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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而考察它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一门知识。一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成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得力于默顿（Robert Merton，1910-2003）及其弟子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上的地位，犹如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这样说不仅是出于对两位大师学术成就的推崇，更是对他们为学科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表达敬意。
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结果，一九七五年在美国成立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现已成为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众多分支在内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默顿正是它的创会主席。默顿及其学派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帜志，主要关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及结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学问题。本-戴维（Joseph Ben-David，1920-1986）则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一九七六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举行的4S首届大会上，本一戴维应邀在开幕式上做了唯一的主题演讲。
本一戴维一九二0年生于匈牙利西北部杰爾（Gyor）城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四一年随父母移居以色列并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一九五0年获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科学与管理学，一九五五年获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从一九五0年开始在希伯来大学执教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他还曾在北美多所顶级名校访问讲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斯坦福，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以致许多人误以为他是美国人。除了大量有创意的论文之外，本一戴维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包括《以色列的农业规划与乡村社群》（一九六四）、《基础研究与大学》（一九六八）、《美国的高等教育：旧路与新途》（一九七四），以及《学术中心：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一九七七）等，又与人合编文集《文化及其创造物》（一九七七）。然而作为英美科学社会学传统的领头人之一，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以下简称《角色》）一书是他的代表作。
《角色》的副标题“一项比较研究”，是作者对本书主要研究方法的宣示，也是体会其学术价值的一个关键。本-戴维关注的重点是涉及变革和转折时期制度的演变，而不是那些平稳发展时期科学知识累积发展的细节。至于比较的对象，按照他在前言中对本书主题的概括，包括四种：一是古代和中世纪知识创造者与近代科学家的不同社会角色;二是古代和中世纪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者，与其他人文学者、道德家、法律家、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不同社会地位及影响;三是十七世纪欧洲导致科学家从其他智识阶层分离出来的社会条件，以及十九、二十世纪导致科学职业化的条件;四是科学的体制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
该书第一章提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approach），按照本-戴维的意思，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互动的（interactional），另一条是体制的（institutional）;研究对象大致也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活动本身，另一类是科学的概念及其逻辑结构。因此细分下来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一）针对科学活动的互动研究;（二）针对科学概念及逻辑结构的互动研究;（三）针对科学活动的体制研究;（四）针对科学概念及逻辑结构的体制研究。在本-戴维看来，直到他写作《角色》一书为止，科学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是经由路径（一）取得的，具体来说就是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关于科学家之间行为方式和关系网络（学术共同体，交流通信，科学文献的引用形式，研讨会的习惯，科学奖励制度，实验室的分工、协作与竞争等）的研究;采用路径（二）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出现，采用路径（四）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客观条件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科学思想的内容。因此《角色》采用路径（三），即对科学活动的体制化进程加以研究，具体来说就是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那些决定科学活动水平、塑造科学家角色和职业、形成不同类型科学组织的种种社会条件。
接下来三章处理的都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传统社会关于自然知识的智力活动，放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大致对应上述比较对象的前两种。粗略地讲，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一类比较，也就是自然知识的探索者在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比较，以及他们与其他智识阶层人士的比较。这里用到的主要社会学概念是“角色”（role）——所谓角色，是指具有独特功能的社会互动单位中某类人物所表现的行为、感情与动机的特定模式，这些模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被视为有意义的。举例来说，自古以来巫师与教士就关注天文学，农民掌握许多植物学的知识，动物学的知识对于猎户和牧人不可或缺，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整理成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因此不能说这些人承担了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的角色。在十七世纪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确有一些比较接近于“科学家”角色的人物，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文艺复兴时代的某些艺术家与人文学者，但是持久的科学活动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在任何传统社会中均不存在。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古希腊是个例外，因为从希腊哲人掌握的知识的逻辑结构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嚆矢。本一戴维从社会角色的立场出发，认为古希腊与其他多数传统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未曾出现公众认可的“科学家”角色，那些自然知识的探索者，不是被当作“爱智者”，就是某种具有奇怪癖好的专门人士。换言之，希腊传统固有的张力，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开创科学活动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普遍社会认同。
谈到中世纪欧洲的教育组织，本一戴维认为起初与古代印度、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等其他传统社会并无不同，学生们只是跟随师傅学习神学、法律或医学等专门知识。但是十三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欧洲一些市镇里，学者们被纳入一种获得教会授权或世俗统治者认可并且具有一定自治权利的法人社团，学生不再追随某位师傅而是前往一所大学去求学。一群新的知识分子通过大学实现了有限的职业自由与社会平等，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探索。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貌似微不足道的进步提供了自由探索的体制化条件。不过总的来说，科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还处于边缘地位，不懂自然科学知识不会影响任何学位的获取。因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向社会提供律师、公务员、神职人员和医生，所以制度上的决策必然倾向于将科学从属于一般哲学与古典学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能够阅读盖伦的经典被认为比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更重要。 科学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现在十五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视为匠人的艺术家，随着市镇自治权的逐渐扩大和某些统治家族的慷慨投入，经济与社会条件都在不断提高。与他们地位改善更为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艺术家往往与建筑师、工程师、弹道专家甚至数学家的角色重合。布鲁内莱斯基、阿尔伯蒂、达·芬奇等人就属于这类多才多艺的人物。在艺术家和工程师的作品中，几何学和力学获得了新的维度和生机，这是无法从中世纪的学院生活中体验到的。对科学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与艺术家保持密切联系的专业学者，如帕乔利、塔尔塔利亚、卡尔达诺等。这种联系在解剖学和植物学领域表现得更为紧密。到了十七世纪初，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大学和修道院的学术机构，如猞猁学院和西芒托学院。它们多由贤明而富有的贵族或王公赞助，很多成员的兴趣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这里不妨引用伽利略的例子：从思想方法与研究旨趣来看，他完全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只是经济和政治上还有相当的依附性，宗教裁判所能够对他加以审判并定罪就很能说明问题。总之，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城市规模仍然不大，由行会组成的团体千方百计地彼此隔离，社会也通过法律特权和传统价值观来划分等级，而处于所有政治单元顶端的教会，更拥有超越一切行会与机构的特权。
《角色》的第五至八章，处理的都是科学革命或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的内容。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大致对应前述比较对象的后两种。沿用上面的说法，同样可以粗略地将之归为第二类比较，比较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以降不同国家中科学体制化的进程。这里除了“角色”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是“科学中心”。本一戴维强调中心的传承，而不是系统地比较欧美所有国家的科学状况。他认为，十七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法国则在一八00年前后成为新的中心;又过了四十年，世界科学家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这样，科学家角色与科学组织的发展，就被看作某些模式从一国向别国扩散和移植的过程。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组织从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院演变为十九、二十世纪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科学社群也从知识精英的小组和通信网络演变成强大的职业科学家共同体。
对于中国的许多专业读者来说，“科学中心转移论”似乎与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虽然汤浅的英文文章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发表在《日本科学史研究》上，本-戴维的书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也多少说明欧美学术界对非西方出版物的漠视。不过汤浅主要以科学成果的量化指标为依据，阐述了一个现象，有关动力学的讨论则付之阙如;相比之下，本一戴维关注的重点是与科学家角色出现相关的整个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导致科学体制改变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两者相比，高下立见。按照本一戴维的观点，科学的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密的和经验的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能够发现新知识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学实践者在承诺向公众公布自己发现的同时，对他人的贡献予以普遍主义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便让社会和文化能够适应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断变革。
这些社会变化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它们与宗教多元化共生，得益于培根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传统，皇家学会的建立、光荣革命与君主立宪制度的完善，这些都有助于科学从业者在英国获得充分的尊严。直到十八世纪，所有欧洲大国中只有在英国，人们可以宣扬变革而无受迫害之虞。英国的绅士科学家堪称上流中产阶级，他们一般家境殷实，社会关系优越，许多人从神职或政府职务中领取薪俸，也有人从事独立的职业。他们本身不是政客，但通常与政治领袖有直接的联系并为之出谋划策。
英国之后，本一戴维相继讨论了法国、德国和美國的情况，时间上与科学中心转移的脉络一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智力机构的改革、巴黎几所顶尖大学的诞生，德国大学的改革及应用科学的起步、有组织的科学计划，美国的研究生院和专业院校、工业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分权与竞争等，这些攸关科学体制演变的环节在书中都得到精辟的分析。大致来说，法国最先出现政府资助的科学院，开始聘用科学家担任各种教育和咨询职务，但是中央集权的僵化使法国在面对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的挑战时显得虚弱无力，因而也就难以维系持久的辉煌。大约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出现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后来又有了与工业密切相关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二十世纪初这一传统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大学里的研究生院使教育与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学与企业、军方和政府的合作导致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竞争的压力使学校的权力从董事会和校长那里转移到系及其个体成员那里。在人类智识演进的每个转折点，科学活动的中心都向那些发生社会变革的国家转移。
早在一九八八年，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本-戴维的这本书就被译成中文，定名《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一段时期内社会学在中国被视为学术禁地，科学社会学更是一个知识真空，当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亟待补课，境外出版物与电子资料还不那么容易获得的时候，这本书的中译本就显得十分珍贵了。许多从事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科技政策及相关领域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几十年来一直把赵佳苓译本作为考研的指定参考读物。不过时过境迁，当年的译本无论从学术规范还是印刷质量来说都不够完美，况且出版多年市场上早已脱销。这一缺憾多少由眼下这个新译本补偿了。新译本补上了作为附录的图和表，它们对于完整理解全书内容和追踪相关研究文献是绝对必要的。新增的名词索引则为读者检索提供了便利。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美]约瑟夫·本-戴维著，刘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结果，一九七五年在美国成立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现已成为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众多分支在内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默顿正是它的创会主席。默顿及其学派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帜志，主要关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及结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学问题。本-戴维（Joseph Ben-David，1920-1986）则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一九七六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举行的4S首届大会上，本一戴维应邀在开幕式上做了唯一的主题演讲。
本一戴维一九二0年生于匈牙利西北部杰爾（Gyor）城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四一年随父母移居以色列并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一九五0年获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科学与管理学，一九五五年获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从一九五0年开始在希伯来大学执教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他还曾在北美多所顶级名校访问讲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斯坦福，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以致许多人误以为他是美国人。除了大量有创意的论文之外，本一戴维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包括《以色列的农业规划与乡村社群》（一九六四）、《基础研究与大学》（一九六八）、《美国的高等教育：旧路与新途》（一九七四），以及《学术中心：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一九七七）等，又与人合编文集《文化及其创造物》（一九七七）。然而作为英美科学社会学传统的领头人之一，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以下简称《角色》）一书是他的代表作。
《角色》的副标题“一项比较研究”，是作者对本书主要研究方法的宣示，也是体会其学术价值的一个关键。本-戴维关注的重点是涉及变革和转折时期制度的演变，而不是那些平稳发展时期科学知识累积发展的细节。至于比较的对象，按照他在前言中对本书主题的概括，包括四种：一是古代和中世纪知识创造者与近代科学家的不同社会角色;二是古代和中世纪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者，与其他人文学者、道德家、法律家、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不同社会地位及影响;三是十七世纪欧洲导致科学家从其他智识阶层分离出来的社会条件，以及十九、二十世纪导致科学职业化的条件;四是科学的体制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
该书第一章提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approach），按照本-戴维的意思，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互动的（interactional），另一条是体制的（institutional）;研究对象大致也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活动本身，另一类是科学的概念及其逻辑结构。因此细分下来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一）针对科学活动的互动研究;（二）针对科学概念及逻辑结构的互动研究;（三）针对科学活动的体制研究;（四）针对科学概念及逻辑结构的体制研究。在本-戴维看来，直到他写作《角色》一书为止，科学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是经由路径（一）取得的，具体来说就是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关于科学家之间行为方式和关系网络（学术共同体，交流通信，科学文献的引用形式，研讨会的习惯，科学奖励制度，实验室的分工、协作与竞争等）的研究;采用路径（二）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出现，采用路径（四）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客观条件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科学思想的内容。因此《角色》采用路径（三），即对科学活动的体制化进程加以研究，具体来说就是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那些决定科学活动水平、塑造科学家角色和职业、形成不同类型科学组织的种种社会条件。
接下来三章处理的都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传统社会关于自然知识的智力活动，放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大致对应上述比较对象的前两种。粗略地讲，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一类比较，也就是自然知识的探索者在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比较，以及他们与其他智识阶层人士的比较。这里用到的主要社会学概念是“角色”（role）——所谓角色，是指具有独特功能的社会互动单位中某类人物所表现的行为、感情与动机的特定模式，这些模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被视为有意义的。举例来说，自古以来巫师与教士就关注天文学，农民掌握许多植物学的知识，动物学的知识对于猎户和牧人不可或缺，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被整理成系统的规律性的知识，因此不能说这些人承担了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的角色。在十七世纪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确有一些比较接近于“科学家”角色的人物，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文艺复兴时代的某些艺术家与人文学者，但是持久的科学活动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在任何传统社会中均不存在。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古希腊是个例外，因为从希腊哲人掌握的知识的逻辑结构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嚆矢。本一戴维从社会角色的立场出发，认为古希腊与其他多数传统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未曾出现公众认可的“科学家”角色，那些自然知识的探索者，不是被当作“爱智者”，就是某种具有奇怪癖好的专门人士。换言之，希腊传统固有的张力，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开创科学活动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普遍社会认同。
谈到中世纪欧洲的教育组织，本一戴维认为起初与古代印度、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等其他传统社会并无不同，学生们只是跟随师傅学习神学、法律或医学等专门知识。但是十三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欧洲一些市镇里，学者们被纳入一种获得教会授权或世俗统治者认可并且具有一定自治权利的法人社团，学生不再追随某位师傅而是前往一所大学去求学。一群新的知识分子通过大学实现了有限的职业自由与社会平等，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探索。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貌似微不足道的进步提供了自由探索的体制化条件。不过总的来说，科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还处于边缘地位，不懂自然科学知识不会影响任何学位的获取。因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向社会提供律师、公务员、神职人员和医生，所以制度上的决策必然倾向于将科学从属于一般哲学与古典学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能够阅读盖伦的经典被认为比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更重要。 科学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现在十五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视为匠人的艺术家，随着市镇自治权的逐渐扩大和某些统治家族的慷慨投入，经济与社会条件都在不断提高。与他们地位改善更为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艺术家往往与建筑师、工程师、弹道专家甚至数学家的角色重合。布鲁内莱斯基、阿尔伯蒂、达·芬奇等人就属于这类多才多艺的人物。在艺术家和工程师的作品中，几何学和力学获得了新的维度和生机，这是无法从中世纪的学院生活中体验到的。对科学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与艺术家保持密切联系的专业学者，如帕乔利、塔尔塔利亚、卡尔达诺等。这种联系在解剖学和植物学领域表现得更为紧密。到了十七世纪初，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大学和修道院的学术机构，如猞猁学院和西芒托学院。它们多由贤明而富有的贵族或王公赞助，很多成员的兴趣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这里不妨引用伽利略的例子：从思想方法与研究旨趣来看，他完全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只是经济和政治上还有相当的依附性，宗教裁判所能够对他加以审判并定罪就很能说明问题。总之，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城市规模仍然不大，由行会组成的团体千方百计地彼此隔离，社会也通过法律特权和传统价值观来划分等级，而处于所有政治单元顶端的教会，更拥有超越一切行会与机构的特权。
《角色》的第五至八章，处理的都是科学革命或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的内容。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大致对应前述比较对象的后两种。沿用上面的说法，同样可以粗略地将之归为第二类比较，比较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以降不同国家中科学体制化的进程。这里除了“角色”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是“科学中心”。本一戴维强调中心的传承，而不是系统地比较欧美所有国家的科学状况。他认为，十七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法国则在一八00年前后成为新的中心;又过了四十年，世界科学家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这样，科学家角色与科学组织的发展，就被看作某些模式从一国向别国扩散和移植的过程。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组织从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院演变为十九、二十世纪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科学社群也从知识精英的小组和通信网络演变成强大的职业科学家共同体。
对于中国的许多专业读者来说，“科学中心转移论”似乎与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虽然汤浅的英文文章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发表在《日本科学史研究》上，本-戴维的书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也多少说明欧美学术界对非西方出版物的漠视。不过汤浅主要以科学成果的量化指标为依据，阐述了一个现象，有关动力学的讨论则付之阙如;相比之下，本一戴维关注的重点是与科学家角色出现相关的整个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导致科学体制改变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两者相比，高下立见。按照本一戴维的观点，科学的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密的和经验的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能够发现新知识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学实践者在承诺向公众公布自己发现的同时，对他人的贡献予以普遍主义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便让社会和文化能够适应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断变革。
这些社会变化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它们与宗教多元化共生，得益于培根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传统，皇家学会的建立、光荣革命与君主立宪制度的完善，这些都有助于科学从业者在英国获得充分的尊严。直到十八世纪，所有欧洲大国中只有在英国，人们可以宣扬变革而无受迫害之虞。英国的绅士科学家堪称上流中产阶级，他们一般家境殷实，社会关系优越，许多人从神职或政府职务中领取薪俸，也有人从事独立的职业。他们本身不是政客，但通常与政治领袖有直接的联系并为之出谋划策。
英国之后，本一戴维相继讨论了法国、德国和美國的情况，时间上与科学中心转移的脉络一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智力机构的改革、巴黎几所顶尖大学的诞生，德国大学的改革及应用科学的起步、有组织的科学计划，美国的研究生院和专业院校、工业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分权与竞争等，这些攸关科学体制演变的环节在书中都得到精辟的分析。大致来说，法国最先出现政府资助的科学院，开始聘用科学家担任各种教育和咨询职务，但是中央集权的僵化使法国在面对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的挑战时显得虚弱无力，因而也就难以维系持久的辉煌。大约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出现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后来又有了与工业密切相关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二十世纪初这一传统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大学里的研究生院使教育与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学与企业、军方和政府的合作导致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科学活动，竞争的压力使学校的权力从董事会和校长那里转移到系及其个体成员那里。在人类智识演进的每个转折点，科学活动的中心都向那些发生社会变革的国家转移。
早在一九八八年，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本-戴维的这本书就被译成中文，定名《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一段时期内社会学在中国被视为学术禁地，科学社会学更是一个知识真空，当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亟待补课，境外出版物与电子资料还不那么容易获得的时候，这本书的中译本就显得十分珍贵了。许多从事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科技政策及相关领域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几十年来一直把赵佳苓译本作为考研的指定参考读物。不过时过境迁，当年的译本无论从学术规范还是印刷质量来说都不够完美，况且出版多年市场上早已脱销。这一缺憾多少由眼下这个新译本补偿了。新译本补上了作为附录的图和表，它们对于完整理解全书内容和追踪相关研究文献是绝对必要的。新增的名词索引则为读者检索提供了便利。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美]约瑟夫·本-戴维著，刘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