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在国内，所收藏明刊本约三十余种，而对于其明刊版本之研究，仅解放前郑振铎先生做了一些工作，解放后三十年来则几乎是一张白纸。
　　解放前郑振铎先生研究《西厢记》的版本，取得了一定成果，由于当时他所接触到的明刊本不过十多种，因此，取得的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较大的局限性。
　　可喜的是近数十年日本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方面继续不断地在进行，发表了田中谦二《<西厢记>版本之研究》和《<西厢记>诸本之信凭性》、传田《万历版<西厢记>之系统与性格》等论文，并且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传田章《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一书，实际上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全面而简短的总结。
　　这部书把六十六种明刊本《西厢记》，不论其有无传本，都按年代前后的次序，一一著录，不知确切年代者，则注上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可以一览了然。
　　其中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龙峰刊余泸东校正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秣陵继志斋陈邦泰刊本《重校北西厢记》、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万历间游敬泉刊本《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等版本都很罕见，我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中都没有发现，以为都已经失传了，结果此书也都已著录。
　　此书将许多明刊本《西厢记》的年代、评注者、刊行者都详加考核，并将开版尺寸、行款格式、插图幅数、附录要目等项都逐一著录，并注明收藏处所，不失为一本相当精详的目录学著作。
　　《西厢记》是我国的古典戏曲名著，我们国内各图书馆和专家所收藏的明刊本《西厢记》在三十种以上，研究的条件比日本学术界好，但是还是他们先编印了这部书，说起来是应该问心有愧的。
　　当然，这部书还有不够完备之处。
　　因为书的编者当然没有来得及看到1979年春北京中国书店所发现的明初刊本《西厢记》的残叶，没有看到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校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刊《北西厢记》、汤显祖、沈合评本《西厢会真传》等书，而且也不知这些善本在我国收藏于何处，甚至是否残本或孤本？也只好不谈。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在编目方面所依据的材料是《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但这两部目录都是一九五八年编的，以后的收藏就没有列入，著录文字最近三年来也不免有所校订补充；在这两部善本书目重版以前，《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也不可能充分加以利用。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所用以著录和分析、介绍的材料基本上来自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凌初《五本解证》、闵遇五《五剧笺疑》、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编者没有看到的原本，自然就没有办法引用原本(或影印本)的序跋、题评、校注和附录。
　　这样，就发生了一些讹错：
　　第45李告辰本和第56李廷谟本实际上是同一刊本，看了李氏本人以及书中陈洪绶、董玄诸人题词序跋就可以知道李告辰即李廷谟，没有看原书的人当然难免认为是两个版本。因为此书过去在《西谛书目》中称之为延阁刊本，未见只字提及徐文长之题评，而陈洪绶在《题词》则认为是最地道的徐文长本，《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的编者没有看到原书，所以也没有标出是徐文长本。
　　又现存闵刻《西厢会真传》卷首《会真记》是汤显祖、沈合评本的，但在这本目录里是第39汤若士本《西厢会真传》和第42汤显祖、沈合订本《西厢记》，看来也列重复了。
　　编者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校注中发现了夏某本，从凌初《五本解证》中发现了赵氏本，是很不简单的劳动，但是把龙洞山农刻《重校北西厢记序》和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都推为善本的“锡山顾玄纬”本反而漏列了。王骥德而且一再提到顾玄纬本的《附录》，看来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有一部分是采自顾玄纬本的。因此，我认为这顾玄纬本是不能付之缺如的。
　　关于这些明刊《西厢记》校订、注释、题评、刊印、插图者的生平，编者仅仅引了一两条，例如著录第46《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时，仅转引了《沈君庸集·张都督词曲序》：“深之，三晋人”，而张道此人的生平事迹见于记载的很多，他本人的诗文也大都有流传的，要介绍的话，可以稍详细些。
　　又如第36《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批点者徐奋鹏与第37《词坛清玩硕人增改定本》的增改者硕人是否同为一人？我们同时看了这两部书，也完全可以肯定同为一人，不必象现在这样再存疑待考了。
　　为了把明刊本《西厢记》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对日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些配合，我把三十年来研究明刊本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陆续整理成了《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本、王骥德本之血缘关系》、《弘治本<西厢记>之特点与岳刻问题》、《新发现明初刊本<西厢记>残叶》等论文二十篇，计十七万字，其中《论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原本问题》已刊发于《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其他各篇也将于1980年起陆续在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