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云/作家，制片人。生于上世纪60年代。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之后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攻读国际关系，毕业后现在英国从事电视制作。首部导演的纪录片《半边天》讲述家四代中国妇女的命运，获得瑞典“环球南北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1997年，参与刚作的《百年叱咤风云录》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大奖。2006年6月，五集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制片人、导演。
　　
　　夏
　　
　　我总在寻找西藏令我迷恋的原因。是因为我生长的环境——无论是家、学校、宿舍和单位——永远是那么拥挤和嘈杂吗?是因为在商品大潮中产生的精神的迷失和困惑吗?还是因为像那些纷至沓来的冒险家和探险者，我也在寻找一个也许只存于心中的香格里拉呢?我多次回到西藏，在青藏高原上，路走得越来越长，每次待得越来越久。但是，这一次将是我西藏之行最久的一次，因为我要用一年的时间记录普通藏族人的生活。
　　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英国从事电视制作，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我的好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很早就鼓励我做一部西藏的纪录片。为了获得拍摄的灵感，我曾跟随格勒博士的课题组，从成都开车向西，来到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我永远难忘的是甘孜大金寺的向巴活佛。他派人专门支起一个宽敞明亮的帐篷来迎接我们，并和我们整整谈了两个小时，给我带来了灵感和创造的欲望。但是我犹豫再三，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准确地表达和传递这个古老、神秘、独特的文明。
　　记得我第二次进藏的时候，我在离拉萨不远的一座尼姑庵里住了一周，每天从早到晚，我都看到一个尼姑在庵门口摇一个硕大的转经筒，我离开的那天早晨，我终于鼓足勇气问她许了什么愿——一般藏族人会在自己的转经筒内放一张纸条，上面写下自己的愿望。
　　下辈子做个男人，“小尼姑毫不迟疑地说。
　　“然后呢?”我问她。
　　“再下一辈子做个喇嘛。”
　　“之后呢?”
　　“也许经过很多次轮回，我就能解脱了。”
　　我们两人年纪相仿，但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她的世界我可以说一无所知。这样的经历在我后来的西藏之行中并不少见，我每每无从做出判断，原来想做片子的念头也就愈发渺茫。无论我查阅多少资料和专著，也未能鼓起勇气。我所能做到的只是静静观察和学习。
　　西藏的变化不仅在拉萨。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原从拉萨到江孜七、八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四五个小时。车到江孜长途汽车站，我简直没有认出我是在哪儿。车站前面是崭新平坦的英雄路——江孜最主要的商业街，路两边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豪华浴室、溢碗面、东乡手抓肉、老李烤肉，江西超市、大拇指网吧、夫妻肺片、曹操饺子王金苹果干洗店、小本生意、圣佛诊所等等，加上江孜农贸市场和工商合作社也都这条路上，旅游车、越野车、出租车，电动三轮和人力三轮，农民进城的马车，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要不是远处的宗山，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地方。
　　时过境迁是自然规律，但是最触动我的还是藏族人的变化。以前在西藏旅行时，我已经习惯在颠簸的长途车上听人们聊天、念经、摇转经筒。现在，车上安装了闭路电视，左右各一个，左面播放的是印度宝来坞的肚皮舞；右边播放的是香港武打片，有的孩子还模仿荧屏上的武林高手，嘴里发出“哈、哈”的打斗声。我坐在一角，心里在问我是在西藏吗?短短几年的变化让我震惊。就是这次西藏之行，让我下定决心做一部影片，虽然我没有能力把握西藏的过去，但我可以记录它的今天，潜下心来做一部反映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生活的影片。当我向格勒博士提出我的想法时，立即得到他热烈的响应和全力的帮助。
　　江孜，藏语的意思是“胜利顶峰，法王府项”，这片富饶的土地也确实造就了诸多的英雄。据说，藏王松赞干布的父亲降服了统治此地的古代部落，然而使江孜扬名西藏的是夏卡瓦家族，几百年来，他们纵横帷幄，驰骋在以拉萨为首的前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之间的富庶之地。15世纪，其后代绕丹贡桑任江孜法王期间 从尼泊尔和内地请来工匠，建造了享誉西藏的白居寺，并集格鲁、萨迦、噶举、宁玛派于体，高僧汇集，信众如云，在西藏也不多见，故在藏族人心中有独特的地位，也成为我们影片的灵魂。
　　此外，由于地处通往印度北部、锡金和不丹的路上，并是前藏和后藏的门户，江孜成为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西藏的重镇。清朝乾隆年间驻藏大臣巡边时的亲临江孜，并在宗山留下至今保存完好的碑文。1904年，荣赫鹏率领英军血洗江孜后，英国人在江孜建立了第一个邮政和电报服务，他们还试图让江孜的贵族子弟学习英文，培养对大英帝国的情感，这样西藏的第一所英文学校就在江孜诞生。可惜，长期封闭和一向排外的传统最终使这所仅有的外国学校也很快就关门了。不过，江孜的贵族确实学到了不少英国人的习惯：喝奶茶、咖啡，吃薄荷羊排，戴劳力士表，踢足球。时至今日，江孜老百姓最喜欢的糕点就是英国人喝下午茶吃的苏打甜饼，而英语里的点球、角球、越位等足球术语，更是江孜球迷的口头禅。江孜历来就是西藏的窗口 在找到理想的民居之前，我选择的建藏饭店倒也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我是被一本颇受旅行者欢迎的英语导游书《孤独的星球》中对建藏饭店的介绍所吸引的：“老板是一个会说英语的藏族医生，这家饭店被我们选为江孜最好的家庭旅馆。”
　　我在建藏饭店住下来的第一天 就决定让老板建藏成为我们影片中的人物。他个头不高，身体结实 一双机灵的眼睛一动就有新点子。他原来是江孜人民医院的医生，是县里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2000年，就在青藏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他瞄准了旅游的趋势，用开诊所赚的钱盖起了江孜第一家家庭旅馆。凭着《孤独的星球》旅游指南的推荐，建藏不会缺少客人，我们的片子肯定也会故事不断。
　　坐在大厅对面沙发上的一位身穿传统黑藏袍的老妇人向我走来。“我来帮你，”她说。她看着我笔记本上用英文拼写的藏语单词说，“你为什么不用藏语写呢?”我说我只想学口语，以便能尽快和人交流。“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读和写都能学会。你要扎扎实实地学，来，我教你怎么写。”她拿过了我的笔和本，开始写藏语的三十个字母。她的手稳健有力，字迹非常清晰，像乐谱上的音符。我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她那张苍老的面容，一根用皮筋绑着脑后的老花镜，像她这样年纪能识字的藏族妇女实在很少见。她是谁呢?
　　我是在上一次江孜佛诞节的庆典活动上认识次成喇嘛的。次成喇嘛是白居寺民管会的副主任，负责僧人的纪律和寺庙的财务。他身体粗壮，面庞黝黑、不苟言笑，看上去很像一个铁棒喇嘛。整个佛诞节 的庆典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神圣庄严的念经跳神、火供，坛城和展佛等一系列法事，让我深深地体验了藏传佛教仪式的震撼，而作为整个活动负责人的次成喇嘛，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西藏 寺庙不仅是僧人修行解脱之所、信众朝拜供奉之地，也是藏文化和精神积淀的宝库，江孜自居寺自然是我们影片的灵魂。我朗待着次成喇嘛带我们走近这个神秘的喇嘛王国，可是我们开始拍摄后的初冬，白居寺一尊珍贵的佛像不翼而飞次成喇嘛和白居寺的僧人将怎样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日?
　　不过我想，今天的达玛节可能是次成喇嘛最轻松的一天吧，也是爱热闹的小僧人次平最喜欢的一天。次平是我选择的另一个僧人。为了反映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我还想挑选一名年轻的僧人，藏传佛教的传承是通过师徒，上师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与佛等同，因为人们相信没有上师的引导就无法认识佛。上师以心传心，把佛陀的智慧以巧善而有效的修行方式传给徒弟。藏族人有这样一个说法：“没有上师之前，连佛的名字都没有。”佛陀曾告诉他的弟子：“在已经觉悟的一切诸佛中，没有一位不是依赖上师而正悟的。”这就是为什么藏族人对上师、活佛虔诚无比。能从刚出家的小僧人次平向师傅学佛的过程，生动地展示藏传佛教的传承，并让观众跟着小次平一起开始了解佛教，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学佛的过程漫长而艰辛。让师傅最为担心的是次平能否把持住自己的心?在修行的路上能走多久?
　　我一年里办公、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藏式民居宽敞的院落有篮球场那么大 很多居民们以为这里还是居委会，时不时地推门而入，看到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他们好奇地坐下来，和我们聊天 有些人甚至把他们要找居委会反映的事情讲给我们听。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造访，是在和他们交流中，我们加深了对他们以及我们所拍摄人物的理解，掌握了各种拍摄线索。
　　建筑属于藏族传统文化“五明之学”之一的“工巧明”，承载着藏民族根深蒂固的习俗，例如在西藏农村，房子前面不能只有一棵树，因为它孤零地随风摇摆，会把主人的希望摇没有了。一个藏族包工头，不仅是藏族经济也是文化的载体，更何况工程、工期、工人，工资一系列的事情，一定会给我们的片子带来丰富的内容。我们需要一个理想的包工头。我注意到我去的几家工地，都是一个叫任青的包工头承包的。“他是江孜最好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一天我终于在工地上遇到了这位久闻大名的任青，原来我早已见过他，是在江孜电视台转播的达玛节的节目上，他腼腆地接受采访，谈家乡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尽管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式的毡帽，脸晒得黜黑，指挥工人干活的时候动作麻利，但说话的时候，却满脸羞涩，还不时地吐出舌头，表示他的谦卑。
　　任青乐意加入我们的拍摄，我只是担心他是否过于腼腆，这样有碍于他的表达。但是拍摄不久，我就意识到我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任青精明、干练、勤奋、质朴，而且雄心勃勃。但是这个连小学都没有上完的包工头，将面临事业上最大的一次挑战，而生活上，他服刑十年的儿子就要回来了，他们父子将如何面对一个女人?
　　我们在江孜城里的最后一个拍摄对象成了一个难题：没有一个拉三轮车的愿意上镜头。
　　“就是”拉巴轻声说。“我们很穷 这又不是光彩的事儿。你们付我工钱吗?能帮我找份工作吗?”还没等我说话他头也不抬地说，“我那边有生意对不起，我走了。”
　　我们请拉巴家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帮助我们做动员工作，没想到事与愿违。街道干部被拉巴骂出来，我们也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是，我比拉巴还倔，我觉得三轮车的角色非他莫属。我从罗丹那儿得知拉巴喜欢喝酒，我就告诉摄制组成员不论谁在街上碰上他，一定请他到我们住地做客。拉巴也不客气，一请就到，甚至不请自来，最后成了我们的常客。但他一直没有提到参加我们的拍摄。终于有一天，几杯酒之后，拉巴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然后他站起来，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孙导，我决定参加你们的拍摄，我到你们这儿来，不是为了吃饭、喝酒，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你们尊重我，你们看得起我，我也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我这个人毛病挺多，将来有什么做得不好，请你们多包涵。”
　　拉巴的坎坷经历和终日为生活的奔波，给我们的影片带来了起伏跌宕的故事。正像拉巴自己说的那样，他的毛病真不少 有时候他醉得像一摊泥巴，有时候又特别敏感，我们谁说话稍有不慎，他就大发脾气，哪怕是在拍摄中，他撒手就走。但是我始终没有一丝放弃的念头，我们的影片中不能没有拉巴这样的人物，而且来之不易的东西更珍贵，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拍摄就是成功，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按照我们摄制组的原则，我们没有给拉巴任何报酬，但是西藏一年中让我最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片子拯救了拉巴家人的生命。
　　江孜城里的拍摄人物确定后，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江孜县有18个乡，200多个村子，我们应该选哪个村呢?一天早晨，我和摄制组负责外联的边巴拉一边喝茶，一边商量：“要不，我们请个法师算算，看看我们应该在哪儿找?这样就省得跑很多的冤枉路，“边巴拉对我说。”你知道在西藏的农村，男人找老婆就是先让法师按照他们的生辰八字算一卦，看老婆是从哪个方位来才不克男人。法师一旦决定东西南北中的任何一个方位，别的地方的女人就都不能考虑了。我们要做的可比找媳妇重要得多!”
　　我禁不住大笑起来。有时候我不知道边巴拉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就像现在。我从内心里感激格勒博士从西藏社科院给我们摄制组借调来边巴拉，他负责协调我们在村子里的拍摄，这是最辛苦也是最困难的一项工作，只有他能胜任。边巴拉精通藏语和汉语，每天工作之余听他讲藏族笑话、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或者是佛经典故是我最轻松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不光是我有这样的感受，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过去十几年多次深入西藏实地考察，边巴拉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但是，边巴拉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他常常对我说：“干吗那么认真呢，你累，我们也累。大家都快乐点多好。笑笑，笑一笑十年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驱车前往卡麦乡。我们在通往日喀则的干道上开了不到二十几分钟，右转进入了卡卡山谷。
　　“就是缺水，否则就十全十美了。当年莲花生大师的宝瓶再大一点就好了，”边巴拉指着路边的灌溉引水渠说。莲花生大师是印度著名的瑜伽大师，公元八世纪受吐蕃藏王之邀入藏传法，翻译经文，并主持修建了西藏第一个寺庙桑耶寺，对藏传佛教的贡献，犹如孔子与中国文化。但是他和卡麦乡有什么关系?边巴拉于是给我讲起了 年楚河的传说，年楚意为“尝味水”，相传莲花生大师把他的宝瓶寄放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一座神山上，此后，雪水不断地从山上流下，雅鲁藏布江中游年楚河平原的百姓就饱尝了甘露，所以给这条河取名“年楚”。可惜卡麦乡离年楚河稍微远了点，需要引水灌溉。即使这样，放眼望去，远到山边的青稞和油菜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人称江孜为西藏的粮仓。
　　据边巴拉介绍，卡麦乡在江孜18个乡中数一数二，不是收入，而是人口，有800多户，5000多人，分布在]2个自然村。今天我们要去的乡政府在麻加村，即第四村。我们的车刚一进乡政府的大院，就看到一个妇女从崭新的办公楼后面的平房里快步走出来。“这就是普赤，你要的基层干部，“边巴拉指着她说。
　　普赤是我在选择所有的拍摄人物时最干脆的决定，我完全凭直觉，但是我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一年的拍摄也证明她是最活跃，最有故事、最让我惊讶的一个女人一个忠心耿耿的乡村干部、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一个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情人。
　　在乡政府崭新的办公楼旁边就是乡卫生所，如果没有大门上写着卡麦乡卫生所几个字，我真的不敢进来，菜地和房子之间是一排杨树，几棵树下坐着正在输液的病人，药瓶就挂在树干的钉子上。他们靠着树席地而坐，一只手上扎了针头，另一只手端着酒杯，每人身边都有个大小不一的盛青稞酒的塑料桶。一个小男孩在这些病人和他们家属的身边跑来跑去，这个搂搂、那个抱抱，这个病人给一点吃的，那个病人让他喝一口酒十分亲热。
　　一排平房是院子里唯一的建筑，一边是手术室和门诊室，另一边是临时的病房和拉姆医生的家。拉姆身材不高，显得有些消瘦 口罩上面的一双眼睛安静平和 像个尼姑。处理完最后一个病人，拉姆摘下口罩，和我们打招呼。拉姆和丈夫扎西初中毕业后在日喀则红十字会培训了两年，现在他们俩和另外一个医生照看卡麦乡5000多口人，但因为只有两年的培训，拉姆医生一般就是打吊针，无论病人是感冒，发烧、胃病，还是胆囊炎、牙疼或者消化不良。也许是她自己也感到医术有限，拉姆医生消瘦的面庞上带着一抹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忧伤。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压力，使拉姆医生在我们拍摄期间也病倒了。疾病的困扰，让她不得不借助活佛的加持，驱逐自己前世的孽障。
　　我在江孜住下不久，就意识到神灵在藏族人生活中的主宰地位。树木、花草、庄稼、动物、水井、河流 山川、土地、世间万物皆有灵 当然人就更离不开各类神灵的保护，人的肩上抗有战神，右腋下是雄神，左腋下是雌神,房屋的四角是房神，储藏室、牲口棚和厨房也各有其神 如果哪位主妇把厨房弄脏 灶神一旦生气，全家就会得病 有一天我到村里，看到几个妇女坐在一起纺线，一个小女孩在她们旁边玩耍。小女孩脸上有点脏，但是充满了灵气，尤其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晶莹透亮，映衬着蓝天白云和我的身影。我不由得夸她长得漂亮 还没等我说完，她母亲愤然起身，拽着女孩就走。看着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样子，旁边的妇女解释说，村子里的人认为夸奖会招来鬼神的嫉妒，甚至会导致小女孩生病招灾。我可以理解赞扬会惹祸上身，但是能使人生病，
　　既然神灵鬼怪主宰着人们的命运，那么在人与神灵和鬼魂的沟通中，就需要一个媒介，把人们的敬重、祈求和愿望传递给它们。这个媒介就是乡村法师，或者是巫师。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希望我们的影片中能有这样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到江孜不久就打听县城周围的。阿巴。也就是民间法师
　　我们在一个用铁皮做的大门前停下，边巴拉伸手一拉小门上的一个皮圈，门便开了。“我代表仁增一家欢迎我们的到来，”边巴拉随手躬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然后又大声地叫了几声。仁增家的房子是典型的藏式民居，我们绕过两只羊和几只在横杆上打瞌睡的母鸡爬上了楼。一个相貌端庄，身材高挑的女人从屋里走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这是仁增家的女主人央珍。”边巴拉说。
　　“你要找次丹法师，他正在给人看病。来，我带你到经房去，”央珍拉起我的手。我觉得央珍好像把我带进了寺庙。强烈的阳光虽然被金黄的窗帘挡在外面，还是让整个经房浸透在一片暖洋洋的气氛中。从中间的房梁上，怒目金刚护法神和几位活佛的照片俯视着正在盘腿而坐的次丹法师。随着次丹法师微微欠起身，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侧对面的中年妇女，她的左脸颊肿得像个桃子。
　　突然，次丹法师开始朝女人的脸上吐吐沫，然后又把吐沫吐在左手的一个小竹篮。大约一分钟后，次丹法师停下来喘了口气，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示意我和边巴拉坐在病人的旁边，然后他又接着吐吐沫。这时我才注意到次丹光滑白嫩的皮肤，雍容慈祥的面庞，和我看到的任何的藏族人都不同。大概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屋子里念经做法吧。
　　我们随次丹法师走进仁增家的厨房，我觉得好像回到了另一个时代。橱柜里是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上面厚厚的一层尘土，好像很久没有人看了 电视下面是部电话。仁增～家正围在炉子边喝茶，饮酒、聊天。次丹法师首先给我们介绍的是他二哥顿丹。顿丹高大魁梧双目炯炯有神，边巴拉已经告诉我仁增家里的基本情况。顿丹今年46岁，比次丹大11岁，他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力，也是仁增家主事的人。顿丹和我们打完招呼后就坐下来，他话语不多，但每一句都分量十足。次丹的大哥洛嘎坐在厨房一角，呆呆地盯着我们，不时地毫无缘由地咧嘴大笑。至于央珍，仁增家兄弟三人共享的妻子，次丹说就不用介绍了。
　　“是她把你们介绍给我的，是不是?”次丹哈哈大笑地说。
　　我们在西藏一年，我们拍摄的所有人物、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虔诚他们的善良、还有他们的酸甜苦辣，时时刻刻吸引着我、困惑着我、感染着我、打动着我、启发着我。他们的慷慨、真诚和信任让我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藏民族文化多了一份了解。尤其是仁增一家，他们接纳了我，把我当成家人，为我打开了一个奇特的精神世界的大门。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提出各种问题，对于我的无知和无意间的冒犯，他们总是微微地一笑，然后再给我耐心地解释。“阿巴”是西藏传统乡村生活的核心，人们生老病死、结婚上学、盖房开店、砍树宰牛都要请法师念经做法，甚至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来次旦，问她的爱犬下一辈子是否还是兽命?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相距甚远。
　　从18世纪西方的探险家，到青藏铁路开通后掀起的西藏热，神奇广襄的青藏高原让人魂牵梦萦魅力，诸多关于西藏的书籍足以为证，从自然风光的掠影。民俗风情的猎奇、回顾历史的血腥、意识形态的争斗到高僧大德的轶事。然而，我们很难看到普通藏族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心声，体味他们的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