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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中国历来占据着重要地位。荀子曾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可见，不论时代语境如何变化，教育对于国家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始终是无法隐匿、遮蔽的。而文学作为人学，是反映社会现实、记录历史变迁、承载人生道义的重要载体，其具有相当显豁的教育价值。因此，文学教育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必要途径。厘清、挖掘文学作品尤其是教育题材的文艺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将其有效地渗透到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之中，既迫在眉睫，又势在必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近年教育文艺作品评价》[2]（以下简称《教育的时代性镜像》）已然先人一步地对此作出回应，体现出著作者对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及文学教育发展可能性的积极思索与探讨。可以说，《教育的时代性镜像》是烛照新时代文学教育之路的一抹光亮，而其组织者、主持者则是奔着新人文教育之灯火而去的执着且坚定的擎灯人。
一、探寻：文学与文学教育的价值指向
叶圣陶先生认为，文学就是教育。一般来说，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人，总是要不断地在文学的世界里搜寻精品，以期籍此更好地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现实的书写和演绎。众所周知，文学是作家依据一定的观点和立场进行的艺术创造，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性反映。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总是能够对现实有客观而理性的把握，具有深入现实内部，对其进行观察和描摹的能力。在其笔下，社会现实重新恢复了其“在场”的弹性，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现出相异的样态，各具形貌地横亘在每一个生命个体面前，这是文学叙事最真实的起点和最有力的表达，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必须具备的现实主义品格。毫无疑问，这种品格极大地增殖了文学作品的教育价值。因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无法完全逃脱教育的视野，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社会和个体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而将对现实与生命的沉思纳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于此，文学与教育之间存在着关乎人的成长的内在勾连，而教育文艺作品正是文学与教育高度结合的直接体现，是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
从广义上看，教育文艺作品可以涵盖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从狭义上看，其指的是以教育事件为题材创作出来的描写教育生活的作品。实际上，教育文艺作品又被称为“成长小说”或“性格发展小说”。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德国，主要叙述的是生命个体的成长及发展历程，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教育和惩戒性质，也象征着生命走向新生的蜕变的完成。而就中国教育文艺作品的创作情况而言，其不仅呈现出个体生命的生长过程；从更宏阔的层面上看，它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和语言来展现传统的或者新式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体制以及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的教育生态，反映某些时代性的教育问题。
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中，著作者以近些年来重要的中外教育文艺作品为关注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部分教育题材小说，围绕其所表达的教育主题开展文学批评。书中出现的诸如《潮湿的春天》《大雨如注》等作品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选用小说的艺术形式，以广阔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发展的环境之下，将教育思想、方法、模式等贯穿其中，揭示出不同程度的教育问题或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对一定时代背景下教育问题的深刻关注与多维审视，从而推动教育的整体进步。
当前，科学技术的勃兴对人文教育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制。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之下，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育出现了颇为突出的重视智力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而相对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人文情怀的传递的发展倾向。这也迫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即当今何以需要文学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要探讨这一问题，界定语文教育、文学教育及其价值指向是前提。从当前学科划分来看，语文是教育中的一个科目，其实施对象是具有生命力与生命认知感应的个体；从课程论角度来看，“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3]可见，语文教育，其最基本的目标指向是语言教育、母语教育。语言的习得过程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人生命意志与价值的教育过程，即由人自身出发，将言语教育作为一种生命现象，解放、发展人的生命力，从而在语文学习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而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则能够给予个体生命无限的关怀，具有精神向导的作用。语文的人文性能够培育出生命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也可以将世间的真、善、美完整地展现在人的眼前，使受教育者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而文学教育以此为前提，以文化和心灵濡染为基本途径，以学生的生命成长与发展为根本目标，是语文教育的最高形态。文学是人学，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写作者生命意识的映射，蕴藉着创作主体丰富的生命体验与道德感受，是创作者与生命、与现实对话的能动性行为。其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绝不会毫无目的、纯客观地反映世界。在选择素材、塑造形象的过程中，必然会融入其对生活、对生命的评价，以及相应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观念。这也正如作家邵丽在其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的创作谈中所言：“真正的小说以一种生命评价的方式而存在”。讨论至此，一切似乎就更为明朗了。可以说，文学教育，其借助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施展，深度地契合了人文基础学科培养自由完整的人的价值追求，是坚持践行人文主义教育路向的具体体现。
詹艾斌教授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的“绪言”部分着重阐述了其基本的文学观、教育觀以及推动撰写这一著作的缘由：“文学教育的根本显然也就并不在于简单性的知识的积累与灌输，而更应该表现出对于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在知识之内而又超越于知识之外、比知识更为重要的情感、道德、精神、历史性、思想、价值、信仰、自由等核心问题的深度关注。”[4]“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当下，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的深入进行，从根本上看，是致力于人的发展的可能的需要……这一需要也表现为我在《读写月报》（语文教育版）开设‘教育文艺作品评价’栏目，带领学生从事教育文艺作品解读的目的性考量。必须说明的是，这一目的性考量是建立在我个人对于包括文学教育、语文教育在内的人文学教育的根本指向的明确确立这一前提之下的。”[5] 由此可见，关注教育文艺作品并借助于此来落实、施展文学教育，将文学评论写作活动和出版文学刊物当作是文学教育空间的一种延伸与拓展，期望在此基础上优化卓越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文学教育改革，进而更好地推动学生的成长，这不仅是这一著作撰写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更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与学生在深化“人”的培养、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教育的价值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
二、追问：教育生态与教育自觉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传递生产生活经验、传承文化文明的形式，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活动。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复杂，功利主义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出现，使得教育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失衡甚至异化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于教育者而言，对其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思考是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不难看出，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中，著作者对当代教育生态予以了充分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其直接地表现为人文学者有意识地从学科特质出发，对摹写当代教育境况的文艺作品进行审慎的、理性的批评，进而更为深入地了解教育的时代性面貌。如在第一章《当代教育生态概说及其反思》中，有对短篇小说《大雨如注》中因大姚夫妇过度“望女成凤”而造成家庭破碎、女儿精神失常的结局的反思，也有对中篇小说《潮湿的春天》中的应试教育制度所培养出来的“考试工具”刘诗诗的悲悯……可见，揭露教育困境、洞悉教育症结成为其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书写教育异化现象、反思教育问题是其旨趣所在。作为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对整体的教育生态应该予以更为热切的关注和更加积极的思考。教育生态不仅关涉到教育者自身教育理念的树立和实践，更关涉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的实现。著作者对《教育的时代性镜像》所倾注的期待，指向的是教育者对当下教育生态的观照和反思。在诸种教育生态问题的呈现中，其努力地引导教育者对如何实现教育的可能性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教育文艺、生命书写、灵魂塑造、审美教育……这些关键词已然隐在地为教育者指明了方向，即教育应回归初心，回归教育的本质，从灵魂里塑造生命，在精神上构建生命，于审美中实现生命，真正培养内外合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德性的人。而正是立足于对教育生态的关注和批判，著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当下中国教育生态的不完美及其未来所具有的更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有待于教育者对教育事业的充分认识以及对教育本质的自觉坚守。
当然，关注与批判更大程度上是站在一个“批评者”的角度上进行的。教育者不能停留于此，其更应沉潜于教育实践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搅局者”，即搅动教育生态中不合时宜的状态，激发教育的活力，助催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于此，《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对教育者而言便不仅是一本展示当下教育生态的说明书或解释当下教育问题的阐释书，更是一本点明教育实现发展可能的指示书。在这一著作中，既有对教育生态面貌的基本展现（如第一章），又有对教育理念的深刻阐释（如第二章），更有对教育实践的积极探索（如第三、四、五章），还有对教育事业的隐忧以及热切的期盼（如第六章与附论部分）。以此为索引，教育何为的道路也变得愈发清晰。
文学作为生命评价的形式，根本上与教育立德树人之根本目标相呼应。因此可以说，文学是教育人、培养人的重要形式。更為重要的是，文学因其具备独特的审美属性为审美教育建设了桥梁。审美教育对人的作用是深刻而深远的，它强调对人的内在德性的培养和生成，呼唤价值和意义的回归，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对教育文艺作品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教育文艺作品直指当代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状况并予以回应，另一方面评价教育文艺作品本身即是在深入贯彻和实践审美教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论艺术的功能时曾提到：“当现实不在眼前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并且给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6]。可见，文学让现实中的人对他者的生命经历和思想认识有一定的了解，进而引起其对于和自身成长相关的系列教育问题的思考。在教育文艺作品中，教育现实同样悄然地运行于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运行在自我与世界、与他者的辩驳之间。俞莉的中篇小说《宝贝》中事业有成但却始终对孩子宝儿有挥之不去的愧疚感的母亲施文，庆祖杰的长篇小说《来言》中与命运不屈抗争的折翼天使来言，海嫫的中篇小说《听风村的孩子》中极度渴望爱和温暖的农村留守儿童姚雷……其实，他们都是当前教育现实的辩诘者，结实地生长在生命的罅隙中，而教育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人物俯仰即是。然而，创作者将教育的现实问题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揭示出生活与教育的真实面貌，却同时给予读者一定的勇气，使其在洞悉现实和真相后依旧能够在作品中触摸到生命的温度。于此而言，教育文艺作品，其不仅是对教育这片文明净土在当下不断承受着物质文明的侵蚀的有力反击和回应，更是人们在当前的教育状况下获得精神解救的重要途径。显然，对于《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撰写者的文化站位及其立足点，我们应当表示极大的认同、肯定与赞赏。换言之，还有什么比这种具体的实践更有说服力呢？
而这种种苦心孤诣的努力，指向的是对教育者应持有的教育自觉的追问和呼询。面对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教育生态中存在的问题，教育主体应积极寻求突围的出路和方法，回归教育立德树人之初心，自觉地从自身理念与实践等层面入手，主动追求卓越创新，追求教育真谛，从而实现对教育本质的坚守。而这一切，皆寓于《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这一著作之中。
三、期盼：教育者的公共品格与师者情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育者首先应该确立自身价值，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高尚的品德言行。在现代社会，信息的高速化发展昭示着世界变化的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坚实的学术能力，紧随时代的步伐，密切关注教育发展的未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教育发展的潮流，做教育的“弄潮儿”。然而，教育远不止于三尺讲台上的教学实践，教育者更应及时更新教育观念，确立个人教育理念，探索更具现实适切性和可能性的教育理论。教育者对教育的整体认知只有“站得更高”，才能在其教育实践中“走得更远”。新时代的教育者，显然亟需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以丰富和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为广大的教育者提供了范例和蓝本。它不仅阐明了当下教育生态的现实境况，更为教育理念匮乏者开拓了理论视野和批评路径。 而关于当下教育生态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更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的宏阔背景下进行讨论。教育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系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维系着教育的发展与进步，而当前社会教育某种程度上的不完满无疑成为教育发展的掣肘。与之相关的是，一种庸俗化的教育观念为多数人所接受，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平面化地理解为纯粹的政治实践，而割裂了其与现代社会公民塑造之间的联系。无怪乎詹艾斌教授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的“附论”中这样持论：“在今天的中国，公民教育已经被提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显得尤为迫切。吁请、邀约、建构、推进公民教育实践、深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意义重大，需要全社会共同予以深度关注。”[7]显然，當下中国公民教育的偏枯是社会教育不足的充分表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更需借力于公民教育的持续展开。一切发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发展问题，社会教育的开展所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综合素养的普遍提高，与之相适的是社会整体面貌、精神气质的焕发与提升。可以说，社会教育是当下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历史性吁求和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基。
因此，作为教育的践行者与推动者，新时代教育者必然地需要因应社会教育的历史性发展要求，从自身建设入手，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去。这就要求现代教育者首先要自觉地树立公共意识，注重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培育，以自身的专业特质勘察公共事务，推动社会公共教育的发展。新时代教育者不仅需要过强的教育专业素养为自身发展护航，更要以公共而理性的眼光关注公共事务，承担应有的社会职责，讨论和解决或隐或现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专业性与公共性是新时代赋予教育者的基本要求，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深厚的专业素养是现代化发展中教育者自我构建的前提条件，而积极介入公共事务、投身公共问题的解决则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教育者必须践行的伦理选择。缺乏专业性的支撑，教育者将会丧失其自我身份确认和价值实现的基础，有效地应对社会现实中的风起云涌更是无从谈起；而倘若不具备公共性的眼光和德性，教育者将无从面对鲜活而丰富的世界，其对现实甚至个体生命成长的洞悉力和敏锐感也将被大大削弱。因而，偏居一隅不是教育者应有的姿态，开阔的视野和积极的公共参与意识才是新时代教育者应该秉持的基本要求。以此观之，《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不仅向读者揭示了当下教育的基本境况，更为读者尤其是教育者提供了一个俯察“大地”的思路，即于理论锻造中紧随现实发展的步伐，于现实境况中窥探公共生存空间隐藏着的问题，并由此展开讨论，作出解答。也只有立足于此，教育者对教育之路的探寻才是脚踏实地、有价值、有意义的。
更进一步地说，教育者公共意识与公共视野的养成是教育本身的内在要求。教育关乎人的成长和发展，其不是暂时性的教书事件，而是长远且深刻的育人工程，其对人的影响将绵延至人的整个生命进程。这也就规定着教育活动的开展要从根本上促发人内在的生命机制，使教育主体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建构，实现自内而外的生长。于此，对教育者而言，教育就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关乎生命的伟大事业，教育者必须投入更多的热情去拥抱教育、拥抱生命。这同样要求教育者要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对人的成长有深切的关注和体察，准确把握生命的价值，尊重生命、塑造生命、美丽生命。无疑，《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的出版，正是教育者热切的教育情怀之体现，即关注教育生态，直击教育问题，探索教育理念，追问教育本质，寻求教育未来。教育要想完满地因应现实问题与时代要求，必然地需要更多的具有万家灯火情怀的教育者，尽己之全力，奔灯而去，矢志不渝地做教育的擎灯人，照耀教育发展的可能之路。
注释：
[1]荀况：《国学经典：荀子精粹》，陈才俊编著，海潮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
[2]詹艾斌等著的《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近年教育文艺作品评价》由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4][5][7]詹艾斌等：《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近年教育文艺作品评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第9页，第239页。
[6][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探寻：文学与文学教育的价值指向
叶圣陶先生认为，文学就是教育。一般来说，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人，总是要不断地在文学的世界里搜寻精品，以期籍此更好地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现实的书写和演绎。众所周知，文学是作家依据一定的观点和立场进行的艺术创造，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性反映。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总是能够对现实有客观而理性的把握，具有深入现实内部，对其进行观察和描摹的能力。在其笔下，社会现实重新恢复了其“在场”的弹性，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现出相异的样态，各具形貌地横亘在每一个生命个体面前，这是文学叙事最真实的起点和最有力的表达，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必须具备的现实主义品格。毫无疑问，这种品格极大地增殖了文学作品的教育价值。因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无法完全逃脱教育的视野，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社会和个体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而将对现实与生命的沉思纳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于此，文学与教育之间存在着关乎人的成长的内在勾连，而教育文艺作品正是文学与教育高度结合的直接体现，是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
从广义上看，教育文艺作品可以涵盖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从狭义上看，其指的是以教育事件为题材创作出来的描写教育生活的作品。实际上，教育文艺作品又被称为“成长小说”或“性格发展小说”。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德国，主要叙述的是生命个体的成长及发展历程，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教育和惩戒性质，也象征着生命走向新生的蜕变的完成。而就中国教育文艺作品的创作情况而言，其不仅呈现出个体生命的生长过程；从更宏阔的层面上看，它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和语言来展现传统的或者新式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体制以及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的教育生态，反映某些时代性的教育问题。
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中，著作者以近些年来重要的中外教育文艺作品为关注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部分教育题材小说，围绕其所表达的教育主题开展文学批评。书中出现的诸如《潮湿的春天》《大雨如注》等作品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选用小说的艺术形式，以广阔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发展的环境之下，将教育思想、方法、模式等贯穿其中，揭示出不同程度的教育问题或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对一定时代背景下教育问题的深刻关注与多维审视，从而推动教育的整体进步。
当前，科学技术的勃兴对人文教育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制。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之下，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育出现了颇为突出的重视智力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而相对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人文情怀的传递的发展倾向。这也迫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即当今何以需要文学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要探讨这一问题，界定语文教育、文学教育及其价值指向是前提。从当前学科划分来看，语文是教育中的一个科目，其实施对象是具有生命力与生命认知感应的个体；从课程论角度来看，“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3]可见，语文教育，其最基本的目标指向是语言教育、母语教育。语言的习得过程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人生命意志与价值的教育过程，即由人自身出发，将言语教育作为一种生命现象，解放、发展人的生命力，从而在语文学习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而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则能够给予个体生命无限的关怀，具有精神向导的作用。语文的人文性能够培育出生命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也可以将世间的真、善、美完整地展现在人的眼前，使受教育者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而文学教育以此为前提，以文化和心灵濡染为基本途径，以学生的生命成长与发展为根本目标，是语文教育的最高形态。文学是人学，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写作者生命意识的映射，蕴藉着创作主体丰富的生命体验与道德感受，是创作者与生命、与现实对话的能动性行为。其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绝不会毫无目的、纯客观地反映世界。在选择素材、塑造形象的过程中，必然会融入其对生活、对生命的评价，以及相应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观念。这也正如作家邵丽在其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的创作谈中所言：“真正的小说以一种生命评价的方式而存在”。讨论至此，一切似乎就更为明朗了。可以说，文学教育，其借助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施展，深度地契合了人文基础学科培养自由完整的人的价值追求，是坚持践行人文主义教育路向的具体体现。
詹艾斌教授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的“绪言”部分着重阐述了其基本的文学观、教育觀以及推动撰写这一著作的缘由：“文学教育的根本显然也就并不在于简单性的知识的积累与灌输，而更应该表现出对于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在知识之内而又超越于知识之外、比知识更为重要的情感、道德、精神、历史性、思想、价值、信仰、自由等核心问题的深度关注。”[4]“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当下，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的深入进行，从根本上看，是致力于人的发展的可能的需要……这一需要也表现为我在《读写月报》（语文教育版）开设‘教育文艺作品评价’栏目，带领学生从事教育文艺作品解读的目的性考量。必须说明的是，这一目的性考量是建立在我个人对于包括文学教育、语文教育在内的人文学教育的根本指向的明确确立这一前提之下的。”[5] 由此可见，关注教育文艺作品并借助于此来落实、施展文学教育，将文学评论写作活动和出版文学刊物当作是文学教育空间的一种延伸与拓展，期望在此基础上优化卓越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促进文学教育改革，进而更好地推动学生的成长，这不仅是这一著作撰写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更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与学生在深化“人”的培养、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教育的价值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
二、追问：教育生态与教育自觉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传递生产生活经验、传承文化文明的形式，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活动。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复杂，功利主义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出现，使得教育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失衡甚至异化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于教育者而言，对其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思考是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不难看出，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中，著作者对当代教育生态予以了充分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其直接地表现为人文学者有意识地从学科特质出发，对摹写当代教育境况的文艺作品进行审慎的、理性的批评，进而更为深入地了解教育的时代性面貌。如在第一章《当代教育生态概说及其反思》中，有对短篇小说《大雨如注》中因大姚夫妇过度“望女成凤”而造成家庭破碎、女儿精神失常的结局的反思，也有对中篇小说《潮湿的春天》中的应试教育制度所培养出来的“考试工具”刘诗诗的悲悯……可见，揭露教育困境、洞悉教育症结成为其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书写教育异化现象、反思教育问题是其旨趣所在。作为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对整体的教育生态应该予以更为热切的关注和更加积极的思考。教育生态不仅关涉到教育者自身教育理念的树立和实践，更关涉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的实现。著作者对《教育的时代性镜像》所倾注的期待，指向的是教育者对当下教育生态的观照和反思。在诸种教育生态问题的呈现中，其努力地引导教育者对如何实现教育的可能性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教育文艺、生命书写、灵魂塑造、审美教育……这些关键词已然隐在地为教育者指明了方向，即教育应回归初心，回归教育的本质，从灵魂里塑造生命，在精神上构建生命，于审美中实现生命，真正培养内外合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德性的人。而正是立足于对教育生态的关注和批判，著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当下中国教育生态的不完美及其未来所具有的更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有待于教育者对教育事业的充分认识以及对教育本质的自觉坚守。
当然，关注与批判更大程度上是站在一个“批评者”的角度上进行的。教育者不能停留于此，其更应沉潜于教育实践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搅局者”，即搅动教育生态中不合时宜的状态，激发教育的活力，助催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于此，《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对教育者而言便不仅是一本展示当下教育生态的说明书或解释当下教育问题的阐释书，更是一本点明教育实现发展可能的指示书。在这一著作中，既有对教育生态面貌的基本展现（如第一章），又有对教育理念的深刻阐释（如第二章），更有对教育实践的积极探索（如第三、四、五章），还有对教育事业的隐忧以及热切的期盼（如第六章与附论部分）。以此为索引，教育何为的道路也变得愈发清晰。
文学作为生命评价的形式，根本上与教育立德树人之根本目标相呼应。因此可以说，文学是教育人、培养人的重要形式。更為重要的是，文学因其具备独特的审美属性为审美教育建设了桥梁。审美教育对人的作用是深刻而深远的，它强调对人的内在德性的培养和生成，呼唤价值和意义的回归，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对教育文艺作品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教育文艺作品直指当代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状况并予以回应，另一方面评价教育文艺作品本身即是在深入贯彻和实践审美教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论艺术的功能时曾提到：“当现实不在眼前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并且给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6]。可见，文学让现实中的人对他者的生命经历和思想认识有一定的了解，进而引起其对于和自身成长相关的系列教育问题的思考。在教育文艺作品中，教育现实同样悄然地运行于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运行在自我与世界、与他者的辩驳之间。俞莉的中篇小说《宝贝》中事业有成但却始终对孩子宝儿有挥之不去的愧疚感的母亲施文，庆祖杰的长篇小说《来言》中与命运不屈抗争的折翼天使来言，海嫫的中篇小说《听风村的孩子》中极度渴望爱和温暖的农村留守儿童姚雷……其实，他们都是当前教育现实的辩诘者，结实地生长在生命的罅隙中，而教育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人物俯仰即是。然而，创作者将教育的现实问题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揭示出生活与教育的真实面貌，却同时给予读者一定的勇气，使其在洞悉现实和真相后依旧能够在作品中触摸到生命的温度。于此而言，教育文艺作品，其不仅是对教育这片文明净土在当下不断承受着物质文明的侵蚀的有力反击和回应，更是人们在当前的教育状况下获得精神解救的重要途径。显然，对于《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撰写者的文化站位及其立足点，我们应当表示极大的认同、肯定与赞赏。换言之，还有什么比这种具体的实践更有说服力呢？
而这种种苦心孤诣的努力，指向的是对教育者应持有的教育自觉的追问和呼询。面对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教育生态中存在的问题，教育主体应积极寻求突围的出路和方法，回归教育立德树人之初心，自觉地从自身理念与实践等层面入手，主动追求卓越创新，追求教育真谛，从而实现对教育本质的坚守。而这一切，皆寓于《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这一著作之中。
三、期盼：教育者的公共品格与师者情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育者首先应该确立自身价值，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高尚的品德言行。在现代社会，信息的高速化发展昭示着世界变化的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坚实的学术能力，紧随时代的步伐，密切关注教育发展的未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教育发展的潮流，做教育的“弄潮儿”。然而，教育远不止于三尺讲台上的教学实践，教育者更应及时更新教育观念，确立个人教育理念，探索更具现实适切性和可能性的教育理论。教育者对教育的整体认知只有“站得更高”，才能在其教育实践中“走得更远”。新时代的教育者，显然亟需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以丰富和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为广大的教育者提供了范例和蓝本。它不仅阐明了当下教育生态的现实境况，更为教育理念匮乏者开拓了理论视野和批评路径。 而关于当下教育生态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更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的宏阔背景下进行讨论。教育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系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维系着教育的发展与进步，而当前社会教育某种程度上的不完满无疑成为教育发展的掣肘。与之相关的是，一种庸俗化的教育观念为多数人所接受，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平面化地理解为纯粹的政治实践，而割裂了其与现代社会公民塑造之间的联系。无怪乎詹艾斌教授在《教育的时代性镜像》的“附论”中这样持论：“在今天的中国，公民教育已经被提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显得尤为迫切。吁请、邀约、建构、推进公民教育实践、深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意义重大，需要全社会共同予以深度关注。”[7]显然，當下中国公民教育的偏枯是社会教育不足的充分表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更需借力于公民教育的持续展开。一切发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发展问题，社会教育的开展所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综合素养的普遍提高，与之相适的是社会整体面貌、精神气质的焕发与提升。可以说，社会教育是当下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历史性吁求和选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基。
因此，作为教育的践行者与推动者，新时代教育者必然地需要因应社会教育的历史性发展要求，从自身建设入手，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去。这就要求现代教育者首先要自觉地树立公共意识，注重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培育，以自身的专业特质勘察公共事务，推动社会公共教育的发展。新时代教育者不仅需要过强的教育专业素养为自身发展护航，更要以公共而理性的眼光关注公共事务，承担应有的社会职责，讨论和解决或隐或现的社会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专业性与公共性是新时代赋予教育者的基本要求，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深厚的专业素养是现代化发展中教育者自我构建的前提条件，而积极介入公共事务、投身公共问题的解决则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教育者必须践行的伦理选择。缺乏专业性的支撑，教育者将会丧失其自我身份确认和价值实现的基础，有效地应对社会现实中的风起云涌更是无从谈起；而倘若不具备公共性的眼光和德性，教育者将无从面对鲜活而丰富的世界，其对现实甚至个体生命成长的洞悉力和敏锐感也将被大大削弱。因而，偏居一隅不是教育者应有的姿态，开阔的视野和积极的公共参与意识才是新时代教育者应该秉持的基本要求。以此观之，《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不仅向读者揭示了当下教育的基本境况，更为读者尤其是教育者提供了一个俯察“大地”的思路，即于理论锻造中紧随现实发展的步伐，于现实境况中窥探公共生存空间隐藏着的问题，并由此展开讨论，作出解答。也只有立足于此，教育者对教育之路的探寻才是脚踏实地、有价值、有意义的。
更进一步地说，教育者公共意识与公共视野的养成是教育本身的内在要求。教育关乎人的成长和发展，其不是暂时性的教书事件，而是长远且深刻的育人工程，其对人的影响将绵延至人的整个生命进程。这也就规定着教育活动的开展要从根本上促发人内在的生命机制，使教育主体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建构，实现自内而外的生长。于此，对教育者而言，教育就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关乎生命的伟大事业，教育者必须投入更多的热情去拥抱教育、拥抱生命。这同样要求教育者要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对人的成长有深切的关注和体察，准确把握生命的价值，尊重生命、塑造生命、美丽生命。无疑，《教育的时代性镜像》一书的出版，正是教育者热切的教育情怀之体现，即关注教育生态，直击教育问题，探索教育理念，追问教育本质，寻求教育未来。教育要想完满地因应现实问题与时代要求，必然地需要更多的具有万家灯火情怀的教育者，尽己之全力，奔灯而去，矢志不渝地做教育的擎灯人，照耀教育发展的可能之路。
注释：
[1]荀况：《国学经典：荀子精粹》，陈才俊编著，海潮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
[2]詹艾斌等著的《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近年教育文艺作品评价》由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4][5][7]詹艾斌等：《教育的时代性镜像——近年教育文艺作品评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第9页，第239页。
[6][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