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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禹锡的《陋室铭》比较形象地解读了《孟子》中《尽心章句上》“穷则独善其身。”基于诗人的人生轨迹和政治理想，再读《陋室铭》会发现以下观点、事实：“穷则独善其身”是诗人基于正常生活的道德修养，更是诗人认清形势后的理性选择，还是诗人“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关键词】生活;道德修养;形势;兼济天下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是名篇，不仅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而且选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七年级（下）》除了在《课文研读》中将本文旨意解读为“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外，还在《问题探究》中提出了《陋室铭》的“文外曲致”，认为这是刘禹锡“消极避世”时的“独善其身”。
基于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轨迹再读《陋室铭》，发现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外佛内儒的积极入世，是“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一、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基于正常生活的道德修养
从文本的角度分析，《陋室铭》叙述了诗人刘禹锡担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的日常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写居室外围环境。这种环境特点，除了简陋外，还清静。诗人选择的居住环境，可以称之为“幽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居室内的交往。据部编教材注释，“白丁”指没有功名的人，是和“鸿儒”相对的。诗人选择的交往对象，可以称之为“文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从有和无两个方面，叙述居室内生活：弹一弹琴，看一看书。诗人选择的弹琴与阅读，可以称之为“高雅”。
刘禹锡在被贬20多年后，坚持“幽雅”“文雅”“高雅”的生活方式，远离世俗（无丝竹之乱耳），远离官场（无案牍之劳形），在儒家“守静”“坐忘”的个人修炼中，座谈弹琴读书，挺直精神的脊梁，高昂道德的头颅。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道德修养，需要韧性，需要意志，需要自律。刘禹锡的这种韧性、意志、自律，源自儒家的孔子。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2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
孔子和刘禹锡的共性是：身处逆境，但不妥协，坚守理想，保持信心，呈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定力、超脱尘世的圣人风骨。
二、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认清形势后的理性选择
梳理人生轨迹发现，刘禹锡“达”过。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一月，唐顺宗即位，拉开“永贞革新”的序幕。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王叔文管理国家财政。当年八月，唐纯宗即位，“永贞革新”失败。九月，刘禹锡即被贬连州刺史。从时间上看，刘禹锡“达”的时间不长，满打满算，也就半年多。
从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开始，进入了刘禹锡“穷”的时间表。“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连州、朗州、播州、夔州、和州。期间曾被召回京城，但因《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等诗歌行罪执政，很快再贬出京。宝历二年（826年）奉诏回洛阳，正式结束“穷”的人生历史。对于“穷”的时长以及地点，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总结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人在“穷”途，古代文人大抵有2种生活态度，同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可以为代表。柳宗元心思较重，内敛深沉，常常是强颜欢笑而内心抑郁……年仅47岁就死在柳州贬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此诗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公元805—815年），体现了人在“穷”途的柳宗元清冷寂寥的心境和孤傲高洁的灵魂。如此性格，命能久乎？不入，柳宗元去世。死前，柳宗元除了托孤刘禹锡外，还委托好友为他编辑全集。时为公元819年。据《柳州方志》记载，刘禹锡接受了好友的托孤重任，并表示“视同已出”。
人在“穷”途，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不同。刘禹锡认清形势后，通透睿智，大气豪迈。为此，后人称之为“诗豪”。刘禹锡的认清形势，一是认清了社会（尤其是官场）形势。当时，李唐正在衰落。在宫中，宦官专权，皇帝受制于家奴;在朝廷上，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妨贤害能，任人唯亲。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盡是刘郎别后栽。
——刘禹锡·游玄都观
《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体现诗人不屈意志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朝廷对官场的认识：不论谁上台谁执政，错误的终究是错误，正确的终究是正确，这也是诗人的信仰和信念。全凭这些信仰和信念，刘禹锡熬过23年的“人在穷途”，晚年官至太子宾客（三品大员）。
刘禹锡的认清形势，二是认清了历史的形势。任和州刺史不久，刘禹锡被召回洛阳，途经金陵，写下了组诗《金陵五题》，其中就有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⑺，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⑻，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体现了诗人对“兴亡”的理解，对历史的认知。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和认知，刘禹锡为人慷慨豁达，乐观自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刘禹锡的理性选择产生积极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生命的长度。基于乐观开朗、睿智豁达的性格，以及“独善其身”的个人修炼，刘禹锡活了70岁（772-842年）。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时候，好友柳宗元已辞世23年了。二是好友的托付。柳宗元辞世后，刘禹锡收养了柳宗元唯一的儿子柳周六，延续了柳氏血脉。同时，整理柳宗元全部遗稿，编纂成集，推介柳宗元的生平和成就。当然，刘禹锡为柳宗元料理了后事，两次撰写了《祭柳员外文》。三是“诗豪”的崛起。宝历二年，刘禹锡被召回洛阳后，再也没有进入朝廷权力核心，当然也没有实现政治理想，但是诗家不幸诗歌幸，刘禹锡曲折的人生、乐观的精神、豁达的性格，形成了诗坛的另一种奇观：诗豪。刘禹锡的“诗豪”，和李白的“诗仙”、杜甫的“诗圣”、王维的“诗佛”、白居易的“诗魔”、李贺的“诗鬼”、孟郊的“诗囚”等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唐代诗人群。 三、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陋室铭》文本，暗示了刘禹锡既是儒士，也是居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往来谈笑，志同道合，大家都是“鸿儒”，说明刘禹锡至少是儒士。“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金经”，即佛经（佛经用泥金书写），日常读本为佛经，即为在家修行的居士。
儒家和佛家，都提倡“修炼”“修行”，但是目的有区别。儒家“修炼”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即“兼济天下”。关于这一点，《大学》中有明确记载：“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则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佛家“修炼”的目的，是为了出世。《金刚经》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南怀瑾解读为：空灵的，广大的，一切都不著的，一切都不住的），大概是佛家“修炼”的主要目的。
刘禹锡的思想，儒佛并存，但是以儒为主。据《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著）记载，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从小已习《诗》《书》《礼》，尤其精通“大中之道”，熟悉“圣人之德”，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达到这种境界。贞元二十一年后，刘禹锡遭受种种的人生挫折，深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刘禹锡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这时候，他试图借佛教思想来消磨意志，寄托精神上的压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
刘禹锡虽然受到佛教思想的消极影响，但他的精神状态始终还是积极向上。《刘禹锡评传》认为，他所关心的不是人的生死问题，而是社会的治乱问题;所注意的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思考的不是人的来世，而是人的今世。终其一生，刘禹锡坚持儒家的人生理想，纵使在“独善其身”的时候，都在积极准备“兼济天下”。和州任上（即创作《陋室铭》前后），刘禹锡和老百姓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刘禹锡走遍州内各地，深入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发动和参加民众抗旱灭灾。大灾后必有大疫。刘禹锡一边视察灾情，一边用他多年留心搜集到的各种单方、验方为灾民看病。
宝历元年（825年）六月二十日，刘禹锡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田艺四谷，拳全六擾。庐有旨酒，庖有腴鱼。”在刘禹锡治下，和州一片丰收的景象，他的“革新”思想在该地得到了部分实现。后来，和州人民怀念刘禹锡，为他刻下了以下16个大字：政擢贤良，学通经史，颉韦颃白，卓哉刺史。
苏州任上，刘禹锡也做出了不错的政绩。苏州人民感激他，爱戴他，将他和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建立了三贤堂。唐文宗褒奖了他的政绩，并赐给他紫金鱼袋。
《陋室铭》所记“无案牍之劳形”（和上句“无丝竹之乱耳”构成偏义复指，强调“无丝竹之乱耳”）可能不是客观事实。人在“穷”途，刘禹锡一直坚持儒家理想。在地方官任上，刘禹锡一边“独善其身”，一边“兼济一州”，时刻准备着“兼济天下”。遗憾的是，贞元二十一年以后的历任皇帝再也没有给刘禹锡“兼济天下”的职务、任务与机会。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04）.
【关键词】生活;道德修养;形势;兼济天下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是名篇，不仅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而且选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七年级（下）》除了在《课文研读》中将本文旨意解读为“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外，还在《问题探究》中提出了《陋室铭》的“文外曲致”，认为这是刘禹锡“消极避世”时的“独善其身”。
基于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轨迹再读《陋室铭》，发现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外佛内儒的积极入世，是“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一、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基于正常生活的道德修养
从文本的角度分析，《陋室铭》叙述了诗人刘禹锡担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的日常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写居室外围环境。这种环境特点，除了简陋外，还清静。诗人选择的居住环境，可以称之为“幽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居室内的交往。据部编教材注释，“白丁”指没有功名的人，是和“鸿儒”相对的。诗人选择的交往对象，可以称之为“文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从有和无两个方面，叙述居室内生活：弹一弹琴，看一看书。诗人选择的弹琴与阅读，可以称之为“高雅”。
刘禹锡在被贬20多年后，坚持“幽雅”“文雅”“高雅”的生活方式，远离世俗（无丝竹之乱耳），远离官场（无案牍之劳形），在儒家“守静”“坐忘”的个人修炼中，座谈弹琴读书，挺直精神的脊梁，高昂道德的头颅。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道德修养，需要韧性，需要意志，需要自律。刘禹锡的这种韧性、意志、自律，源自儒家的孔子。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2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
孔子和刘禹锡的共性是：身处逆境，但不妥协，坚守理想，保持信心，呈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定力、超脱尘世的圣人风骨。
二、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认清形势后的理性选择
梳理人生轨迹发现，刘禹锡“达”过。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一月，唐顺宗即位，拉开“永贞革新”的序幕。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王叔文管理国家财政。当年八月，唐纯宗即位，“永贞革新”失败。九月，刘禹锡即被贬连州刺史。从时间上看，刘禹锡“达”的时间不长，满打满算，也就半年多。
从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开始，进入了刘禹锡“穷”的时间表。“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连州、朗州、播州、夔州、和州。期间曾被召回京城，但因《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等诗歌行罪执政，很快再贬出京。宝历二年（826年）奉诏回洛阳，正式结束“穷”的人生历史。对于“穷”的时长以及地点，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总结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人在“穷”途，古代文人大抵有2种生活态度，同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可以为代表。柳宗元心思较重，内敛深沉，常常是强颜欢笑而内心抑郁……年仅47岁就死在柳州贬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此诗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公元805—815年），体现了人在“穷”途的柳宗元清冷寂寥的心境和孤傲高洁的灵魂。如此性格，命能久乎？不入，柳宗元去世。死前，柳宗元除了托孤刘禹锡外，还委托好友为他编辑全集。时为公元819年。据《柳州方志》记载，刘禹锡接受了好友的托孤重任，并表示“视同已出”。
人在“穷”途，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不同。刘禹锡认清形势后，通透睿智，大气豪迈。为此，后人称之为“诗豪”。刘禹锡的认清形势，一是认清了社会（尤其是官场）形势。当时，李唐正在衰落。在宫中，宦官专权，皇帝受制于家奴;在朝廷上，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妨贤害能，任人唯亲。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盡是刘郎别后栽。
——刘禹锡·游玄都观
《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体现诗人不屈意志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朝廷对官场的认识：不论谁上台谁执政，错误的终究是错误，正确的终究是正确，这也是诗人的信仰和信念。全凭这些信仰和信念，刘禹锡熬过23年的“人在穷途”，晚年官至太子宾客（三品大员）。
刘禹锡的认清形势，二是认清了历史的形势。任和州刺史不久，刘禹锡被召回洛阳，途经金陵，写下了组诗《金陵五题》，其中就有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⑺，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⑻，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体现了诗人对“兴亡”的理解，对历史的认知。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和认知，刘禹锡为人慷慨豁达，乐观自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刘禹锡的理性选择产生积极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生命的长度。基于乐观开朗、睿智豁达的性格，以及“独善其身”的个人修炼，刘禹锡活了70岁（772-842年）。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时候，好友柳宗元已辞世23年了。二是好友的托付。柳宗元辞世后，刘禹锡收养了柳宗元唯一的儿子柳周六，延续了柳氏血脉。同时，整理柳宗元全部遗稿，编纂成集，推介柳宗元的生平和成就。当然，刘禹锡为柳宗元料理了后事，两次撰写了《祭柳员外文》。三是“诗豪”的崛起。宝历二年，刘禹锡被召回洛阳后，再也没有进入朝廷权力核心，当然也没有实现政治理想，但是诗家不幸诗歌幸，刘禹锡曲折的人生、乐观的精神、豁达的性格，形成了诗坛的另一种奇观：诗豪。刘禹锡的“诗豪”，和李白的“诗仙”、杜甫的“诗圣”、王维的“诗佛”、白居易的“诗魔”、李贺的“诗鬼”、孟郊的“诗囚”等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唐代诗人群。 三、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陋室铭》文本，暗示了刘禹锡既是儒士，也是居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往来谈笑，志同道合，大家都是“鸿儒”，说明刘禹锡至少是儒士。“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金经”，即佛经（佛经用泥金书写），日常读本为佛经，即为在家修行的居士。
儒家和佛家，都提倡“修炼”“修行”，但是目的有区别。儒家“修炼”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即“兼济天下”。关于这一点，《大学》中有明确记载：“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则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佛家“修炼”的目的，是为了出世。《金刚经》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南怀瑾解读为：空灵的，广大的，一切都不著的，一切都不住的），大概是佛家“修炼”的主要目的。
刘禹锡的思想，儒佛并存，但是以儒为主。据《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著）记载，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从小已习《诗》《书》《礼》，尤其精通“大中之道”，熟悉“圣人之德”，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达到这种境界。贞元二十一年后，刘禹锡遭受种种的人生挫折，深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刘禹锡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这时候，他试图借佛教思想来消磨意志，寄托精神上的压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
刘禹锡虽然受到佛教思想的消极影响，但他的精神状态始终还是积极向上。《刘禹锡评传》认为，他所关心的不是人的生死问题，而是社会的治乱问题;所注意的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思考的不是人的来世，而是人的今世。终其一生，刘禹锡坚持儒家的人生理想，纵使在“独善其身”的时候，都在积极准备“兼济天下”。和州任上（即创作《陋室铭》前后），刘禹锡和老百姓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刘禹锡走遍州内各地，深入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发动和参加民众抗旱灭灾。大灾后必有大疫。刘禹锡一边视察灾情，一边用他多年留心搜集到的各种单方、验方为灾民看病。
宝历元年（825年）六月二十日，刘禹锡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田艺四谷，拳全六擾。庐有旨酒，庖有腴鱼。”在刘禹锡治下，和州一片丰收的景象，他的“革新”思想在该地得到了部分实现。后来，和州人民怀念刘禹锡，为他刻下了以下16个大字：政擢贤良，学通经史，颉韦颃白，卓哉刺史。
苏州任上，刘禹锡也做出了不错的政绩。苏州人民感激他，爱戴他，将他和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建立了三贤堂。唐文宗褒奖了他的政绩，并赐给他紫金鱼袋。
《陋室铭》所记“无案牍之劳形”（和上句“无丝竹之乱耳”构成偏义复指，强调“无丝竹之乱耳”）可能不是客观事实。人在“穷”途，刘禹锡一直坚持儒家理想。在地方官任上，刘禹锡一边“独善其身”，一边“兼济一州”，时刻准备着“兼济天下”。遗憾的是，贞元二十一年以后的历任皇帝再也没有给刘禹锡“兼济天下”的职务、任务与机会。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