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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6日，一大早我就醒来了，眼皮不停地跳。同宿舍的同学说看见我跪在床上足足有十分钟，但我却浑然不觉。上午老师在讲台上讲评第二次摸底考试卷，我却心神不宁。第三节课才上了十分钟，班主任叫我到办公室，说我大伯来电话，我父亲病危。我哭着跑到汽车站，那时下着大雨，我没有打伞，浑身淋了个湿透。
汽车到站时是下午一点钟，我一下汽车，就发现村口一辆双排座卡车前围满了人，哭哭闹闹。我赶紧跑过去，母亲很镇定地站在那儿，奶奶呼天抢地地哭，由我的三个伯伯搀着。我跌跌撞撞地奔过去，母亲想要拉住我，但她的力气太小，无济于事。车厢里停放着父亲的尸体，看到父亲的遗体，我放声痛哭起来，冲过去搂抱父亲的遗体，被大伯死死拉住。
我的家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跟大家说江西萍乡，也许大家不会熟悉，但我只要说安源煤矿，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安源是红色革命的摇篮。萍乡有好多家国有煤矿，我的父亲不在安源煤矿上班，但他也是一家国有煤矿的职工，我考入萍乡最好的高中萍乡中学时，父亲因查出得了矽肺，回家退养。那年父亲才42岁。这些事我当时都不知道，母亲一直瞒着我。2005年3月，父亲肺癌到了晚期，终于在5月6日离开了人世。
原来，父亲生前所在的煤矿送来花圈与慰问金的同时，要将父亲的遗体拉去火化。在我们乡下，还是可以土葬的。煤矿来的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父亲的遗体不拉去火化，煤矿就不出安葬费和家属抚恤金，加在一起有一两万元。
我特别气愤的是，我一向敬重的母亲，居然不顾奶奶与伯伯们的反对，坚持要把父亲的遗体搬进车厢。七十多岁的奶奶拦在汽车前面哭：“我不要钱，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成为火烧鬼，他得有个全尸。”村里人将火化的死人叫做“火烧鬼”，说“火烧鬼”不能转世，成为孤魂野鬼。奶奶当着我的面，指着妈妈的鼻子骂：“你这个要钱不要脸的婆娘，我的庚儿对你还不好？你要这样对他……”奶奶越骂越伤心，竟气得晕了过去，大家手忙脚乱地把奶奶背回家。
奶奶走后，大伯二伯三伯手握锄头拦在车头，对母亲说：“冬花，咱们人穷志不穷，你没钱，我们兄弟几个难道连一个弟弟还埋不起吗？你能这样对待咱死去的兄弟……”
母亲看看我，我用喷火的目光瞪着母亲。母亲擦擦眼泪，突然“咚”地一声跪在大伯跟前，说：“他伯，我……有我的苦衷呀，求求你，就放他们走吧？他爸九泉下有知，也会原谅我的。”
母亲的贤惠，全村人皆知。否则，老实忠厚的父亲也不会娶她。因为，父亲是大禾村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工人之一。想当年，母亲嫁一个“吃皇粮”的老公，年轻姑娘多羡慕。
大伯默不作声，埋着头。我注视着大伯。大伯在我家说话最有分量，如果他执意不肯将父亲运走，那谁也奈何不得的。尽管我是个高中生，是个无神论者，但“入土为安”的观念在村里几乎成了一个定律。特别是母亲为着钱而要去破这个先例时，我怎么也不能答应。我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大伯身上。然而，许久，大伯别过脸，却朝司机挥挥手。放行。
司机赶紧将车子发动，正在这当儿，我不假思索地冲过去，叉着腰立在汽车前边，高喊：“谁敢将爸爸拉走，我就跟谁没完！”令我万萬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一个箭步扑过来，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一边死死把我从车前拖开，嘴里骂道：“你这个催债鬼，不在学校里呆着，跑这来做甚！”然后朝司机挥手。
车子启动了，开动了，远走了，弥漫开一团黄尘，抛下我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人群渐渐散开了，村口，我像树桩般立着，一动不动。母亲想摸摸我挨了巴掌的脸，被我粗暴地推开。母亲伤心地哭了，我却认为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就在村口的那会儿，我就下定决心辍学，只要等父亲一下葬，就南下去打工。
父亲落葬后的第三天，即2005年5月10日，我瞒着母亲，从大伯那里借了五百元钱，来到惠阳，在我初中同学的工厂里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我打工的是一家轮胎厂，因为不懂技术，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给轮胎“美容”，几十斤重的死家伙要翻来覆去地搬弄，尽管我血气方刚，但缺少必要的体能，一天工作下来，累得骨头像散了架。这个时候，我想起在家劳作的母亲。在家时，母亲除了让我好好学习，农活家务活很少让我干。母亲的话又在耳边回响：“儿呀，家里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只要好好读书，娘多吃点苦也没关系，只要你长大后有出息就行啦……”人在异地他乡，感觉自己像是水中的浮萍，一想到养育我十多年的母亲，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好不容易等到厂休，因我家没有装电话，即使有电话，我也不愿跟母亲通话，倒不是我还记恨她，而是我觉得自己伤她的心太重，我怕听到母亲的声音。我打电话到大伯家，大伯告诉我，因为母亲坚持要把父亲的遗体火化这一事，村里人对母亲开始重新评价了，有人说母亲是个狠心的女人，很多人都不愿意跟她说话，婆婆动不动就朝她发火。大伯要我原谅母亲。大伯还说，自从我走后，就再也没见过母亲的笑脸。我问大伯，母亲提到过我没有，大伯说，我母亲说我脾气像我爸，犟起来三头牛也拉不转，再怎么生她的气，也不应该拿自己的前程来当出气筒，不该放弃学业。
其实，我一踏上火车就后悔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能轻易就回到母亲身边。尽管我的心里早已原谅了我可怜的母亲，但我却不能用行动表达出来。当时我真傻，留下一个一辈子的遗憾。于是，我硬着语气对大伯说，不希罕她的关心，等我攒到足够的钱时，我会再去参加高考的。
母亲就这样顶着多方面的压力一天一天地捱着过日子。几乎每次打电话给大伯，大伯都问我是否要找母亲听电话，但都被我固执地拒绝了。大伯就说我母亲一切都很好，叫我不要太牵挂。母亲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却被蒙在鼓里。
2005年10月5日，我突然发高烧，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迷迷糊糊中，感觉到母亲的手捂着我的额头，在轻轻地安慰着我，睁开眼睛才知道，是室友为我请来了医生。这让我想起13岁那年，我得了急性肺炎，半夜时，浑身烧得像一团火。父亲不在家，母亲背着我跑到村诊所，村诊所药不齐，给我用了一点退烧的药后，母亲背着我连夜赶往乡医院。我们村离乡医院有15里路，正常的情况下，步行需要1小时，母亲不知哪来的力气，在朦胧月光下，一口气跑了15里山路，只花45分钟就把我背到了乡医院……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一病就是十来天。十多天里，给了我充裕的反思的时间，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父母亲惟一的儿子。再过3天就是厂休，我一定要打电话回家，祈求母亲的原谅。
然而，上苍却没有给我机会。
2005年10月19日，虽然到了秋天，但还是热得出奇。这天一早，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出现，早上起来，刷牙忘了涂牙膏，洗脸忘了带毛巾，精神恍惚。中午，接到大伯的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叫我赶紧回去。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只记得头嗡嗡作响，一头栽在地上……
一天半的时间，我从广东回到了家，最怕看到的事情居然又发生了：母亲已躺进棺材。大伯对我说，母亲在给禾苗锄草时，口吐鲜血，一头栽进田里……待人发现后，已经不行了。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患了胃癌，一直瞒着家里，为的是不让我们担心。咽气前，她还反复强调，叫他们不要把事情真相告诉我。大伯还转给我一本存折，是父亲死后煤矿补助的安葬费与抚恤金，母亲早就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会太长，她顶着世俗的压力，目的是要留点钱供我上大学。母亲说她惟一希望的是，我能够理解她、原谅她。
我跪倒在母亲的遗体前，额头撞地，放声悲号：妈妈——
汽车到站时是下午一点钟，我一下汽车，就发现村口一辆双排座卡车前围满了人，哭哭闹闹。我赶紧跑过去，母亲很镇定地站在那儿，奶奶呼天抢地地哭，由我的三个伯伯搀着。我跌跌撞撞地奔过去，母亲想要拉住我，但她的力气太小，无济于事。车厢里停放着父亲的尸体，看到父亲的遗体，我放声痛哭起来，冲过去搂抱父亲的遗体，被大伯死死拉住。
我的家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跟大家说江西萍乡，也许大家不会熟悉，但我只要说安源煤矿，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安源是红色革命的摇篮。萍乡有好多家国有煤矿，我的父亲不在安源煤矿上班，但他也是一家国有煤矿的职工，我考入萍乡最好的高中萍乡中学时，父亲因查出得了矽肺，回家退养。那年父亲才42岁。这些事我当时都不知道，母亲一直瞒着我。2005年3月，父亲肺癌到了晚期，终于在5月6日离开了人世。
原来，父亲生前所在的煤矿送来花圈与慰问金的同时，要将父亲的遗体拉去火化。在我们乡下，还是可以土葬的。煤矿来的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父亲的遗体不拉去火化，煤矿就不出安葬费和家属抚恤金，加在一起有一两万元。
我特别气愤的是，我一向敬重的母亲，居然不顾奶奶与伯伯们的反对，坚持要把父亲的遗体搬进车厢。七十多岁的奶奶拦在汽车前面哭：“我不要钱，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成为火烧鬼，他得有个全尸。”村里人将火化的死人叫做“火烧鬼”，说“火烧鬼”不能转世，成为孤魂野鬼。奶奶当着我的面，指着妈妈的鼻子骂：“你这个要钱不要脸的婆娘，我的庚儿对你还不好？你要这样对他……”奶奶越骂越伤心，竟气得晕了过去，大家手忙脚乱地把奶奶背回家。
奶奶走后，大伯二伯三伯手握锄头拦在车头，对母亲说：“冬花，咱们人穷志不穷，你没钱，我们兄弟几个难道连一个弟弟还埋不起吗？你能这样对待咱死去的兄弟……”
母亲看看我，我用喷火的目光瞪着母亲。母亲擦擦眼泪，突然“咚”地一声跪在大伯跟前，说：“他伯，我……有我的苦衷呀，求求你，就放他们走吧？他爸九泉下有知，也会原谅我的。”
母亲的贤惠，全村人皆知。否则，老实忠厚的父亲也不会娶她。因为，父亲是大禾村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工人之一。想当年，母亲嫁一个“吃皇粮”的老公，年轻姑娘多羡慕。
大伯默不作声，埋着头。我注视着大伯。大伯在我家说话最有分量，如果他执意不肯将父亲运走，那谁也奈何不得的。尽管我是个高中生，是个无神论者，但“入土为安”的观念在村里几乎成了一个定律。特别是母亲为着钱而要去破这个先例时，我怎么也不能答应。我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大伯身上。然而，许久，大伯别过脸，却朝司机挥挥手。放行。
司机赶紧将车子发动，正在这当儿，我不假思索地冲过去，叉着腰立在汽车前边，高喊：“谁敢将爸爸拉走，我就跟谁没完！”令我万萬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一个箭步扑过来，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一边死死把我从车前拖开，嘴里骂道：“你这个催债鬼，不在学校里呆着，跑这来做甚！”然后朝司机挥手。
车子启动了，开动了，远走了，弥漫开一团黄尘，抛下我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人群渐渐散开了，村口，我像树桩般立着，一动不动。母亲想摸摸我挨了巴掌的脸，被我粗暴地推开。母亲伤心地哭了，我却认为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就在村口的那会儿，我就下定决心辍学，只要等父亲一下葬，就南下去打工。
父亲落葬后的第三天，即2005年5月10日，我瞒着母亲，从大伯那里借了五百元钱，来到惠阳，在我初中同学的工厂里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我打工的是一家轮胎厂，因为不懂技术，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给轮胎“美容”，几十斤重的死家伙要翻来覆去地搬弄，尽管我血气方刚，但缺少必要的体能，一天工作下来，累得骨头像散了架。这个时候，我想起在家劳作的母亲。在家时，母亲除了让我好好学习，农活家务活很少让我干。母亲的话又在耳边回响：“儿呀，家里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只要好好读书，娘多吃点苦也没关系，只要你长大后有出息就行啦……”人在异地他乡，感觉自己像是水中的浮萍，一想到养育我十多年的母亲，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好不容易等到厂休，因我家没有装电话，即使有电话，我也不愿跟母亲通话，倒不是我还记恨她，而是我觉得自己伤她的心太重，我怕听到母亲的声音。我打电话到大伯家，大伯告诉我，因为母亲坚持要把父亲的遗体火化这一事，村里人对母亲开始重新评价了，有人说母亲是个狠心的女人，很多人都不愿意跟她说话，婆婆动不动就朝她发火。大伯要我原谅母亲。大伯还说，自从我走后，就再也没见过母亲的笑脸。我问大伯，母亲提到过我没有，大伯说，我母亲说我脾气像我爸，犟起来三头牛也拉不转，再怎么生她的气，也不应该拿自己的前程来当出气筒，不该放弃学业。
其实，我一踏上火车就后悔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能轻易就回到母亲身边。尽管我的心里早已原谅了我可怜的母亲，但我却不能用行动表达出来。当时我真傻，留下一个一辈子的遗憾。于是，我硬着语气对大伯说，不希罕她的关心，等我攒到足够的钱时，我会再去参加高考的。
母亲就这样顶着多方面的压力一天一天地捱着过日子。几乎每次打电话给大伯，大伯都问我是否要找母亲听电话，但都被我固执地拒绝了。大伯就说我母亲一切都很好，叫我不要太牵挂。母亲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却被蒙在鼓里。
2005年10月5日，我突然发高烧，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迷迷糊糊中，感觉到母亲的手捂着我的额头，在轻轻地安慰着我，睁开眼睛才知道，是室友为我请来了医生。这让我想起13岁那年，我得了急性肺炎，半夜时，浑身烧得像一团火。父亲不在家，母亲背着我跑到村诊所，村诊所药不齐，给我用了一点退烧的药后，母亲背着我连夜赶往乡医院。我们村离乡医院有15里路，正常的情况下，步行需要1小时，母亲不知哪来的力气，在朦胧月光下，一口气跑了15里山路，只花45分钟就把我背到了乡医院……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一病就是十来天。十多天里，给了我充裕的反思的时间，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父母亲惟一的儿子。再过3天就是厂休，我一定要打电话回家，祈求母亲的原谅。
然而，上苍却没有给我机会。
2005年10月19日，虽然到了秋天，但还是热得出奇。这天一早，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出现，早上起来，刷牙忘了涂牙膏，洗脸忘了带毛巾，精神恍惚。中午，接到大伯的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叫我赶紧回去。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只记得头嗡嗡作响，一头栽在地上……
一天半的时间，我从广东回到了家，最怕看到的事情居然又发生了：母亲已躺进棺材。大伯对我说，母亲在给禾苗锄草时，口吐鲜血，一头栽进田里……待人发现后，已经不行了。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患了胃癌，一直瞒着家里，为的是不让我们担心。咽气前，她还反复强调，叫他们不要把事情真相告诉我。大伯还转给我一本存折，是父亲死后煤矿补助的安葬费与抚恤金，母亲早就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会太长，她顶着世俗的压力，目的是要留点钱供我上大学。母亲说她惟一希望的是，我能够理解她、原谅她。
我跪倒在母亲的遗体前，额头撞地，放声悲号：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