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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在国内,所收藏明刊本约三十余种,而对于其明刊版本之研究,仅解放前郑振铎先生做了一些工作,解放后三十年来则几乎是一张白纸。
解放前郑振铎先生研究《西厢记》的版本,取得了一定成果,由于当时他所接触到的明刊本不过十多种,因此,取得的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较大的局限性。
可喜的是近数十年日本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方面继续不断地在进行,发表了田中谦二《<西厢记>版本之研究》和《<西厢记>诸本之信凭性》、传田《万历版<西厢记>之系统与性格》等论文,并且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传田章《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一书,实际上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全面而简短的总结。
这部书把六十六种明刊本《西厢记》,不论其有无传本,都按年代前后的次序,一一著录,不知确切年代者,则注上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可以一览了然。
其中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龙峰刊余泸东校正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秣陵继志斋陈邦泰刊本《重校北西厢记》、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万历间游敬泉刊本《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等版本都很罕见,我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中都没有发现,以为都已经失传了,结果此书也都已著录。
此书将许多明刊本《西厢记》的年代、评注者、刊行者都详加考核,并将开版尺寸、行款格式、插图幅数、附录要目等项都逐一著录,并注明收藏处所,不失为一本相当精详的目录学著作。
《西厢记》是我国的古典戏曲名著,我们国内各图书馆和专家所收藏的明刊本《西厢记》在三十种以上,研究的条件比日本学术界好,但是还是他们先编印了这部书,说起来是应该问心有愧的。
当然,这部书还有不够完备之处。
因为书的编者当然没有来得及看到1979年春北京中国书店所发现的明初刊本《西厢记》的残叶,没有看到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校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刊《北西厢记》、汤显祖、沈合评本《西厢会真传》等书,而且也不知这些善本在我国收藏于何处,甚至是否残本或孤本?也只好不谈。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在编目方面所依据的材料是《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但这两部目录都是一九五八年编的,以后的收藏就没有列入,著录文字最近三年来也不免有所校订补充;在这两部善本书目重版以前,《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也不可能充分加以利用。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所用以著录和分析、介绍的材料基本上来自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凌初《五本解证》、闵遇五《五剧笺疑》、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编者没有看到的原本,自然就没有办法引用原本(或影印本)的序跋、题评、校注和附录。
这样,就发生了一些讹错:
第45李告辰本和第56李廷谟本实际上是同一刊本,看了李氏本人以及书中陈洪绶、董玄诸人题词序跋就可以知道李告辰即李廷谟,没有看原书的人当然难免认为是两个版本。因为此书过去在《西谛书目》中称之为延阁刊本,未见只字提及徐文长之题评,而陈洪绶在《题词》则认为是最地道的徐文长本,《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的编者没有看到原书,所以也没有标出是徐文长本。
又现存闵刻《西厢会真传》卷首《会真记》是汤显祖、沈合评本的,但在这本目录里是第39汤若士本《西厢会真传》和第42汤显祖、沈合订本《西厢记》,看来也列重复了。
编者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校注中发现了夏某本,从凌初《五本解证》中发现了赵氏本,是很不简单的劳动,但是把龙洞山农刻《重校北西厢记序》和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都推为善本的“锡山顾玄纬”本反而漏列了。王骥德而且一再提到顾玄纬本的《附录》,看来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有一部分是采自顾玄纬本的。因此,我认为这顾玄纬本是不能付之缺如的。
关于这些明刊《西厢记》校订、注释、题评、刊印、插图者的生平,编者仅仅引了一两条,例如著录第46《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时,仅转引了《沈君庸集·张都督词曲序》:“深之,三晋人”,而张道此人的生平事迹见于记载的很多,他本人的诗文也大都有流传的,要介绍的话,可以稍详细些。
又如第36《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批点者徐奋鹏与第37《词坛清玩硕人增改定本》的增改者硕人是否同为一人?我们同时看了这两部书,也完全可以肯定同为一人,不必象现在这样再存疑待考了。
为了把明刊本《西厢记》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对日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些配合,我把三十年来研究明刊本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陆续整理成了《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本、王骥德本之血缘关系》、《弘治本<西厢记>之特点与岳刻问题》、《新发现明初刊本<西厢记>残叶》等论文二十篇,计十七万字,其中《论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原本问题》已刊发于《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其他各篇也将于1980年起陆续在报刊发表。
解放前郑振铎先生研究《西厢记》的版本,取得了一定成果,由于当时他所接触到的明刊本不过十多种,因此,取得的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较大的局限性。
可喜的是近数十年日本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方面继续不断地在进行,发表了田中谦二《<西厢记>版本之研究》和《<西厢记>诸本之信凭性》、传田《万历版<西厢记>之系统与性格》等论文,并且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传田章《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一书,实际上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全面而简短的总结。
这部书把六十六种明刊本《西厢记》,不论其有无传本,都按年代前后的次序,一一著录,不知确切年代者,则注上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可以一览了然。
其中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龙峰刊余泸东校正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秣陵继志斋陈邦泰刊本《重校北西厢记》、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万历间游敬泉刊本《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等版本都很罕见,我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中都没有发现,以为都已经失传了,结果此书也都已著录。
此书将许多明刊本《西厢记》的年代、评注者、刊行者都详加考核,并将开版尺寸、行款格式、插图幅数、附录要目等项都逐一著录,并注明收藏处所,不失为一本相当精详的目录学著作。
《西厢记》是我国的古典戏曲名著,我们国内各图书馆和专家所收藏的明刊本《西厢记》在三十种以上,研究的条件比日本学术界好,但是还是他们先编印了这部书,说起来是应该问心有愧的。
当然,这部书还有不够完备之处。
因为书的编者当然没有来得及看到1979年春北京中国书店所发现的明初刊本《西厢记》的残叶,没有看到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校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刊《北西厢记》、汤显祖、沈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在编目方面所依据的材料是《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但这两部目录都是一九五八年编的,以后的收藏就没有列入,著录文字最近三年来也不免有所校订补充;在这两部善本书目重版以前,《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也不可能充分加以利用。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所用以著录和分析、介绍的材料基本上来自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凌
这样,就发生了一些讹错:
第45李告辰本和第56李廷谟本实际上是同一刊本,看了李氏本人以及书中陈洪绶、董玄诸人题词序跋就可以知道李告辰即李廷谟,没有看原书的人当然难免认为是两个版本。因为此书过去在《西谛书目》中称之为延阁刊本,未见只字提及徐文长之题评,而陈洪绶在《题词》则认为是最地道的徐文长本,《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的编者没有看到原书,所以也没有标出是徐文长本。
又现存闵刻《西厢会真传》卷首《会真记》是汤显祖、沈
编者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校注中发现了夏某本,从凌
关于这些明刊《西厢记》校订、注释、题评、刊印、插图者的生平,编者仅仅引了一两条,例如著录第46《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时,仅转引了《沈君庸集·张都督词曲序》:“深之,三晋人”,而张道
又如第36《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批点者徐奋鹏与第37《词坛清玩
为了把明刊本《西厢记》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对日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些配合,我把三十年来研究明刊本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陆续整理成了《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本、王骥德本之血缘关系》、《弘治本<西厢记>之特点与岳刻问题》、《新发现明初刊本<西厢记>残叶》等论文二十篇,计十七万字,其中《论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原本问题》已刊发于《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其他各篇也将于1980年起陆续在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