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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蒙德·威廉斯是20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他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独树一帜，值得关注。本文通过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威廉斯这一理论脉络来进一步阐述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旨在说明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重要性和前瞻性。
【关键词】威廉斯；文化领导权；文化理论；文学理论
文化领导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领导权的意义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该词都有自己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其中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为丰富和扩大文化领导权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旨在考察梳理文化领导权的产生、发展、丰富的过程，尤其是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以期加深对文化领导权的理解。
一、威廉斯之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领导权（hegemony）一词源出于古希腊语，最早指来自别国的统治者，带有浓厚的强制意味。19世纪后该词常用于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或控制，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用它描述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一个革命的阶级要想夺取政权，不仅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要使自己的思想获得普遍的形式和意义，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这涉及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恩的论述里，强制的意味已经大大弱化，初步具有了现代领导权的意义。
真正全面推进这一理论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参加并领导了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但最终革命失败，葛兰西身陷囹圄。葛兰西通过反思和总结发现，与俄国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不是以暴力为基础而主要是依靠“认同”（consent）来进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认同”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强大的保护网；不顾国情，生搬硬套俄国模式，失败在所难免。要想推翻旧的统治，首先必须进行坚决而全面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批判，进而摧毁旧的文化领导权，建立起新的文化领导权，这项工作应该成为任何革命的前奏。
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
70年代初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获得广泛探讨和接受，威廉斯也深受影响并有自己的理解。威廉斯认为，领导权这个概念既包含又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表现了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中的压制和不平等，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存在，使人们认识到“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是有意识的体系和信仰，而是由特殊而主要的意义和价值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过程”。领导权表现的“是对整个生活过程的感觉”，“是亲历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它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现实感”。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家庭和媒体等文化机构把自己的意志散播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主要是被统治者）认同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并进一步将之内化为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把统治阶级的统治“自然化”（naturalize）为习俗、习惯、自发的活动，使之成为常识。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能获得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其统治也就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从而得到巩固。
威廉斯强调指出，领导权不是静态的概念，“领导权永远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人们认识到的、具有特殊而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的经验、关系和行动构成的复合体”，有着非常复杂的运动和变化。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领导权“必须不断地更新、再造、辩护和修正，同时它也将不断地受到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压力的抵制、限制、改造和挑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有可能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有意识地作出某种调整，删除、更新某些陈旧不合时宜的部分，在不损害整体的情况下，适当地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倾向，作出某些必要的妥协或让步，获得被统治阶级最大可能的认同和支持。
威廉斯在后期的文化理论中提出了“三种文化”的理论，进一步阐述领导权的动态过程。主流文化（the dominant）指“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即占领导权地位的文化，它往往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用以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残余文化（the residual）指在“过去已经实际地形成，但是依旧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通常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但主流文化为了自身利益，通过重新阐释，有鉴别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来吸收、合并残余文化，达到两者之间的和平共处。新兴文化（the emergent）指新的意义、价值、关系和实践，这些新兴文化因素的出现往往是与新的阶级组织、新的阶级意识醒、新的文化组织联系在一起，一经出现，主流文化便开始试图吸纳，使之服务于主流文化。由于新兴文化因素主要是与新的阶级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对立于统治阶级的新兴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以，主流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的共谋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更多的必然是长期的对立和反抗或暗中的消解，这就构成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激烈斗争。随着新兴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斗争将愈演愈烈，直到旧的文化领导权退出历史的舞台。
统治者维护文化领导权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制定文化政策，迫使文化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产文化产品并影响社会大众。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统治者往往通过大学、出版社、编辑和评论家等的努力，对各种文学作品进行评判，颂扬和褒奖那些有助于巩固统治的“正确的”作品，贬低和打击那些不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作品。这在各个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做法。其次，通过选择的机制来维护文化领导权。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认为：“尽力理解选择的传统的运作非常重要。”统治者往往要对过去的文化进行选择和重新阐释，将支持或至少不会对其文化领导权构成威胁的东西挑选出来，并加以吸纳和利用，使之成为“传统”和“有意义的过去”，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且广泛传播，使之为被统治者所内化；而将那些反对或对其文化领导权构成威胁的东西则斥之为“过时的”或“怀旧的”东西并对之加以压制或抛弃，那些它所无法吸纳的东西则被攻击为“前所未有的”、“异化的”东西。威廉斯认为，“支持或反对传统的斗争是当代文化活动的主要部分”，是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的体现。
三、对威廉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评价
总的来说，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发展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强调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动态存在状态和变化模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威廉斯的领导权理论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的确一针见血，但是这些分析无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他没有认识到，若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改变或夺取领导权，根本无法实现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葛兰西文选(1916-193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4]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M].伦敦:维索出版社,1980.
[6]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伦敦:查托和温杜斯出版公司,1961.
【关键词】威廉斯；文化领导权；文化理论；文学理论
文化领导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领导权的意义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该词都有自己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其中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为丰富和扩大文化领导权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旨在考察梳理文化领导权的产生、发展、丰富的过程，尤其是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以期加深对文化领导权的理解。
一、威廉斯之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领导权（hegemony）一词源出于古希腊语，最早指来自别国的统治者，带有浓厚的强制意味。19世纪后该词常用于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或控制，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用它描述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一个革命的阶级要想夺取政权，不仅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要使自己的思想获得普遍的形式和意义，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这涉及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恩的论述里，强制的意味已经大大弱化，初步具有了现代领导权的意义。
真正全面推进这一理论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参加并领导了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但最终革命失败，葛兰西身陷囹圄。葛兰西通过反思和总结发现，与俄国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不是以暴力为基础而主要是依靠“认同”（consent）来进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认同”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强大的保护网；不顾国情，生搬硬套俄国模式，失败在所难免。要想推翻旧的统治，首先必须进行坚决而全面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批判，进而摧毁旧的文化领导权，建立起新的文化领导权，这项工作应该成为任何革命的前奏。
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
70年代初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获得广泛探讨和接受，威廉斯也深受影响并有自己的理解。威廉斯认为，领导权这个概念既包含又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表现了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中的压制和不平等，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存在，使人们认识到“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是有意识的体系和信仰，而是由特殊而主要的意义和价值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过程”。领导权表现的“是对整个生活过程的感觉”，“是亲历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它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现实感”。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家庭和媒体等文化机构把自己的意志散播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主要是被统治者）认同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并进一步将之内化为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把统治阶级的统治“自然化”（naturalize）为习俗、习惯、自发的活动，使之成为常识。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能获得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其统治也就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从而得到巩固。
威廉斯强调指出，领导权不是静态的概念，“领导权永远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人们认识到的、具有特殊而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的经验、关系和行动构成的复合体”，有着非常复杂的运动和变化。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领导权“必须不断地更新、再造、辩护和修正，同时它也将不断地受到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压力的抵制、限制、改造和挑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有可能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有意识地作出某种调整，删除、更新某些陈旧不合时宜的部分，在不损害整体的情况下，适当地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倾向，作出某些必要的妥协或让步，获得被统治阶级最大可能的认同和支持。
威廉斯在后期的文化理论中提出了“三种文化”的理论，进一步阐述领导权的动态过程。主流文化（the dominant）指“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即占领导权地位的文化，它往往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用以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残余文化（the residual）指在“过去已经实际地形成，但是依旧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通常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但主流文化为了自身利益，通过重新阐释，有鉴别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来吸收、合并残余文化，达到两者之间的和平共处。新兴文化（the emergent）指新的意义、价值、关系和实践，这些新兴文化因素的出现往往是与新的阶级组织、新的阶级意识醒、新的文化组织联系在一起，一经出现，主流文化便开始试图吸纳，使之服务于主流文化。由于新兴文化因素主要是与新的阶级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对立于统治阶级的新兴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以，主流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的共谋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更多的必然是长期的对立和反抗或暗中的消解，这就构成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激烈斗争。随着新兴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斗争将愈演愈烈，直到旧的文化领导权退出历史的舞台。
统治者维护文化领导权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制定文化政策，迫使文化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产文化产品并影响社会大众。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统治者往往通过大学、出版社、编辑和评论家等的努力，对各种文学作品进行评判，颂扬和褒奖那些有助于巩固统治的“正确的”作品，贬低和打击那些不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作品。这在各个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做法。其次，通过选择的机制来维护文化领导权。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认为：“尽力理解选择的传统的运作非常重要。”统治者往往要对过去的文化进行选择和重新阐释，将支持或至少不会对其文化领导权构成威胁的东西挑选出来，并加以吸纳和利用，使之成为“传统”和“有意义的过去”，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且广泛传播，使之为被统治者所内化；而将那些反对或对其文化领导权构成威胁的东西则斥之为“过时的”或“怀旧的”东西并对之加以压制或抛弃，那些它所无法吸纳的东西则被攻击为“前所未有的”、“异化的”东西。威廉斯认为，“支持或反对传统的斗争是当代文化活动的主要部分”，是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的体现。
三、对威廉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评价
总的来说，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发展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强调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动态存在状态和变化模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威廉斯的领导权理论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的确一针见血，但是这些分析无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他没有认识到，若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改变或夺取领导权，根本无法实现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葛兰西文选(1916-193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4]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M].伦敦:维索出版社,1980.
[6]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伦敦:查托和温杜斯出版公司,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