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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就是在把握二者之间协调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在互动中推进两化进程。但是在辽宁省的发展实践中，却忽略了两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导致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就如何推进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4-0050-05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发展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是拉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又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一般来说，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这一时期的非农就业比率和城镇化率都超过了30%，则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会进入“双加速”时期。这一时期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是如此关键，不同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会是截然不同的发展后果。早在2007年辽宁省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到2012年已经接近9000美元，因此辽宁当前正处于“两化双加速”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将有助于缩小我省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重塑老工业基地雄风，提升辽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整体地位。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新型工业化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可见，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工业规模的扩大，而是更加注重工业化质的提升，强调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新型城镇化是指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城镇化”，改变当前存在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从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新”就是改变过去的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城镇化，而代之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打造城市文化内涵等为中心，使城镇真正适宜人居。新型工业化注重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型城镇化注重的是空间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二者的深度结合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资源要素集约高效利用的客观要求。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演进一直是互相伴随的，二者呈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从而产生乘数效应，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循环累积因果作用力”[1]。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城市得以加速发展。同时，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又可以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使得工业化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
钱纳里和赛尔坤在1988年的时候曾经提出了“发展模型”，用以阐述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初始阶段，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当二者水平一致之后，城镇化将明显快于工业化，并且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对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将逐渐减弱。[2]郭克莎（2002）对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研究结论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对城镇化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主要来自于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但是当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之后，这种集聚效应的作用会被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消费结构的升级所超过，因此，工业比重的上升不再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的发展更多的依靠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即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的主要动力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开始起着更大的作用。[3]
（三）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存在地区差异
李国平（2008）采用农业劳动力变动与城镇人口变动的比值来反映我国各个地区的“两化”关系，结果表明“东北三省有类似过度城镇化的倾向；中西部一些省份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是发展速度快于工业化，另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低，但是速度慢于工业化。”[4]侯小卫（2011）采用I/U、N/U的国际标准值法测算我国四大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性，得出结论为：“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东北地区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却与工业化发展最为协调。”[5]
（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的根本途径
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第二产业产生与发展进而引起第三产业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而城镇化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实际上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因此，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必然选择向城镇区位集中，进而推动城镇的发展，反过来，城镇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会促进产业进一步集聚与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的根本途径。叶裕民（2004）指出“发达地区主要是通过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能够拉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推进劳动力转移，为城镇化奠定经济基础。”[6]徐维祥等（2005）指出“当前，工业园区建设仍然是我国实行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途径，这不仅因为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园区能够提升地方工业化的质量，而且具有良好集聚效应的工业园区作为地方工业生产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能从多方面、全方位地驱动城市空间结构演进，驱动地方城镇化发展。”[7] 如上所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态势：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分析二者的关系时经常采用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几个指标，通过IU比和NU比来分析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协调程度。
二、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一）现状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IU比（0.5）和NU比（1.2）的标准值法分析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IU比是指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这里工业化率采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非农化率采用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当IU比约为0.5，NU比约为1.2时，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比较协调。若IU比明显低于0.5，NU比明显低于1.2，说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即除了全部非农劳动人口外，大量的农业人口集中在城镇，容易出现过度城镇化态势。若IU比明显高于0.5，NU比明显高于1.2，则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未能向城镇集聚，城镇化发展不足。我们采用这两个指标，运用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来对辽宁省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辽宁省工业化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而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是呈现上升的趋势。IU比小于1表明辽宁省工业化率始终低于城镇化率，城镇里面存在着第一、三产业的劳动力。NU比大于1表明辽宁省的农村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的非农业劳动力。根据IU比和NU比的0.5和1.2的国际标准值法判断，2000年之前IU比大于0.5，NU比大于1.2。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不足。2000-2002年这几年，IU比接近0.5，NU比接近1.2，说明这一阶段，工业化、城镇化与非农化发展相对较为协调。同时，这几年IU比和NU比在逐年缩小，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在不断升高。而从2003年以后，也就是实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后，IU比开始低于0.5，NU比开始低于1.2，说明从振兴开始，相对于工业化与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开始超前发展，呈现过度城镇化态势。这主要是由于辽宁的工业化主要依赖的是体制下的重工业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创新缓慢、体制僵化、缺乏竞争力等问题越发凸显，产业结构失衡危机出现，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由于各地区实行鼓励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带来的情况下，由于相关政策的引导导致各地区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大量农民虽然快速涌入城镇地区，但是城镇中产业发展不足，却难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非农就业岗位。在这种发展态势下，工业化与非农化速度远远赶不上城镇化发展速度，因此出现过度城镇化态势。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辽宁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发展处于不良状态，两者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协调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二）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产业结构不合理。辽宁省产业结构表现为过分倚重重工业部门。众所周知，长期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辽宁省形成了资金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会降低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长期来看重工业部门就业效应不强，就业水平不高。城镇就业岗位缺乏降低了农民的迁移意愿，从而二元结构还会维持较长时间。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造成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几个有限的就业不充分的产业拉动，其结果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与此同时，财富向少数要素拥有者手中集中，贫富差距拉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因此，以辽宁当前的产业结构来说，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重化工业实现转型升级，同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城镇中的就业岗位，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
2.农村工业化进程较慢。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使得农业剩余较少，也就是意味着农村的工业积累少。工业资本的投入除了原始资本积累之外，还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实现。但是当前我省农业发展水平还不高，信用机制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因此融资渠道不顺畅。因为乡镇工业企业多属于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普遍存在于我国各个地区的问题，农村工业化发展比较缓慢。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农村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信息获取能力有限，同时乡镇政府级别的基层组织信息服务缺失，因此农村工业企业产品结构雷同性较高。农村工业化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人力资本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农村工业面对的较多为没有技术的大龄人员，因此，农村工业技术进步缓慢。
3.产业园区建设与城市的扩展不适应。产业园区是当前辽宁省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抓手，它是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产业园区的迅速发展能够拓展城镇发展空间，在地域上促使城镇范围扩大，因此产业园区也是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辽宁省在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与城市发展定位相互脱节的突出问题，产业园区规划提出伊始就与城镇化或者新城区建设相脱节，“两张皮”现象严重。辽宁省的产业园区在建设中缺乏城镇的基本功能，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等配套支撑体系缺失。产业园区作为链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其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省存在着产业园区远离城区与新城新市镇建成“空城”并存的现象。从这一角度上说，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没有实现深度结合发展。
4.工业化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城镇化的质量。由于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重化工业的发展已经对我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工业园区周边城镇环境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也就是说这种粗放的工业化模式带来的是城镇化质量的下降，因此在今后两化融合的过程中要依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在加快中小城镇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对于工业园区的产业选择要多加注意，应多引进生态产业、低碳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防止由于工业发展破坏城镇化质量现象的发生。 三、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辽宁省当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就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甚至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则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反过来，现代服务业会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为新型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更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现代服务业与城镇化是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同一性，同时要求一定的集聚规模，因此决定其必须集中在大城市来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城镇规模的扩大会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同时当前在辽宁的新型城镇化中主要应该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要为进入城镇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就需要产业的支持。从当前辽宁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现代服务业是最好的选择，相对于工业制造业来说，现代服务业才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现代服务业属于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绿色环保型产业，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辽宁的服务业目前还是经济的短板，2013年占GDP的比重仅为38.7%，在东部十一个省市中排在第十位。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当前辽宁省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拓展就业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要促进“两化”深度结合发展，就必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首先就是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因为只有首先把城镇建设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有转移的出路，才能实现在非农产业的就业。同时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问题。当前辽宁省农民工约有150万，这一特殊群体需要引起重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由低要素价格推动的低价工业化模式，而廉价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就是这种低价模式的支撑，他们工资低，非工资性的成本低。而新型工业化就是要打破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的模式，而建立起由技术和创新支撑的工业化模式，因此农民工的转移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他们完全退出农业很难，在城镇中找到稳定的非农就业岗位也存在一定难度，因此他们融入城镇的状况较差，这种情况决定我们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也就是说大量农民工尽管统计上列入城镇人口，但是却仍属于弱势群体，并未真正进入城镇的保障体系当中。因此，合理引导农民工是当前以及今后辽宁省城镇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做好的工作，一是要着力改善农民工的务工环境，二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让他们的就业范围更广。三是政府要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与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无可厚非，关键是首先选择哪些项目为其提供保障。对于农民工而言，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工伤和大病，因此为农民工设立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应该放在首位。
（三）加快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新城发展
从国内外工业园区发展历程来看，园区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模式：传统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生态园区，如今已经进入了产业新城时代。如国际上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国内的苏州工业园等都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典范。产业新城不仅具有传统园区的集聚人力物力财力的功能，而且配套设施完善，是一个既具有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又集居住、办公、娱乐为一体的微型城市体。因此，对于辽宁省来说，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就要抓住产业园区建设这一抓手，将产业园区的空间定位与城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着力建设产业新城。
（四）推进农村工业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经营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从而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基础和载体。农村工业化水平提高是新型工业化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一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因此，辽宁省在促进“两化”结合发展的过程中，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提升农业的工业化水平。加快发展乡镇企业、龙头企业是提升农村工业的有效途径。在产业选择上，应该根据各地区的既有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辽宁省农产品种类众多，特色农业在很多地区已经形成，大米、河蟹、中药材等都是我省农村的拳头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多是初级产品外销，而深加工不足。因此，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郝华勇.我国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与对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2）.
[2]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思·塞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3]郭克莎.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4]李国平.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与评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5）.
[5]侯小卫.我国东、中、西及东北4大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10）.
[6]叶裕民.中国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
[7]徐维祥，唐根年，陈秀君.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2005，（6）.
责任编辑 宫秀芬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4-0050-05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发展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是拉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又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一般来说，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这一时期的非农就业比率和城镇化率都超过了30%，则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会进入“双加速”时期。这一时期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是如此关键，不同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会是截然不同的发展后果。早在2007年辽宁省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到2012年已经接近9000美元，因此辽宁当前正处于“两化双加速”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将有助于缩小我省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重塑老工业基地雄风，提升辽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整体地位。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新型工业化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可见，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工业规模的扩大，而是更加注重工业化质的提升，强调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新型城镇化是指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城镇化”，改变当前存在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从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新”就是改变过去的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城镇化，而代之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打造城市文化内涵等为中心，使城镇真正适宜人居。新型工业化注重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型城镇化注重的是空间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二者的深度结合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资源要素集约高效利用的客观要求。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演进一直是互相伴随的，二者呈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从而产生乘数效应，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循环累积因果作用力”[1]。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城市得以加速发展。同时，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又可以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使得工业化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
钱纳里和赛尔坤在1988年的时候曾经提出了“发展模型”，用以阐述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初始阶段，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当二者水平一致之后，城镇化将明显快于工业化，并且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对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将逐渐减弱。[2]郭克莎（2002）对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研究结论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对城镇化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主要来自于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但是当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之后，这种集聚效应的作用会被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消费结构的升级所超过，因此，工业比重的上升不再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的发展更多的依靠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即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镇化的主要动力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开始起着更大的作用。[3]
（三）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存在地区差异
李国平（2008）采用农业劳动力变动与城镇人口变动的比值来反映我国各个地区的“两化”关系，结果表明“东北三省有类似过度城镇化的倾向；中西部一些省份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是发展速度快于工业化，另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低，但是速度慢于工业化。”[4]侯小卫（2011）采用I/U、N/U的国际标准值法测算我国四大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性，得出结论为：“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东北地区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却与工业化发展最为协调。”[5]
（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的根本途径
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第二产业产生与发展进而引起第三产业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而城镇化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实际上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因此，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必然选择向城镇区位集中，进而推动城镇的发展，反过来，城镇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会促进产业进一步集聚与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的根本途径。叶裕民（2004）指出“发达地区主要是通过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能够拉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推进劳动力转移，为城镇化奠定经济基础。”[6]徐维祥等（2005）指出“当前，工业园区建设仍然是我国实行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途径，这不仅因为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园区能够提升地方工业化的质量，而且具有良好集聚效应的工业园区作为地方工业生产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能从多方面、全方位地驱动城市空间结构演进，驱动地方城镇化发展。”[7] 如上所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态势：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分析二者的关系时经常采用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几个指标，通过IU比和NU比来分析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协调程度。
二、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一）现状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IU比（0.5）和NU比（1.2）的标准值法分析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IU比是指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这里工业化率采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非农化率采用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当IU比约为0.5，NU比约为1.2时，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比较协调。若IU比明显低于0.5，NU比明显低于1.2，说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即除了全部非农劳动人口外，大量的农业人口集中在城镇，容易出现过度城镇化态势。若IU比明显高于0.5，NU比明显高于1.2，则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未能向城镇集聚，城镇化发展不足。我们采用这两个指标，运用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来对辽宁省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辽宁省工业化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而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是呈现上升的趋势。IU比小于1表明辽宁省工业化率始终低于城镇化率，城镇里面存在着第一、三产业的劳动力。NU比大于1表明辽宁省的农村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的非农业劳动力。根据IU比和NU比的0.5和1.2的国际标准值法判断，2000年之前IU比大于0.5，NU比大于1.2。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不足。2000-2002年这几年，IU比接近0.5，NU比接近1.2，说明这一阶段，工业化、城镇化与非农化发展相对较为协调。同时，这几年IU比和NU比在逐年缩小，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在不断升高。而从2003年以后，也就是实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后，IU比开始低于0.5，NU比开始低于1.2，说明从振兴开始，相对于工业化与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开始超前发展，呈现过度城镇化态势。这主要是由于辽宁的工业化主要依赖的是体制下的重工业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创新缓慢、体制僵化、缺乏竞争力等问题越发凸显，产业结构失衡危机出现，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由于各地区实行鼓励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带来的情况下，由于相关政策的引导导致各地区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大量农民虽然快速涌入城镇地区，但是城镇中产业发展不足，却难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非农就业岗位。在这种发展态势下，工业化与非农化速度远远赶不上城镇化发展速度，因此出现过度城镇化态势。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辽宁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发展处于不良状态，两者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协调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二）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产业结构不合理。辽宁省产业结构表现为过分倚重重工业部门。众所周知，长期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辽宁省形成了资金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会降低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长期来看重工业部门就业效应不强，就业水平不高。城镇就业岗位缺乏降低了农民的迁移意愿，从而二元结构还会维持较长时间。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造成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几个有限的就业不充分的产业拉动，其结果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与此同时，财富向少数要素拥有者手中集中，贫富差距拉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因此，以辽宁当前的产业结构来说，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重化工业实现转型升级，同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城镇中的就业岗位，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
2.农村工业化进程较慢。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使得农业剩余较少，也就是意味着农村的工业积累少。工业资本的投入除了原始资本积累之外，还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实现。但是当前我省农业发展水平还不高，信用机制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因此融资渠道不顺畅。因为乡镇工业企业多属于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普遍存在于我国各个地区的问题，农村工业化发展比较缓慢。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农村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信息获取能力有限，同时乡镇政府级别的基层组织信息服务缺失，因此农村工业企业产品结构雷同性较高。农村工业化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人力资本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农村工业面对的较多为没有技术的大龄人员，因此，农村工业技术进步缓慢。
3.产业园区建设与城市的扩展不适应。产业园区是当前辽宁省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抓手，它是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产业园区的迅速发展能够拓展城镇发展空间，在地域上促使城镇范围扩大，因此产业园区也是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辽宁省在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与城市发展定位相互脱节的突出问题，产业园区规划提出伊始就与城镇化或者新城区建设相脱节，“两张皮”现象严重。辽宁省的产业园区在建设中缺乏城镇的基本功能，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等配套支撑体系缺失。产业园区作为链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其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省存在着产业园区远离城区与新城新市镇建成“空城”并存的现象。从这一角度上说，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没有实现深度结合发展。
4.工业化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城镇化的质量。由于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重化工业的发展已经对我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工业园区周边城镇环境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也就是说这种粗放的工业化模式带来的是城镇化质量的下降，因此在今后两化融合的过程中要依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在加快中小城镇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对于工业园区的产业选择要多加注意，应多引进生态产业、低碳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防止由于工业发展破坏城镇化质量现象的发生。 三、辽宁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辽宁省当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就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甚至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则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反过来，现代服务业会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为新型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更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现代服务业与城镇化是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同一性，同时要求一定的集聚规模，因此决定其必须集中在大城市来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城镇规模的扩大会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同时当前在辽宁的新型城镇化中主要应该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要为进入城镇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就需要产业的支持。从当前辽宁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现代服务业是最好的选择，相对于工业制造业来说，现代服务业才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现代服务业属于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绿色环保型产业，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辽宁的服务业目前还是经济的短板，2013年占GDP的比重仅为38.7%，在东部十一个省市中排在第十位。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当前辽宁省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拓展就业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要促进“两化”深度结合发展，就必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首先就是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因为只有首先把城镇建设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有转移的出路，才能实现在非农产业的就业。同时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问题。当前辽宁省农民工约有150万，这一特殊群体需要引起重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由低要素价格推动的低价工业化模式，而廉价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就是这种低价模式的支撑，他们工资低，非工资性的成本低。而新型工业化就是要打破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的模式，而建立起由技术和创新支撑的工业化模式，因此农民工的转移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他们完全退出农业很难，在城镇中找到稳定的非农就业岗位也存在一定难度，因此他们融入城镇的状况较差，这种情况决定我们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也就是说大量农民工尽管统计上列入城镇人口，但是却仍属于弱势群体，并未真正进入城镇的保障体系当中。因此，合理引导农民工是当前以及今后辽宁省城镇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做好的工作，一是要着力改善农民工的务工环境，二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让他们的就业范围更广。三是政府要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与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无可厚非，关键是首先选择哪些项目为其提供保障。对于农民工而言，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工伤和大病，因此为农民工设立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应该放在首位。
（三）加快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新城发展
从国内外工业园区发展历程来看，园区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模式：传统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生态园区，如今已经进入了产业新城时代。如国际上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国内的苏州工业园等都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典范。产业新城不仅具有传统园区的集聚人力物力财力的功能，而且配套设施完善，是一个既具有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又集居住、办公、娱乐为一体的微型城市体。因此，对于辽宁省来说，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发展，就要抓住产业园区建设这一抓手，将产业园区的空间定位与城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着力建设产业新城。
（四）推进农村工业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经营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从而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基础和载体。农村工业化水平提高是新型工业化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一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因此，辽宁省在促进“两化”结合发展的过程中，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提升农业的工业化水平。加快发展乡镇企业、龙头企业是提升农村工业的有效途径。在产业选择上，应该根据各地区的既有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辽宁省农产品种类众多，特色农业在很多地区已经形成，大米、河蟹、中药材等都是我省农村的拳头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多是初级产品外销，而深加工不足。因此，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对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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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