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她的重要著作《同治中兴》中写道：“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杰出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曾国藩，他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竭尽所能，最终以文臣而封毅勇侯，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纵观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不世之功，既与其识人、用人的高超智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与其“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用人理念分不开。
　　面对晚清糜烂时局，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主要是人才的缺乏。他感慨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位标本式的人物，他的抱负是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富民强国。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高度重视为国家培育人才，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将培育人才提到了关乎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高度，并毕生以培植、宏奖人才为己任。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中一乐。
　　曾国藩善于以忠诚感召人心，他深知“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而“成大事，求人辅佐为第一要义”。咸丰三年，曾国藩墨絰从戎，从事之始，他即发布《讨粤匪檄》抨击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以“卫道”作旗帜广泛征士：“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后来，他的门生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说：


　　曾国藩知人之誉，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纬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其在籍办团练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共，俾获各尽所长。
　　曾国藩不遗余力，“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材录用”，帐下军事型、谋划型、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气势如虹，可谓是盛况空前。其时，天下士子依归，曾国藩幕府成为全国人才中心。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描述：“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晚清之际，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要想有所改观，必须以儒家价值观培养一批道德的“种子”，以他们为榜样去“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眼光长远，格外用心用力。相比较用人而言，他尤为重视培育人才，并将其比喻为“种子”。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众多同时代官员。
　　他的弟子黎庶昌曾这样描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努力，让内忧外患的晚清“回光返照”，从而有了短暂的“同治中兴”。但他也无力回天，只是延缓了清王朝这艘“破木船”的沉没而已。而其“以忠诚为天下倡”，放言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把他们撒到各地去开花结果的用人理念，在当今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却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