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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根据陕西省委命令，挥师南下，进军关中，准备在渭北平原创建根据地。虽然取得邑旬县阳坡头毙俘前来“进剿”的杨虎城部警备团三营300余人（胡廷俊负伤）及邑旬县职田镇、耀县照金镇等胜利，但遭受到数千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被迫回师陇东。陕甘游击队改变了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来到寺村塬，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4月，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了有72个村镇的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开创了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河。
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带刘志丹、黄子文来到游击队。杜衡一来就指责陕甘游击队离开渭北平原在陇东开辟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月21日，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南下奇袭攻占旬邑县城获胜，俘敌300余人，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打下县城，影响很大，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由于谢子长等人以“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北平原，游击队无法生存”为由，反对省委要游击队去渭北平原打游击的决定。所以打下旬邑后，杜衡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及警卫大队，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李杰夫、黄子文分任政委，吴岱峰、杨重远分任参谋长，警卫队人员被分编到三、五两个支队，骑兵队被编入三支队。谢子长与警卫大队政委焦维炽被派到甘肃靖远组织兵运，警卫大队长白锡林被派到山西工作。三支队去陕西乾县、永寿、礼泉、彬县一带活动。五支队到淳化、三原一带活动。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有600余人。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陕甘游击队前往陕北进行战略转移，九战八胜，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6月初，在延安南边临镇战斗失败，部队损失三分之一。李杰夫等人以临镇战斗失利为由，坚决不继续往北，部队掉头南下进攻韩城失利。6月下旬，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返回陇东，部队只剩下200余人。李杰夫等提出：“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愿南下者跟我们走”的错误观点。在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人的反对下，在宁县梁掌堡召开队委会，克服了“南北分家”分裂红军的错误思想，决定在陇东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发展。将三、五支队改编为2个步兵大队和1个骑兵大队，选举阎红彦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撤销了李杰夫、黄子文的职务，刘志丹改任第二大队长。
7月9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地下党员高鹏飞根据杨林、苏杰儒带来谢子长的指示，发动西华池起义，170余名起义官兵与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队长。这次起义由于事前周密的安排部署取得了成功，这也是西北70余次兵变中唯一成功的一次。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和1个骑兵队，刘志丹、吴岱峰、高鹏飞、强龙光分别担任各大队大队长，游击队增至500人。7月中旬，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担任游击队政委，李艮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吴岱峰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李艮等人还在原队委会以外，另外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在李艮的错误指挥下，游击队在王朗坡、三嘉塬等地连打3个败仗，损失惨重。到8月下旬，部队锐减至70多人，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随即全部丧失，李艮等人去西安找省委汇报。
8月30日，陕西省委鉴于情况危急，又派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部队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领导两当起义失败后返回家乡的习仲勋听说游击队在照金，随即赶到照金镇以西的杨柳坪和谢子长、刘志丹会面。此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 9月12日晨，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歼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缴枪300余支，击毙富、铜、耀3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不日，敌军又集结5个团和几个县的民团兵力反扑。红军为避敌锋芒，撤离照金。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谢子长、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权习仲勋、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9月中旬，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失利，部队伤亡严重。游击队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为了克服困难，在合水莲花寺召开队委会会议上，决定分散活动：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带领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掩护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
11月随陕甘游击队在耀县照金一带活动的李秒斋（山西省汾西县人），组织韩天成兄弟等建立了有40多人的芋园游击队，李秒斋任政委。20多天后，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接着攻下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占领兔儿梁，和后来到照金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共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经过几个月的分兵游击，除了三原武字区活动的部队埋枪解散外，其余各部都筹集到了大量粮款物资，恢复了战斗力，并且分别给中共北方局、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送去打土豪所得经费。12月上旬，各路游击部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
12月中旬，游击队接到省委令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示，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和省委的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12月22日，杜衡在杨家店村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上山主义”的错误，“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的领导职务，借口发扬军事民主，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杜衡还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从部队开除。在谢子长、阎红彦与王世泰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杜衡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两人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二团政委，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二团团长，参谋长郑毅，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处长。团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少年先锋连，共200余人，150支枪。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硕果仅存的唯一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而红二十六军是由红军晋西游击队为主干的红军陕甘游击队整编而成;原红军陕甘游击队成员谢子长、杨重远、杨琪、强世卿、魏武、马佩勋、白雪山、路文昌、王兆相、杨文模、李成兰、李成荣等都是红二十七军及前身各游击队支队的主要骨干。红军晋西游击队和红军陕甘游击队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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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章（1893-1931），陕西省高陵县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兼陕西《国民日报》社长，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天津商报》总编辑，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10月21日，因叛徒出卖被捕，11月13日，刘天章在太原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刘天章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人，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人称“青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党代表，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因战伤恶化，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毛泽东曾在1939年、1947年先后3次为谢子长题词，并亲笔写了277字的碑文。
谢子长
刘志丹（1903-1936），陕西省保安县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长、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八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务。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刘志丹
阎红彦（1909-1967），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人。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24年参军，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历任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大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黄河游击师司令，红三十军军长、政委。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遭到“四人帮”迫害致死。
阎红彦
杨重远（1894-1933），陕西省绥德县人。1925年参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1928年，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任师部副官长、军部军需官及中共军委书记。1930年冬，筹建晋西游击队，历任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代表兼晋西游击队队委会书记、政委，西北反帝同盟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处处长，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等职务。1933年5月29日，在安定县谭家岭战斗中腿部中弹后命令大家撤退，他留下掩护。宁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壮烈牺牲。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安定县城门楼上“示众”， 安定县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头颅取下来交给红军，秘密安葬。为了纪念杨重远，1934年底，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划出安定县的南区和延安、安塞、靖边3县各1部设立重远县。
杨重远
马文瑞
赵伯平（1902-1993），陕西省蓝田县人。又名赵绍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93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赵伯平
吴岱峰（1903-2005），名镇东，字岱峰。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1924年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毕业即到杨虎城部军校学习，1925年毕业任排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9日，参与领导策划皖北阜阳暴动。后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任营副、团副。历任晋西游击大队支部委员和副大队长，西北抗日同盟军副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红二十六军连长，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四十二师后方工作委员会主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参谋长兼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代团长，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西北红军抗日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游击学校校长和步兵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代旅长，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常委、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北检察署署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9月在北京逝世。
吴岱峰
马佩勋（1907-1984），山西孝义人。曾用名马英、马沛雄。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31年5月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西游击大队战士、班长、陕甘游击队中队长、南岭游击队政委、陕北一支队副支队长、四支队政治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政治委员、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晋西特别区委员会书记、山西新军第二一二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太岳第二地委书记、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晋南中心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总工会代主席（党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1984年12月11日因病逝世。
马佩勋
拓克宽（1905-1931），又名拓荒，字和卿，陕西省绥德县人。1924年考入榆林中学，同年秋，随李子洲转入绥德四师，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一百零九师，任连长及中共地下军委二团党总支委员、三团党总支书记等职务。1931年春，受命筹建晋西游击队任大队长。1931年9月，游击队在安条岭深夜遭到敌人重兵包围，不幸牺牲，年仅26岁。
拓克宽
黄子文（1909-1947），又名成章，化名王文。陕西省三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领导三原县万名农民群众的交农斗争。5月上旬，指挥领导三原起义。1930年任渭北灾民自救队政委。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原富耀）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教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等职务。1942年受高岗的政治迫害，被迫离开陕甘宁边区，并失去中共组织关系。1947年于渭北组建武工队，6月25日，在耀县烟当村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牺牲。翌年恢复党籍。
黄子文
白锡林（1908-1932），陕西省清涧县人。1924年到谢子长连参军，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清涧起义失败后坚持在陕北和晋西进行武装斗争。历任晋西游击队中队长、晋西游击队队长兼党委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委员兼警卫队队长、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兼警卫队队长。1932年4月被杜衡赶出部队，冬在晋西汾阳县王家池筹建游击队时，被敌人包围，掩护同志们突围，弹尽牺牲，年仅24岁。
白锡林
胡廷俊（1912-1935），陕西省绥德县人。1927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事学校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军校毕业后任排长。历任晋西游击队分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委员兼警卫队政委、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兼警卫队政委。在阳坡头战斗中负伤，被锯掉伤腿后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局担任福建和皖南地区党的交通巡视工作，为中央苏区反第四次“围剿”立下功劳。1935春，在皖南不幸被捕，敌人审判他时，他将敌人法庭变成了揭露敌人罪行和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3岁。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同志为胡廷俊题词：“胡廷俊同志，光荣的牺牲，永垂不朽！”
胡廷俊
（下）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根据陕西省委命令，挥师南下，进军关中，准备在渭北平原创建根据地。虽然取得邑旬县阳坡头毙俘前来“进剿”的杨虎城部警备团三营300余人（胡廷俊负伤）及邑旬县职田镇、耀县照金镇等胜利，但遭受到数千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被迫回师陇东。陕甘游击队改变了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来到寺村塬，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4月，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了有72个村镇的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开创了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河。
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带刘志丹、黄子文来到游击队。杜衡一来就指责陕甘游击队离开渭北平原在陇东开辟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月21日，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南下奇袭攻占旬邑县城获胜，俘敌300余人，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打下县城，影响很大，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由于谢子长等人以“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北平原，游击队无法生存”为由，反对省委要游击队去渭北平原打游击的决定。所以打下旬邑后，杜衡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及警卫大队，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李杰夫、黄子文分任政委，吴岱峰、杨重远分任参谋长，警卫队人员被分编到三、五两个支队，骑兵队被编入三支队。谢子长与警卫大队政委焦维炽被派到甘肃靖远组织兵运，警卫大队长白锡林被派到山西工作。三支队去陕西乾县、永寿、礼泉、彬县一带活动。五支队到淳化、三原一带活动。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有600余人。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陕甘游击队前往陕北进行战略转移，九战八胜，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6月初，在延安南边临镇战斗失败，部队损失三分之一。李杰夫等人以临镇战斗失利为由，坚决不继续往北，部队掉头南下进攻韩城失利。6月下旬，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返回陇东，部队只剩下200余人。李杰夫等提出：“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愿南下者跟我们走”的错误观点。在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人的反对下，在宁县梁掌堡召开队委会，克服了“南北分家”分裂红军的错误思想，决定在陇东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发展。将三、五支队改编为2个步兵大队和1个骑兵大队，选举阎红彦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撤销了李杰夫、黄子文的职务，刘志丹改任第二大队长。
7月9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地下党员高鹏飞根据杨林、苏杰儒带来谢子长的指示，发动西华池起义，170余名起义官兵与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队长。这次起义由于事前周密的安排部署取得了成功，这也是西北70余次兵变中唯一成功的一次。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和1个骑兵队，刘志丹、吴岱峰、高鹏飞、强龙光分别担任各大队大队长，游击队增至500人。7月中旬，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担任游击队政委，李艮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吴岱峰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李艮等人还在原队委会以外，另外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在李艮的错误指挥下，游击队在王朗坡、三嘉塬等地连打3个败仗，损失惨重。到8月下旬，部队锐减至70多人，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随即全部丧失，李艮等人去西安找省委汇报。
8月30日，陕西省委鉴于情况危急，又派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部队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领导两当起义失败后返回家乡的习仲勋听说游击队在照金，随即赶到照金镇以西的杨柳坪和谢子长、刘志丹会面。此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 9月12日晨，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歼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缴枪300余支，击毙富、铜、耀3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不日，敌军又集结5个团和几个县的民团兵力反扑。红军为避敌锋芒，撤离照金。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谢子长、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权习仲勋、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9月中旬，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失利，部队伤亡严重。游击队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为了克服困难，在合水莲花寺召开队委会会议上，决定分散活动：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带领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掩护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
11月随陕甘游击队在耀县照金一带活动的李秒斋（山西省汾西县人），组织韩天成兄弟等建立了有40多人的芋园游击队，李秒斋任政委。20多天后，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接着攻下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占领兔儿梁，和后来到照金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共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经过几个月的分兵游击，除了三原武字区活动的部队埋枪解散外，其余各部都筹集到了大量粮款物资，恢复了战斗力，并且分别给中共北方局、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送去打土豪所得经费。12月上旬，各路游击部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
12月中旬，游击队接到省委令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示，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和省委的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12月22日，杜衡在杨家店村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上山主义”的错误，“游击队领导人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的领导职务，借口发扬军事民主，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杜衡还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从部队开除。在谢子长、阎红彦与王世泰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杜衡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两人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二团政委，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二团团长，参谋长郑毅，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处长。团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少年先锋连，共200余人，150支枪。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硕果仅存的唯一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而红二十六军是由红军晋西游击队为主干的红军陕甘游击队整编而成;原红军陕甘游击队成员谢子长、杨重远、杨琪、强世卿、魏武、马佩勋、白雪山、路文昌、王兆相、杨文模、李成兰、李成荣等都是红二十七军及前身各游击队支队的主要骨干。红军晋西游击队和红军陕甘游击队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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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章（1893-1931），陕西省高陵县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兼陕西《国民日报》社长，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天津商报》总编辑，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10月21日，因叛徒出卖被捕，11月13日，刘天章在太原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人，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人称“青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党代表，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兼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因战伤恶化，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毛泽东曾在1939年、1947年先后3次为谢子长题词，并亲笔写了277字的碑文。
刘志丹（1903-1936），陕西省保安县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长、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八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务。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阎红彦（1909-1967），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人。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24年参军，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历任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大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黄河游击师司令，红三十军军长、政委。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遭到“四人帮”迫害致死。
杨重远（1894-1933），陕西省绥德县人。1925年参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1928年，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任师部副官长、军部军需官及中共军委书记。1930年冬，筹建晋西游击队，历任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代表兼晋西游击队队委会书记、政委，西北反帝同盟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处处长，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等职务。1933年5月29日，在安定县谭家岭战斗中腿部中弹后命令大家撤退，他留下掩护。宁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壮烈牺牲。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安定县城门楼上“示众”， 安定县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头颅取下来交给红军，秘密安葬。为了纪念杨重远，1934年底，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划出安定县的南区和延安、安塞、靖边3县各1部设立重远县。
赵伯平（1902-1993），陕西省蓝田县人。又名赵绍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93年5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吴岱峰（1903-2005），名镇东，字岱峰。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1924年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毕业即到杨虎城部军校学习，1925年毕业任排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9日，参与领导策划皖北阜阳暴动。后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任营副、团副。历任晋西游击大队支部委员和副大队长，西北抗日同盟军副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红二十六军连长，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四十二师后方工作委员会主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参谋长兼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代团长，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西北红军抗日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游击学校校长和步兵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代旅长，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常委、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北检察署署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9月在北京逝世。
马佩勋（1907-1984），山西孝义人。曾用名马英、马沛雄。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31年5月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西游击大队战士、班长、陕甘游击队中队长、南岭游击队政委、陕北一支队副支队长、四支队政治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政治委员、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晋西特别区委员会书记、山西新军第二一二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太岳第二地委书记、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晋南中心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总工会代主席（党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1984年12月11日因病逝世。
拓克宽（1905-1931），又名拓荒，字和卿，陕西省绥德县人。1924年考入榆林中学，同年秋，随李子洲转入绥德四师，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一百零九师，任连长及中共地下军委二团党总支委员、三团党总支书记等职务。1931年春，受命筹建晋西游击队任大队长。1931年9月，游击队在安条岭深夜遭到敌人重兵包围，不幸牺牲，年仅26岁。
黄子文（1909-1947），又名成章，化名王文。陕西省三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领导三原县万名农民群众的交农斗争。5月上旬，指挥领导三原起义。1930年任渭北灾民自救队政委。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原富耀）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教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等职务。1942年受高岗的政治迫害，被迫离开陕甘宁边区，并失去中共组织关系。1947年于渭北组建武工队，6月25日，在耀县烟当村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牺牲。翌年恢复党籍。
白锡林（1908-1932），陕西省清涧县人。1924年到谢子长连参军，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清涧起义失败后坚持在陕北和晋西进行武装斗争。历任晋西游击队中队长、晋西游击队队长兼党委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委员兼警卫队队长、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兼警卫队队长。1932年4月被杜衡赶出部队，冬在晋西汾阳县王家池筹建游击队时，被敌人包围，掩护同志们突围，弹尽牺牲，年仅24岁。
胡廷俊（1912-1935），陕西省绥德县人。1927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打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事学校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军校毕业后任排长。历任晋西游击队分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委员兼警卫队政委、陕甘游击队党委委员兼警卫队政委。在阳坡头战斗中负伤，被锯掉伤腿后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局担任福建和皖南地区党的交通巡视工作，为中央苏区反第四次“围剿”立下功劳。1935春，在皖南不幸被捕，敌人审判他时，他将敌人法庭变成了揭露敌人罪行和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3岁。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同志为胡廷俊题词：“胡廷俊同志，光荣的牺牲，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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