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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替的死尸、被杀死的活体实验者、披麻戴孝、淋雨、跳水、卖报纸……在浙江横店影视城，一群怀揣演艺梦想、以群众演员为职业的“横漂”们中间，还有约30名跑龙套的孩子，他们经历着独特而又复杂的童年。
横店“报童哥”：
从三岁起，一天可以“死”两次
地上溢满黑色淤泥，屋子旁堆放着木棍和酒罐。汽油味、烟味，弥漫在空气里。一个小孩静静地躺在单轮小推车上，眼角发青、嘴唇苍白，耷拉着脑袋，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像是死去的样子。小车被穿白大褂的日本士兵推着，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这是抗日剧《我叫赵红花》剧组在横店拍摄外景的一幕。扮演被日军做活体实验致死尸体之一的，是一个名叫杨嘉旺的9岁孩子。
成人“死”一回，报酬80元;杨嘉旺则可以拿到120元——因为忌讳，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去“死”。杨爸爸认为这是演戏，并不在意，还曾经一天之内带着儿子连赶了两场。
拍摄结束，杨爸爸从孩子鞋底拿出剧组人员塞在里面的红包，只有一张绿色纸币：1元。
他显然有些失望，因为平时像这样最多可以拿到10元。按横店的“规矩”，剃头、抬棺材、淋雨、披麻戴孝都要加钱，从10元到30元不等。
杨嘉旺，有一双搞笑的小眼睛，肉嘟嘟的脸上像打了腮红，常被人叫做“小潘长江”、“小燕小六”。虽然今年只有9岁，但已经有6年的演艺经验。裸替的死尸、被杀死的活体实验者、披麻戴孝、淋雨、跳水……他在3到9岁间全都经历过。
从3岁时起，杨嘉旺便被酷爱演戏的爸爸带到横店，在剧组跑龙套、当群演、做替身，是横店知名的“报童哥”。哪个剧组需要一个报童，就会找到杨家。
“拍戏就像父母交给他们的作业。”一位老师这么说。
每周至少有两天时间，杨嘉旺是在片场等待拍戏中度过的。有一场民国戏，他早上八点就出了家门。至于结束的时间，则完全没个准儿，有时会通宵。有时在现场等一整天，却因为戏份变动而白等一天。
对于演戏，杨德旺已经自己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做替身拍淋雨戏时，“千万不能抬头往天上看”。这是因为，雨水都是用高压水枪喷出来的，压力远比自然雨滴要大，落到眼睛可不是小事。
等戏等得烦了，他从周围捡来各式各样的碎石块，堆成房子的形状;或者拿来一根小木棍在土地上挖洞。
父母的明星梦，递给孩子
地处浙江东阳的小镇横店，是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最多的时候，15个以上的剧组在这里同时开机。
在一群怀揣演艺梦想、以群众演员为职业的“横漂”们中，还有约30名像杨嘉旺这样跑龙套的孩子。他们大多是外地人，父母也是“横漂”。戏份大多没有台词，不过是装死、披麻戴孝、下水、淋雨、卖报纸——那些被一般小演员嫌弃的苦活累活。
和杨家一样的童替家庭，还有岳家。今年12岁的岳训宇，2008年跟随爸爸岳冬峰来到横店大智街。
2007年，岳冬峰在电视上看到一期采访王宝强的节目。北京大概有50万群众演员，这么多年却只出了一个王宝强。如此微小的希望却打动了岳冬峰。他年少时当过文艺兵，打小喜欢表演。他当初甚至都不知道横店在哪个省，却毅然决然来到这里。
初到横店第四天时，岳冬峰才得到一个群演的机会。一天40元，是戏里的大背景。群演之上是“群特”，每天70至90元。再往上是“小特”，无台词或者有几句短台词，每天200元起。群演中最高等级是有大段台词的“大特”，每天500至800元。
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半年之内升为群特，一年到小特，两年之内混到大特，三年得到一个小角色，三年以后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8年过去，如今的岳冬峰可以做到“演戏一条过”，却仍只是一个小角色。最多的时候，虽有七八十场戏份、跨十几集，但在电视里都是一闪而过的画面。从来没有人在路上认出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渐渐发觉，当明星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未完成的希望，渐渐转移到了儿女身上。
岳冬峰的儿子岳训宇，机会其实比爸爸更多。横店本地的家长几乎都不让孩子演戏，附近大多数学校也以耽误学习为由，明令禁止学生请假拍戏。
小孩子的戏一般台词不多，形象上要求不高。“只要小孩活泼开朗、胆子大、听话，很容易得到演戏的机会。”一位横店公会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为了储备儿童演员资源，她跟学校、企业等联系建立小演员库，“买个菜都会留意周围的小孩”。
岳训宇从小被爸爸带着，到处递资料、见副导、跑剧组，再加上朋友介绍，终于接到众多戏份。后来，有剧组需要小孩了，会直接打电话来找。
岳冬峰觉得这个儿子特别有表演天赋。在说到“我儿子”三个字时，眼神里经常溢出难以抑制的喜悦。
“童替”们最经常遇到的，是哭戏。大多扮演的是穷人家小孩，脸上脏兮兮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被日本军抓走时、跟父母分别时、被人虐待时，都要大声哭出来。
岳训宇第一次演哭戏时，怎么也哭不出来。导演恐吓他们，不哭就不让见爸爸妈妈。和他同去的妹妹一听，马上被吓哭了，戏拍完了还在一旁抽泣。还有一次，妹妹和爸爸在戏中饰演父女，有一个场景是女儿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押往刑场。妹妹半天没哭出来，最后硬是被爸爸掐哭了。
让岳训宇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扮女孩的经历。在一个古装剧里，他披上一身长裙，戴上一袭长发，代替另一个不习水性的小演员掉到了水里。当时正是秋天，湖水冰凉，他冷得直打哆嗦。从水里出来以后，用毛巾裹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岳训宇想当明星。他对明星的理解是：可以出国，可以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只要有角色，他就像打了兴奋剂，一大早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去剧组等着。
童年如戏：
复杂而又充满欲望
有一个成名因素，是这些“童替”孩子难以企及的：钱。 横店有很多从北京、上海、温州、杭州等地专程赶来拍戏的小演员。他们一般家底雄厚，有经纪人、房车接送，并配有专门的老师和保姆。为了让孩子尽早成为童星，父母可以花重金买下角色、打通关系。
有一次，岳训宇终于得到了一个剧组的小角色。他把剧本拿回家，查着字典，将台词背得烂熟，满心期待着第二天能博得导演欢心。不料，等第二天到剧组，他被通知，小角色变成了大群众——本来属于他的角色，被温州一个小孩的家长花20万买走了。
戏还是要拍的，岳训宇边看剧本边哭。休息时，他和那个小孩打了一架：“这个角色本来是我演的，是你爸妈花了20万抢了我的角色！”
岳冬峰明显感觉到，这次换角风波后，儿子不再那么在乎角色了。在横店，儿童演戏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角色很难获得，成名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剧组，家庭条件好的小演员人手一个iPad，在一起玩打鱼游戏。岳训宇落了单，自己低着头在一边玩，“这时候你会明显察觉到，他有一种自卑感。”
与岳冬峰的内向不大一样，每到一个组，杨嘉旺可以很快和大家熟悉。由于在现场比较爱闹，他得到了“话唠”的外号。他不过9岁，很多“话”来自于剧本中。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黑吗？”杨嘉旺不时问哥哥各种奇怪的问题。等到哥哥不耐烦了，弟弟才开始进入主题。“那我就长话短说，可是怎么个说法呢。”说这些的时候，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就像随时进入了角色。
哥哥因参加《变形记》出远门，他拉着哥哥失声痛哭：“你们都不要我了，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爸爸说，弟弟因为从小拍戏、经常背台词。
杨嘉旺最引以为傲的是教别人怎么泡妞。拍《三少爷的剑》时，大伙休息一起聊天。几个刚失恋的角色演员讨论，怎样才能追到心爱的人。“第一招，陪她去看电影或者请她吃饭;第二招，直接向她求婚;第三招，百依百顺型。”弟弟不但语出惊人，最后还卖了个关子，“如果实在不行再来问我！”
在横店，很多小学老师并不赞同孩子们出去拍戏。“小孩拍戏在一个很松散的环境里，突然回到学校，很难安静下来。”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杨嘉旺以前考试都拿满分，可最近这次跟了三个月剧组，回来参加期末考试，语文只考了79分。
岳训宇也是一样。每次英语考试，他总是不及格。岳家的墙上，挂的全是岳训宇妹妹的奖状。
岳训宇发现，自己不喜欢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了。他的同伴，是一起演戏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已经开始喜欢由唐家三少的小说改编成的漫画了，小朋友还在讨论国产电视剧。“同龄的小朋友跟不上我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屑。
2015年开始，广电总局实施“一剧两星”政策，一部电视剧每晚在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这种缩减让横店的剧组大大减少，一些在拍的戏甚至停拍。
“最近横店戏少了很多，我都在怀疑，我能维持到什么时候。”13岁的杨嘉诚说到未来，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 （文章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横店“报童哥”：
从三岁起，一天可以“死”两次
地上溢满黑色淤泥，屋子旁堆放着木棍和酒罐。汽油味、烟味，弥漫在空气里。一个小孩静静地躺在单轮小推车上，眼角发青、嘴唇苍白，耷拉着脑袋，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像是死去的样子。小车被穿白大褂的日本士兵推着，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这是抗日剧《我叫赵红花》剧组在横店拍摄外景的一幕。扮演被日军做活体实验致死尸体之一的，是一个名叫杨嘉旺的9岁孩子。
成人“死”一回，报酬80元;杨嘉旺则可以拿到120元——因为忌讳，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去“死”。杨爸爸认为这是演戏，并不在意，还曾经一天之内带着儿子连赶了两场。
拍摄结束，杨爸爸从孩子鞋底拿出剧组人员塞在里面的红包，只有一张绿色纸币：1元。
他显然有些失望，因为平时像这样最多可以拿到10元。按横店的“规矩”，剃头、抬棺材、淋雨、披麻戴孝都要加钱，从10元到30元不等。
杨嘉旺，有一双搞笑的小眼睛，肉嘟嘟的脸上像打了腮红，常被人叫做“小潘长江”、“小燕小六”。虽然今年只有9岁，但已经有6年的演艺经验。裸替的死尸、被杀死的活体实验者、披麻戴孝、淋雨、跳水……他在3到9岁间全都经历过。
从3岁时起，杨嘉旺便被酷爱演戏的爸爸带到横店，在剧组跑龙套、当群演、做替身，是横店知名的“报童哥”。哪个剧组需要一个报童，就会找到杨家。
“拍戏就像父母交给他们的作业。”一位老师这么说。
每周至少有两天时间，杨嘉旺是在片场等待拍戏中度过的。有一场民国戏，他早上八点就出了家门。至于结束的时间，则完全没个准儿，有时会通宵。有时在现场等一整天，却因为戏份变动而白等一天。
对于演戏，杨德旺已经自己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做替身拍淋雨戏时，“千万不能抬头往天上看”。这是因为，雨水都是用高压水枪喷出来的，压力远比自然雨滴要大，落到眼睛可不是小事。
等戏等得烦了，他从周围捡来各式各样的碎石块，堆成房子的形状;或者拿来一根小木棍在土地上挖洞。
父母的明星梦，递给孩子
地处浙江东阳的小镇横店，是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最多的时候，15个以上的剧组在这里同时开机。
在一群怀揣演艺梦想、以群众演员为职业的“横漂”们中，还有约30名像杨嘉旺这样跑龙套的孩子。他们大多是外地人，父母也是“横漂”。戏份大多没有台词，不过是装死、披麻戴孝、下水、淋雨、卖报纸——那些被一般小演员嫌弃的苦活累活。
和杨家一样的童替家庭，还有岳家。今年12岁的岳训宇，2008年跟随爸爸岳冬峰来到横店大智街。
2007年，岳冬峰在电视上看到一期采访王宝强的节目。北京大概有50万群众演员，这么多年却只出了一个王宝强。如此微小的希望却打动了岳冬峰。他年少时当过文艺兵，打小喜欢表演。他当初甚至都不知道横店在哪个省，却毅然决然来到这里。
初到横店第四天时，岳冬峰才得到一个群演的机会。一天40元，是戏里的大背景。群演之上是“群特”，每天70至90元。再往上是“小特”，无台词或者有几句短台词，每天200元起。群演中最高等级是有大段台词的“大特”，每天500至800元。
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半年之内升为群特，一年到小特，两年之内混到大特，三年得到一个小角色，三年以后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8年过去，如今的岳冬峰可以做到“演戏一条过”，却仍只是一个小角色。最多的时候，虽有七八十场戏份、跨十几集，但在电视里都是一闪而过的画面。从来没有人在路上认出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渐渐发觉，当明星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未完成的希望，渐渐转移到了儿女身上。
岳冬峰的儿子岳训宇，机会其实比爸爸更多。横店本地的家长几乎都不让孩子演戏，附近大多数学校也以耽误学习为由，明令禁止学生请假拍戏。
小孩子的戏一般台词不多，形象上要求不高。“只要小孩活泼开朗、胆子大、听话，很容易得到演戏的机会。”一位横店公会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为了储备儿童演员资源，她跟学校、企业等联系建立小演员库，“买个菜都会留意周围的小孩”。
岳训宇从小被爸爸带着，到处递资料、见副导、跑剧组，再加上朋友介绍，终于接到众多戏份。后来，有剧组需要小孩了，会直接打电话来找。
岳冬峰觉得这个儿子特别有表演天赋。在说到“我儿子”三个字时，眼神里经常溢出难以抑制的喜悦。
“童替”们最经常遇到的，是哭戏。大多扮演的是穷人家小孩，脸上脏兮兮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被日本军抓走时、跟父母分别时、被人虐待时，都要大声哭出来。
岳训宇第一次演哭戏时，怎么也哭不出来。导演恐吓他们，不哭就不让见爸爸妈妈。和他同去的妹妹一听，马上被吓哭了，戏拍完了还在一旁抽泣。还有一次，妹妹和爸爸在戏中饰演父女，有一个场景是女儿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押往刑场。妹妹半天没哭出来，最后硬是被爸爸掐哭了。
让岳训宇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扮女孩的经历。在一个古装剧里，他披上一身长裙，戴上一袭长发，代替另一个不习水性的小演员掉到了水里。当时正是秋天，湖水冰凉，他冷得直打哆嗦。从水里出来以后，用毛巾裹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岳训宇想当明星。他对明星的理解是：可以出国，可以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只要有角色，他就像打了兴奋剂，一大早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去剧组等着。
童年如戏：
复杂而又充满欲望
有一个成名因素，是这些“童替”孩子难以企及的：钱。 横店有很多从北京、上海、温州、杭州等地专程赶来拍戏的小演员。他们一般家底雄厚，有经纪人、房车接送，并配有专门的老师和保姆。为了让孩子尽早成为童星，父母可以花重金买下角色、打通关系。
有一次，岳训宇终于得到了一个剧组的小角色。他把剧本拿回家，查着字典，将台词背得烂熟，满心期待着第二天能博得导演欢心。不料，等第二天到剧组，他被通知，小角色变成了大群众——本来属于他的角色，被温州一个小孩的家长花20万买走了。
戏还是要拍的，岳训宇边看剧本边哭。休息时，他和那个小孩打了一架：“这个角色本来是我演的，是你爸妈花了20万抢了我的角色！”
岳冬峰明显感觉到，这次换角风波后，儿子不再那么在乎角色了。在横店，儿童演戏的机会很多，但是好的角色很难获得，成名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剧组，家庭条件好的小演员人手一个iPad，在一起玩打鱼游戏。岳训宇落了单，自己低着头在一边玩，“这时候你会明显察觉到，他有一种自卑感。”
与岳冬峰的内向不大一样，每到一个组，杨嘉旺可以很快和大家熟悉。由于在现场比较爱闹，他得到了“话唠”的外号。他不过9岁，很多“话”来自于剧本中。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黑吗？”杨嘉旺不时问哥哥各种奇怪的问题。等到哥哥不耐烦了，弟弟才开始进入主题。“那我就长话短说，可是怎么个说法呢。”说这些的时候，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就像随时进入了角色。
哥哥因参加《变形记》出远门，他拉着哥哥失声痛哭：“你们都不要我了，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爸爸说，弟弟因为从小拍戏、经常背台词。
杨嘉旺最引以为傲的是教别人怎么泡妞。拍《三少爷的剑》时，大伙休息一起聊天。几个刚失恋的角色演员讨论，怎样才能追到心爱的人。“第一招，陪她去看电影或者请她吃饭;第二招，直接向她求婚;第三招，百依百顺型。”弟弟不但语出惊人，最后还卖了个关子，“如果实在不行再来问我！”
在横店，很多小学老师并不赞同孩子们出去拍戏。“小孩拍戏在一个很松散的环境里，突然回到学校，很难安静下来。”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杨嘉旺以前考试都拿满分，可最近这次跟了三个月剧组，回来参加期末考试，语文只考了79分。
岳训宇也是一样。每次英语考试，他总是不及格。岳家的墙上，挂的全是岳训宇妹妹的奖状。
岳训宇发现，自己不喜欢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了。他的同伴，是一起演戏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已经开始喜欢由唐家三少的小说改编成的漫画了，小朋友还在讨论国产电视剧。“同龄的小朋友跟不上我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屑。
2015年开始，广电总局实施“一剧两星”政策，一部电视剧每晚在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这种缩减让横店的剧组大大减少，一些在拍的戏甚至停拍。
“最近横店戏少了很多，我都在怀疑，我能维持到什么时候。”13岁的杨嘉诚说到未来，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 （文章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