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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她的作品，象是读友人的来信。它们似乎应当纳入自传体文学或传记文学范畴；似乎又象是这里刚刚兴起的“实录文学”，或西方人所谓的“非虚构类文学”；同时它们又是传统意义的“纯”文学，是小说、散文或游记。所有这些概念都不能单独地涵盖它们。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的写作只是我的生活的记录”。的确，这些作品的独特属性和独特魅力，正在于它们是“记录”，在于它们记录了这一个独特的“我”的生活。
“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这是那个“我”的与生俱来的天性，一个混沌的、自在的“我”。“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一遭啊！”这是那个“我”的后天萌生的理性，一个清醒的、自为的我。“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因为很累，我不爱‘景’，我爱‘人’，这是真的。”这是那个“我”的得大自在的悟性，一个不惑的、自由的我。第一个我使她以罕见的勇气或说莽撞，闯入陌生的生活。第二个我使她的生活同时是对人生的自觉体验，是对这种体验的自觉追求。第三个我使她把囿于一己的体验升华为遍及世人的探索，使她成为一个积极进攻型的人生探索者。
由温柔敦厚的东风而不识相的西风而迹近蛮荒的赤道大漠，她，一个中国人，一个女人，一个不知有所畏惧的，生命力出奇旺盛的，敏感于美、善和爱，敏于自省和观察，执着于生活和艺术的人，体验、观察着人生、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造就了作为人的自己，也造就了作为作家的自己。
作为人的三毛，对于作为作家的三毛，无异于一座天然的金矿。
或者说，她的作品象那种借树根创作的艺术品，无须人工斧凿，只须顺其天然，这是一种自然天成的艺术。
所以她只须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是记录她的探索，便有真正的文学，古老而永远年轻的写人生的文学。不只写一己的人生，还写众人的人生。不是写人生的图景，而是写人生的要义。写她自己和人们是怎样把握自身的存在的，写她以为这存在是应当怎样把握的。
她生长在台湾，天生一个中国人。但她却是在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成长为一个中国人的；是那些黄毛碧眼青牙血嘴的洋鬼子们教会她怎样做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这说来好象奇怪。
从低眉笑眼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到低眉冷眼地看那些自私得不同凡响的美国人，从忍耐到反抗到学会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到怜悯他们人格上的贫穷，从朦胧地感到“西风不相识”到入骨地认识“西风不识相”，从一只温良恭俭的柔顺的猫儿变作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她写了一部炎黄子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人格与尊严的历史。
她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历史。她此后再不曾写过《西风不识相》这样的作品。她再不曾、也不会再做出这篇作品里记录过的事情。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有尊严的中国人。她不再有火气。她冷静地分辨着。她看出在弱肉强食的铁律下，还有通情达理的另一面。她看出这些洋鬼子里有青牙血嘴的，也有慈眉善目的。她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良知，珍重他人的友情和文明，怜悯他人的卑微与自私。
当她在西班牙“书院”抓起扫把向那些女郎们横扫过去时，她象一座爆发的火山。当她在德国决定对那位冰岛芳邻采取制裁措施时，她强压住了一腔怒火。当她在美国对付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私行径时，她已经相当冷静，但内心的火并未完全熄灭。当她在撒哈拉沙漠面对那些以文明人自居的西班牙太太们浅薄的伤害时，她心里只起了一点小小的涟漪。当荷西死后尸骨未寒他的亲属们就急不可待地套紧她脖子上的经济套索时，她已经静如止水，居然又提出了“忍”字：“只要不把人逼得太急，都可以忍的。”从最初的一切都忍，到后来的一切都不忍，到最后的有所忍；从仰视的、曲辱的忍，到俯视的、怜悯的忍，只这一个忍字的变化，就说明从没有尊严到获得尊严到使这尊严臻于成熟，要经历哪几重境界。
相识七年之后，她与荷西结合了。当时她说：“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地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又过了六年，荷西去世的那一年，当对不幸的未来已有一种解说不清的预感时，一天夜里，她突然把荷西推醒了，喊道：“荷西，我爱你！”醒清楚了的荷西惊呼说：“等你这句话等了那么多年，你终是说了！”一对相识了十三年的男女，生活了六年的夫妻，“竟然为了这几句对话，在深夜里泪湿满颊”……
这胜过诗。
爱真是古怪的东西。当没有这种感情时，真情的人断然吐不出这一个“爱”字。
爱可遇不可求。也只有真情的人才可能遇上它。
过了没多久，荷西突然离她而去了。她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了她的痛苦。那痛苦美得惊人！
曾经得到过爱的人，享有它或失去它，幸福或痛苦，都会焕发出美的异彩！
“……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他们开始在沙漠上“白手成家”。
象两个现代鲁滨逊，一切都自己动手。
用棺材外箱木板做成式样简单的书架、桌子、挂衣柜、茶几。用空心砖、木板、海绵垫组成长沙发。雪白的墙，雪白的桌布，配上色彩重重的沙漠条纹麻布的沙发套和窗帘。现代版画，皇冠丛书。中国的陶土茶具，中国的细竹帘卷，中国绵纸糊的灯罩，中国的书法。
从对面垃圾场捡回旧汽车外胎，配上红布坐垫，一个鸟巢似的异样情调的席地沙发。捡回深绿色的大水瓶，插上怒放的野地荆棘，那“强烈痛苦的诗意”更胜于妩媚的鲜花。
到总督花园去偷植物，偷“绿意”。
不要洗衣机和电视，但要录音机。不能没有音乐。“没有音乐的地方，总象一幅山水画缺了溪水瀑布一样。”
到处去“捡”美，沙漠中的美。羊皮鼓，羊皮水袋，皮风箱，水烟壶，沙漠人手织的彩色大床罩，奇形怪状的风沙聚合的石头——沙漠的玫瑰。
结婚那天，荷西捧回一付使她惊呼“真豪华”的骆驼头骨。沙漠坟场上，一位鬼魂一般好象特地为她而来又再也无从寻觅的伟大无名氏，赐给了她五具美得令人呆滞的石雕。沙漠的大自然和沙漠的人，没有辜负这两个虔诚的“捡美者”。
一年之后，他们的家“成了一个真正艺术的宫殿”，一个“美丽的罗马”。
美是人创造的。但也须是懂得美的人。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意味”是什么，是人的本质的外化。
所以，美，正如三毛对那两位想要买她石雕的记者所说：“对懂得欣赏它的人，它是无价的，对不懂得的人，它一文不值。”
有几个撒哈拉？哪一个是真正的撒哈拉？
在地图上用一只手一挥，一下就挥到红海，跟着游牧民族却要十年才能走到尽头的，“原始得一如天地洪荒”的，是撒哈拉。
十岁就得嫁人，以为镜子和照相机会收去灵魂，用海水洗肠子的，是撒哈拉，未开化的、蒙昧的撒哈拉。
哈丝明，这伟大沙漠的母亲，“将一只手近乎优雅地举起来……四周的世界，经过她魔术似地一举手，好似突然涨满了诗意的叹息”，这是又一个撒哈拉，古老宁静而和谐统一的撒哈拉。
美丽如明月的沙伊达，高贵如王子的巴西里，代表了另一个撒哈拉，有可能将人类既往、现今和未来最美好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的撒哈拉，被残暴地杀死了的撒哈拉。
想要侮辱沙伊达然后再杀死她的，是最现实的撒哈拉，暂时还无力自救也无法拯救的、疯狂愚昧的撒哈拉。
这一切的总和，才是真正的撒哈拉，可爱、可怜、可怕的沙漠文明。
三毛所观察、记录的撒哈拉的短短历史，构成一部压缩了的人类文明发生史。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杠杆，当然是物质的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又应当是精神的文明。而这两者之间存在多么复杂的矛盾啊。
现代人不可能象哈丝明那样和谐地存在于世界和大自然之中。哈丝明和全体撒哈拉威人要想成为现代人，又将要走一条多么艰险的道路。
西属北非加纳利群岛的一处海湾上，住着一百多户来自北欧和德国的退休老人。三毛和荷西也搬到了这里。起初三毛觉得，“跟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做朋友有什么意思。本人是势利鬼，不受益的朋友绝对不收。”她决心不和这些高龄的高邻们来往。但事情却出乎意料。
一个瑞典老人，一清早就起来扫整个小区的街道，每天中午从三毛的窗前扫过去。三毛了解到，这老人是自愿义务扫街。
一对八九十岁的德国老夫妇，一天黄昏来约三毛去海湾散步。三毛怕他们“拖拖拉拉”，很勉强地去了。没想到，“三个小时以后，(她)破着脚回来，颈子上围着老太太的手帕，身上穿着老家伙的毛衣，累得一到家，坐在石阶上动都不会动。”那“老家伙”用胜利者的口吻教训她说：“年轻人，要常常走路——走这一趟就累得这个样子，将来老了怎么是好？”三毛觉得“一句都不能顶他”。她慢慢地喜欢上这些“老废物”了。
一个去年刚失掉老伴的老头主动来帮三毛种花，三毛看他过得那么有活力，不仅奇怪，而且反感，就刺了他一句：“您不想您的太太？”没想到那老头说：“孩子，人都是要走这条路的，我当然怀念她，可是上帝不叫我走，我就要尽力愉快地活下去，不能过分自弃”。他还觉得三毛问她的孩子管不管他，问得奇怪。“他们各有各的事情，我，一个人住着，反而不觉得自己是废物，为什么要他们来照顾？”三毛说，“这样豁达的人生观……是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丝毫没有夸味。
更使她感动的，是七十四岁的老艾力克和七十岁的老安妮不拘形式的结合。他们说，“我们都有过去，我们一样怀念着过去的那一半。只是，人要活下去，要再寻幸福，这并不是否定了过去的爱情……”三毛表示自己完全理解他们。“人的每一个过程都不该空白地过掉”。
从艾力克和安妮的新家出来，三毛陷入到关于“生”的玄思里。“人生的尽头，也可以再有春天，再有希望，再有信心。我想，这是他们对生命执着的热爱，对生活真切的有智慧的安排，才创造出了奇迹般灿烂的晚年。”
对生命，对人生的把握，要达到“有智慧”，才算自由地把握，又何限于晚年！
这些作品似乎都没费任何推敲。那思路，那结构，那些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言的撞击式组合，似乎都是信手拈来的。恐怕也确实是信手拈来的。但走到这一步，三毛肯定走过很长的一段路。
当三毛发现自己是一座天然金矿时，她只须找到一种记录的文体，就能够直白地、无拘束地记录自己的人生探索了。三毛的确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有小说内蕴、散文笔调和游记风采的文体。而最主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一九八五，五·一——五·七。
(《三毛作品选》，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0.95元)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的写作只是我的生活的记录”。的确，这些作品的独特属性和独特魅力，正在于它们是“记录”，在于它们记录了这一个独特的“我”的生活。
“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这是那个“我”的与生俱来的天性，一个混沌的、自在的“我”。“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一遭啊！”这是那个“我”的后天萌生的理性，一个清醒的、自为的我。“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因为很累，我不爱‘景’，我爱‘人’，这是真的。”这是那个“我”的得大自在的悟性，一个不惑的、自由的我。第一个我使她以罕见的勇气或说莽撞，闯入陌生的生活。第二个我使她的生活同时是对人生的自觉体验，是对这种体验的自觉追求。第三个我使她把囿于一己的体验升华为遍及世人的探索，使她成为一个积极进攻型的人生探索者。
由温柔敦厚的东风而不识相的西风而迹近蛮荒的赤道大漠，她，一个中国人，一个女人，一个不知有所畏惧的，生命力出奇旺盛的，敏感于美、善和爱，敏于自省和观察，执着于生活和艺术的人，体验、观察着人生、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造就了作为人的自己，也造就了作为作家的自己。
作为人的三毛，对于作为作家的三毛，无异于一座天然的金矿。
或者说，她的作品象那种借树根创作的艺术品，无须人工斧凿，只须顺其天然，这是一种自然天成的艺术。
所以她只须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是记录她的探索，便有真正的文学，古老而永远年轻的写人生的文学。不只写一己的人生，还写众人的人生。不是写人生的图景，而是写人生的要义。写她自己和人们是怎样把握自身的存在的，写她以为这存在是应当怎样把握的。
她生长在台湾，天生一个中国人。但她却是在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成长为一个中国人的；是那些黄毛碧眼青牙血嘴的洋鬼子们教会她怎样做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这说来好象奇怪。
从低眉笑眼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到低眉冷眼地看那些自私得不同凡响的美国人，从忍耐到反抗到学会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到怜悯他们人格上的贫穷，从朦胧地感到“西风不相识”到入骨地认识“西风不识相”，从一只温良恭俭的柔顺的猫儿变作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她写了一部炎黄子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人格与尊严的历史。
她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历史。她此后再不曾写过《西风不识相》这样的作品。她再不曾、也不会再做出这篇作品里记录过的事情。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有尊严的中国人。她不再有火气。她冷静地分辨着。她看出在弱肉强食的铁律下，还有通情达理的另一面。她看出这些洋鬼子里有青牙血嘴的，也有慈眉善目的。她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良知，珍重他人的友情和文明，怜悯他人的卑微与自私。
当她在西班牙“书院”抓起扫把向那些女郎们横扫过去时，她象一座爆发的火山。当她在德国决定对那位冰岛芳邻采取制裁措施时，她强压住了一腔怒火。当她在美国对付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私行径时，她已经相当冷静，但内心的火并未完全熄灭。当她在撒哈拉沙漠面对那些以文明人自居的西班牙太太们浅薄的伤害时，她心里只起了一点小小的涟漪。当荷西死后尸骨未寒他的亲属们就急不可待地套紧她脖子上的经济套索时，她已经静如止水，居然又提出了“忍”字：“只要不把人逼得太急，都可以忍的。”从最初的一切都忍，到后来的一切都不忍，到最后的有所忍；从仰视的、曲辱的忍，到俯视的、怜悯的忍，只这一个忍字的变化，就说明从没有尊严到获得尊严到使这尊严臻于成熟，要经历哪几重境界。
相识七年之后，她与荷西结合了。当时她说：“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地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又过了六年，荷西去世的那一年，当对不幸的未来已有一种解说不清的预感时，一天夜里，她突然把荷西推醒了，喊道：“荷西，我爱你！”醒清楚了的荷西惊呼说：“等你这句话等了那么多年，你终是说了！”一对相识了十三年的男女，生活了六年的夫妻，“竟然为了这几句对话，在深夜里泪湿满颊”……
这胜过诗。
爱真是古怪的东西。当没有这种感情时，真情的人断然吐不出这一个“爱”字。
爱可遇不可求。也只有真情的人才可能遇上它。
过了没多久，荷西突然离她而去了。她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了她的痛苦。那痛苦美得惊人！
曾经得到过爱的人，享有它或失去它，幸福或痛苦，都会焕发出美的异彩！
“……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他们开始在沙漠上“白手成家”。
象两个现代鲁滨逊，一切都自己动手。
用棺材外箱木板做成式样简单的书架、桌子、挂衣柜、茶几。用空心砖、木板、海绵垫组成长沙发。雪白的墙，雪白的桌布，配上色彩重重的沙漠条纹麻布的沙发套和窗帘。现代版画，皇冠丛书。中国的陶土茶具，中国的细竹帘卷，中国绵纸糊的灯罩，中国的书法。
从对面垃圾场捡回旧汽车外胎，配上红布坐垫，一个鸟巢似的异样情调的席地沙发。捡回深绿色的大水瓶，插上怒放的野地荆棘，那“强烈痛苦的诗意”更胜于妩媚的鲜花。
到总督花园去偷植物，偷“绿意”。
不要洗衣机和电视，但要录音机。不能没有音乐。“没有音乐的地方，总象一幅山水画缺了溪水瀑布一样。”
到处去“捡”美，沙漠中的美。羊皮鼓，羊皮水袋，皮风箱，水烟壶，沙漠人手织的彩色大床罩，奇形怪状的风沙聚合的石头——沙漠的玫瑰。
结婚那天，荷西捧回一付使她惊呼“真豪华”的骆驼头骨。沙漠坟场上，一位鬼魂一般好象特地为她而来又再也无从寻觅的伟大无名氏，赐给了她五具美得令人呆滞的石雕。沙漠的大自然和沙漠的人，没有辜负这两个虔诚的“捡美者”。
一年之后，他们的家“成了一个真正艺术的宫殿”，一个“美丽的罗马”。
美是人创造的。但也须是懂得美的人。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意味”是什么，是人的本质的外化。
所以，美，正如三毛对那两位想要买她石雕的记者所说：“对懂得欣赏它的人，它是无价的，对不懂得的人，它一文不值。”
有几个撒哈拉？哪一个是真正的撒哈拉？
在地图上用一只手一挥，一下就挥到红海，跟着游牧民族却要十年才能走到尽头的，“原始得一如天地洪荒”的，是撒哈拉。
十岁就得嫁人，以为镜子和照相机会收去灵魂，用海水洗肠子的，是撒哈拉，未开化的、蒙昧的撒哈拉。
哈丝明，这伟大沙漠的母亲，“将一只手近乎优雅地举起来……四周的世界，经过她魔术似地一举手，好似突然涨满了诗意的叹息”，这是又一个撒哈拉，古老宁静而和谐统一的撒哈拉。
美丽如明月的沙伊达，高贵如王子的巴西里，代表了另一个撒哈拉，有可能将人类既往、现今和未来最美好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的撒哈拉，被残暴地杀死了的撒哈拉。
想要侮辱沙伊达然后再杀死她的，是最现实的撒哈拉，暂时还无力自救也无法拯救的、疯狂愚昧的撒哈拉。
这一切的总和，才是真正的撒哈拉，可爱、可怜、可怕的沙漠文明。
三毛所观察、记录的撒哈拉的短短历史，构成一部压缩了的人类文明发生史。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杠杆，当然是物质的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又应当是精神的文明。而这两者之间存在多么复杂的矛盾啊。
现代人不可能象哈丝明那样和谐地存在于世界和大自然之中。哈丝明和全体撒哈拉威人要想成为现代人，又将要走一条多么艰险的道路。
西属北非加纳利群岛的一处海湾上，住着一百多户来自北欧和德国的退休老人。三毛和荷西也搬到了这里。起初三毛觉得，“跟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做朋友有什么意思。本人是势利鬼，不受益的朋友绝对不收。”她决心不和这些高龄的高邻们来往。但事情却出乎意料。
一个瑞典老人，一清早就起来扫整个小区的街道，每天中午从三毛的窗前扫过去。三毛了解到，这老人是自愿义务扫街。
一对八九十岁的德国老夫妇，一天黄昏来约三毛去海湾散步。三毛怕他们“拖拖拉拉”，很勉强地去了。没想到，“三个小时以后，(她)破着脚回来，颈子上围着老太太的手帕，身上穿着老家伙的毛衣，累得一到家，坐在石阶上动都不会动。”那“老家伙”用胜利者的口吻教训她说：“年轻人，要常常走路——走这一趟就累得这个样子，将来老了怎么是好？”三毛觉得“一句都不能顶他”。她慢慢地喜欢上这些“老废物”了。
一个去年刚失掉老伴的老头主动来帮三毛种花，三毛看他过得那么有活力，不仅奇怪，而且反感，就刺了他一句：“您不想您的太太？”没想到那老头说：“孩子，人都是要走这条路的，我当然怀念她，可是上帝不叫我走，我就要尽力愉快地活下去，不能过分自弃”。他还觉得三毛问她的孩子管不管他，问得奇怪。“他们各有各的事情，我，一个人住着，反而不觉得自己是废物，为什么要他们来照顾？”三毛说，“这样豁达的人生观……是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丝毫没有夸味。
更使她感动的，是七十四岁的老艾力克和七十岁的老安妮不拘形式的结合。他们说，“我们都有过去，我们一样怀念着过去的那一半。只是，人要活下去，要再寻幸福，这并不是否定了过去的爱情……”三毛表示自己完全理解他们。“人的每一个过程都不该空白地过掉”。
从艾力克和安妮的新家出来，三毛陷入到关于“生”的玄思里。“人生的尽头，也可以再有春天，再有希望，再有信心。我想，这是他们对生命执着的热爱，对生活真切的有智慧的安排，才创造出了奇迹般灿烂的晚年。”
对生命，对人生的把握，要达到“有智慧”，才算自由地把握，又何限于晚年！
这些作品似乎都没费任何推敲。那思路，那结构，那些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言的撞击式组合，似乎都是信手拈来的。恐怕也确实是信手拈来的。但走到这一步，三毛肯定走过很长的一段路。
当三毛发现自己是一座天然金矿时，她只须找到一种记录的文体，就能够直白地、无拘束地记录自己的人生探索了。三毛的确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有小说内蕴、散文笔调和游记风采的文体。而最主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一九八五，五·一——五·七。
(《三毛作品选》，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