层面，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远大理想和最高价值，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远大目标和整体布局，是党在时代的浪潮中，把握人民的新需求，关注社会的新问题，丰富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被作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
人类的文明史是通过科学的价值信仰的培育和人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进程。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灵魂者，信仰也；躯壳者，经济物质也。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新文化建设战略举措，核心是国民的精神信仰，文化重塑与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高的精神诉求。党提出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就是鮮明地亮出旗帜，就是希望以此来引导社会思想潮流，使得人们思维清晰，方向明确，从而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维护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文化基础。在社会主义普遍陷入低潮和“苏东剧变”以后，我国也出现了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淡化和边缘化。许多人注重物质利益，保持“中立主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弱化，冲击和影响着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有鉴于此，2010年，《红旗文稿》第15、16、17期连续刊出署名文章，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文化价值构建主张，认为“文化自强”的灵魂“就是凝聚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这就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急迫主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深厚强大。”[3] 其二，社会背景。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探寻和摸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积极回应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价值冲突，理智应对社会转型期价值分化的正确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任务的提出，具有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有了明显增强，内政外交和国防事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奔小康的历史性转变，国际地位也明显提升。对我国来说，21世纪初期的这20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党领导人民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要在不断总结经验、借鉴文明成果、巩固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概括。“一个成熟社会的最基本特征，是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或各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之间，其社会价值取向的枝叶层可以各有偏好，但在其根干层具有无需相互解释的认知一致性，或者说，在对最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上持有相同的准则。”[4]这种根本价值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建构和推广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举措，是我们应对社会转型期价值分化和冲突的重大选择。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多种体制的交织并存、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以及主导价值观缺失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多元并存、新旧交替。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和调整，出现了各种思想的相互交织和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多元化，伴随着价值真空、错位、虚无等现象，社会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东方与西方等新旧、地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分化。许多还生活在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农民群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影响的城市居民并存于社会生活实际，主导意识形态下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转型中萌生的新价值观交叉冲突，引起了社会价值系统深刻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寻找价值整合的有效方法，构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给社会注入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和睦发展。
其三，文化背景。完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实现国家价值认同的必然途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备受中西方相关方面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理论补充进来，完善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营，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思维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也在逐步形成，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不断增强，社会意识形态在主流意识的引领下不断向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化时代，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渗透，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也时常泛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临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文化格局的对抗。遭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以各种形态和面相登场亮相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多方面冲击，面对文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已经被完全特殊化和“妖魔化”了的今天，中国社会完全有必要去重新理解、打量和反思“西方现代性文化”所坚持的诸多被认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的历史复杂性，从民族文化复兴战略的高度，我们必须建立一套主旨明确、旗帜鲜明、深得人心的文化价值观理论体系，即为中国社会所共同需要的社会共享性公共价值，并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实践，确证其正当性和应有的能动性活力，以扩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基地。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所实现的“国家认同”，不是盲目地自我肯定，而是内含着承担若干转化和创造的历史使命的要求。今天的“中国道路”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实践伴随着更加激烈的国家利益竞争，政治经济层面上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更是异常严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的价值认同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社会改革，资本和金钱的逻辑不仅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持续地改变着人们原有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各阶层的分化日益加剧，一定程度的社会“断裂”如何整合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当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日渐空洞化，其吸附力不再那么有效，而传统的伦理教化和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日渐远离这个日益世俗化社会时，受“理性经济人”观念的影响，社会的核心价值之阙如已经很严重，许多人已习惯了生活意义的空虚化。对那种把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切断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不谈道德伦理，以经济利益替代一切的市场逻辑，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意蕴及其鲜明的针对性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导和核心内容，它支配和导引着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思维、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一个带有整体性、主导性的合理的社会价值追求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关照历史，更立足当代，做到了历史与现实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社会主义特征与进步人类文明价值观念的有机结合，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充分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作为人类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表征着中国人民在价值观认识上的深化和新的理论自觉。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体系，是社会应对价值观念历史性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类事物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其道德价值的基本观点，由此形成人们特有的价值观念，经过时间、空间上的传递和共同文化心理的承认与积淀，逐渐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长期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认知。这种文化认知往往构成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是价值观念的惰性或稳定性。但这种惰性或稳定性又是相对的，虽然社会价值观念的紊乱和多元并存使不少人茫然而困惑，但当维护旧秩序的价值观念和反映历史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旧的价值观念的缺陷就日益显现，而新的价值观念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人们就会选择和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完成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5]价值观念的变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社会顺利实现改革的精神护航。例如，若不解放思想、从过去错误的实践中得出经验教训、依据具体的国情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念，就不会有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阶段性成果，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党及时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继而又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对这一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 其次，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是完善中国发展模式、坚持“中国道路”和方向的关键。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理念。任何一个国家，在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时，都是通过其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提出的，这种立国价值理念往往表现在宪法总纲中，以此来确立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地位。当前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问题，“目的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理智应对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思潮与论调。”[6]
最后，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是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紧迫需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全，既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如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等，同时也取决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社会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就无法保障。[7]180-181近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用心越来越重，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其手法不断翻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其一，在全球范围内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其二，利用我们执政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工作失误、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恶意丑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三，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目的在于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其四，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其五，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信息网络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7]181-182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渗透的种种分化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策略，就是要动摇和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所有这些，无疑增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及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向积极方面发展的难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本身就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文化和谐、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指南针，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应对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抵制文化霸权，坚持文化领导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三、政党伦理、民众政治认同与理想、信念培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远意义
置身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时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审慎判断、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科学分析市场经济实践的内在需求和发展规则，在此基础上准确判断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大社会领域的基本诉求，藉此理智回应“应该怎样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是由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体系，不仅仅是单个的价值目标。它在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内容、涵义、实质、科学性特征以及要求等的基础上，要求我们从路径、机制、保障等入手，探讨如何使其真正落到实处。因此，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理论研究和培育的战略重点和核心目标，就在于综合借鉴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民族和国家价值观内化和教育的有效方略，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向现实的有机转化。
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价值观建设的着眼点和努力方向。其目的是促使全社会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与“中国梦”实现之伟大历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实质和努力方向，以此统领人们的思想，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的主体性认同和共识。通过切实可行的有效路径，使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以往民众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形成主要是一个外在嵌入、被动接受的过程为一個渐进生成、批判性反思以及自觉的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逐渐加强对民众心理和精神境界的引导，促进社会心理和谐，使其走心智健全发展之路，从而形成整个社会良好的人文秩序，培育民众的价值认同感，真正做到以道理服人，使其自觉接受并实际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
其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着眼点之一。具体来说，文化软实力可分为四种不同力量资源，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中国要成功地成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无论是从当下还是长远来看，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需要从国家的意识形态、国民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的国际形象等多层面来选择提升文化软权力的具体路径。
再次，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现实需要。通过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的有效路径和机制构建，有利于社会的价值整合与价值重建。社会价值的整合与重建，即正确认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及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了解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传统价值观念、西方价值观念与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之间交互作用，明确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的关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世界的视角观察，它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的高度凝练；从历史的视角省察，它是文化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从发展的视角阐释，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支撑。因此，要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建设，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战略举措。一个民族要蓬勃发展，民族精神是其发展的脊梁和源泉，是一个共同体中各民族和睦发展的精神紐带，它在思想上和道德上对民众起一种重要的引领作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精髓，一直是中华民族赢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机结合，其内在关联在相互促进中，可以使其在实践理性的深度拓展中得到有机的升华，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内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实践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强有力的支撑。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积极实践和传播其基本理念，是我们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的复杂情境，以及在不同价值观念影响下产生激烈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现实，直面建设和谐社会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文化价值观挑战和难题的重大战略，是我们党尊重多元化社会，运用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引领、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自觉、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总结了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着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构建了富有时代特征、人文内涵、中国气派的崭新的现时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先进文化、实现持续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另一方面，从精神生活层面，为解决人民群众在社会行为中的不和谐问题及社会公共道德缺失、精神信仰危机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标准。
注释：
①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家单位联合作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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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10/18/content_7252336htm.
[3]万俊人.我们为何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N].光明日报，2011-01-24（11）.
[4]粟迎春，陈帆.转型与嬗变：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价值观[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144.
[5]张澍军.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讲解[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7.
[6]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G]//张禹东，宋长青.华大讲堂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87.
[7]王月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软实力[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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