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立军到武长顺，两名公安局长落马的同时，背后的腐败真相让不少人“大开眼界”。两位局长分别在他们年近半百之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不可遏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据媒体披露，在任期间，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而王立军在重庆期间获得专利共254个，其中有211个是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
　　毋庸讳言，类似“贪官发明家”，就是在以“发明”之名行敛财之实。具体的操作流程大概分为几步：“搞出”或“拿来”发明，以官员名义申请专利—疏通关系，快速获批专利—通过专利许可或转让卖给关联企业—通过政府采购与招投标，购买关联企业相关产品。如此循环下来，权力与资本的苟合实现了“你好我也好”的“双赢”。无论王立军还是武长顺，专利产品最后都用到了本地公安系统，这正是“官衙发明家”的动力所在。
　　现实中，那些尚未被曝光的“官员发明家”，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但必须承认的是，专利腐败俨然已成一种重要的“智腐”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发明家”的身份，也许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反腐线索。用通俗的话讲，这是一封不折不扣的反腐举报信。相关部门要想查到哪些官员名下专利多其实非常简单，关键是不应该无视这条重要的反腐线索，让那些“硕果累累”的“官衙发明家”，随意将腐败之手伸向知识产权领域。
　　“官员发明家”之所以能得逞，关键还在于专利审批的腐败。而专利审批腐败，绝不只是一个反腐话题，它关涉发明创新的公众激情，关涉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有人说，如果要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打一个比方，它就像一个特大型的“行政审批大厅”。因为一项发明专利的诞生要经过受理、初步审查、公布、实质审查以及授权等主要阶段，每一阶段、每一个审查人员所作出的审批意见都可能影响一项专利的取得。
　　王立军2011年一年之内就申请了211个专利，以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的“超高效率”，书写了“科研达人”的“疯狂成就史”。专利审批部门对此难道从未有过质疑？还是一律“快速获批”？还有，《专利法》明确规定，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均属于单位。王立军和武长顺的所谓发明，有多少本不应该署上个人姓名？专利局为什么还会照批不误？在这样的专利审批环境中，真正的发明人怎会有发明创造的激情？又怎会诞生惊天动地的创造发明？
　　一言以蔽之，“官员发明家”这封腐败举报信需要严查，“官员发明家”背后的专利审批腐败更该严惩不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