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其父吕德骥，生于咸丰二年，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其母程梫，生于咸丰三年，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一卷。
　　家学渊远，博览群书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律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治学治史，投身光华
　　上世纪20年代初，吕思勉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史学家顾领刚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吕思勉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但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当时，吕思勉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
　　“一片冰心”
　　1940年9月在上海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沦陷，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光华大学同学得知吕思勉和另一位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践行。席间，相互勉励，坚守节操，共赴国难。新中国成立后，吕思勉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50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