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常，南宋画家，僧人，号牧溪。他继承发扬了石恪，梁楷之水墨简笔法，对沈周，徐谓，八大，扬州八怪等均有影响。法常的作品多存世于日本，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他的绘画与思想是本篇文章所要探讨的内容。
　　自宋开始，山水画和花鸟画便开始处于主导地位，人物画在当时的艺术环境下不受重视。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若论佛道人物，侍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法常粗恶无古法的水墨人物画风格，就更显得格格不入。法常的绘画不入宋元时期的主流，遭到贬斥，受到恶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些恶评反倒证明他的绘画风格还是有影响。
　　法常与梁楷所处的时代相近，也以禅宗画闻名，画风也有继承关系。两人的作品大都藏在日本，但中日两国对这两位禅宗画家的评价却不尽相同。在中国，主流的评论界把梁楷视为天才画家，说他的禅宗绘画代表了南派禅宗绘画的最高水平，他所创的“简笔”和“泼墨”技法开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巨大，而对法常的评价仅为我国绘画历史上一个知名的画家。直到明初宋濂等人才对法常的绘画抱以肯定的态度。宋濂曾在《题法常牧溪五燕图》诗中写道：“谁妙乳燕落晴空，笔匠能回造化功”。然而，法常的作品在日本被视为第一流的作品。虽然梁楷的绘画在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上远远比不上法常的禅宗绘画。
　　同样作为禅画的代表人物，法常与梁楷在中日的待遇完全不同。這首先是两人身份的差异，法常作为一名画僧，他主要是僧人，然后通过禅画来修禅，而梁楷是一位参禅的文人。虽然他们俩的绘画都含有禅意，但是却不尽相同。在禅的修行过程中，需要僧人以无的状态关照世界，要抛弃一切条条框框，最后实现返璞归真的状态。而传统的人物绘画上，都是要用笔勾勒出模型再用墨色晕染，也就是说是在外在的一种框架下所进行的创作。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直接打破用线条勾勒，直接用墨色晕染、构图，反映了禅宗“铅华洗尽，脱略形制”的意境。从笔触上可以感受到画家在作画时无度、癫狂的状态，自然而然的创作是体现梁楷在对禅的参悟上，抒发自己文人内心自由自在的感情。而法常的《观音图》《罗汉图》则以空寂，静境中体现禅的意境，《观音图》画中的观音以平民化的形象静坐在山林中，传达着一种寂静幽邃的境界；《罗汉图》中的罗汉闭目趺坐于深山幽谷中，凝神入定，一副一无所见，一无所思，无挂无碍的状态，虽然有蟒蛇威胁，但是佛心依然寂静。可以说，法常的人物画皆透露着“幽”的境界，这是法常带着一颗寂然之心静穆的观察着自然万物，自然万物也因此在法常的笔下更显得清幽寂静，仿佛世界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消失在这空寂的世界之中，展示了一个净心寂照的世界，蕴藏无限禅机。在《老子图》和《布袋和尚图》中，除人物外，大片留白，显得空荡荡，即便是《观音图》等布局较满的图中，背景总是若隐若现，若实若虚，这种空，看似单调，却是有意为之，有一种广袤感，禅宗的悟道不过是悟“空”，而空在禅家眼里就是虚，所以法常的绘画作品不仅是为了布局考虑，更是他悟禅广袤思想的自然流露。这是身为文人画家的梁楷所不具备的，梁楷的禅画，仅仅是作为文人画家参禅的体现。
　　法常绘画以水墨为主，画法简洁，行笔恣意，以画参禅，以画自娱，深含画外之意，这点在他的道释人物画中最能体现。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人物画以表现修禅、悟道的过程为主；在构图上，以简洁为主，背景不多，以人物为画面中心，来突出脱俗、空寂、清净的禅宗思想；在技法上，注重笔墨的渲染来营造一个超凡脱俗的静境。那种若隐若现，空幽静寂的画面，更能体现法常的禅理。同样，反过来，空寂飘忽的画面同时对法常的修禅产生了影响。法常的人物画始终透露着“幽”的境界，这是他人物画最显著的特点。画面大面积留白成为画家独具匠心的设计，可以说留白是使画面简洁的最简单的表现手法，白即空，空并不是无物，恰恰给予观者最大限度的想象，使得画面具有无限延伸的广袤想象空间。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禅是动中之极静，也是静中之极动”，法常的画面中，除了廣袤的空间和幽静的环境，还有处于动静之间取得平衡的人物，着重描写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人类远离现实，给人一种超脱感和亲切感，处处体现了禅宗“幽”的禅的意味。通过法常的绘画作品，体会其禅宗思想贯穿于其绘画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