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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她的重要著作《同治中兴》中写道:“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杰出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曾国藩,他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竭尽所能,最终以文臣而封毅勇侯,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纵观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不世之功,既与其识人、用人的高超智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与其“以忠诚为天下倡”的用人理念分不开。
面对晚清糜烂时局,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主要是人才的缺乏。他感慨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位标本式的人物,他的抱负是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富民强国。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高度重视为国家培育人才,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将培育人才提到了关乎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高度,并毕生以培植、宏奖人才为己任。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中一乐。
曾国藩善于以忠诚感召人心,他深知“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而“成大事,求人辅佐为第一要义”。咸丰三年,曾国藩墨絰从戎,从事之始,他即发布《讨粤匪檄》抨击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以“卫道”作旗帜广泛征士:“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后来,他的门生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说: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xsgx/xsgx201412/xsgx20141212-1-l.jpg)
曾国藩知人之誉,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纬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其在籍办团练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共,俾获各尽所长。
曾国藩不遗余力,“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材录用”,帐下军事型、谋划型、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气势如虹,可谓是盛况空前。其时,天下士子依归,曾国藩幕府成为全国人才中心。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描述:“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晚清之际,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要想有所改观,必须以儒家价值观培养一批道德的“种子”,以他们为榜样去“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眼光长远,格外用心用力。相比较用人而言,他尤为重视培育人才,并将其比喻为“种子”。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众多同时代官员。
他的弟子黎庶昌曾这样描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努力,让内忧外患的晚清“回光返照”,从而有了短暂的“同治中兴”。但他也无力回天,只是延缓了清王朝这艘“破木船”的沉没而已。而其“以忠诚为天下倡”,放言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把他们撒到各地去开花结果的用人理念,在当今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却是值得借鉴的。
面对晚清糜烂时局,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主要是人才的缺乏。他感慨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位标本式的人物,他的抱负是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富民强国。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高度重视为国家培育人才,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将培育人才提到了关乎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高度,并毕生以培植、宏奖人才为己任。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中一乐。
曾国藩善于以忠诚感召人心,他深知“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而“成大事,求人辅佐为第一要义”。咸丰三年,曾国藩墨絰从戎,从事之始,他即发布《讨粤匪檄》抨击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并以“卫道”作旗帜广泛征士:“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后来,他的门生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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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知人之誉,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纬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其在籍办团练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共,俾获各尽所长。
曾国藩不遗余力,“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材录用”,帐下军事型、谋划型、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气势如虹,可谓是盛况空前。其时,天下士子依归,曾国藩幕府成为全国人才中心。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描述:“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晚清之际,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要想有所改观,必须以儒家价值观培养一批道德的“种子”,以他们为榜样去“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眼光长远,格外用心用力。相比较用人而言,他尤为重视培育人才,并将其比喻为“种子”。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众多同时代官员。
他的弟子黎庶昌曾这样描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努力,让内忧外患的晚清“回光返照”,从而有了短暂的“同治中兴”。但他也无力回天,只是延缓了清王朝这艘“破木船”的沉没而已。而其“以忠诚为天下倡”,放言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把他们撒到各地去开花结果的用人理念,在当今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却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