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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会、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和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国企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5届高层论坛”致辞，用格外强调的语气指出了这一点，并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次论坛是9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刘国光，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等，来自全国各研究机构、高校及政府部门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朱佳木：国有经济是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
“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的主体，我国的市场体系才能完备、健全和发展，才能确保市场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交往将进一步增加。在这方面，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具有雄厚的竞争实力，而且起着主导作用。”这些规定和论述说明，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骨干力量，是实行宏观调控、参与国际竞争，以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民族的团结、国防的巩固，没有人民的一切。
刘国光：壮大国有经济，制止两极分化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贫穷的矛盾。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发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容易，实现社会公平克服两极分化反而非常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集中精力進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事业以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效率优先做大GDP规模上面，而把社会公平和分配好社会产品的问题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以至于一些同志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基本常识也模糊淡忘了。比如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个、私经济是应该允许发展的，但不能忘了列宁指出的小生产时刻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规律；比如说，私人资本是应该允许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积累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的规律；又比如说，私营企业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应当承认的，但不能忘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这一本性迫使他们不断为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奋斗，推动社会走向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自然产生”，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至理名言。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却竭力回避“两极分化”的字眼。党内一部分有影响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ABC，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时候，对于私人资本经济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励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方面，而不注意节制和限制其剥削和导致两极分化后果的消极方面，即与社会主义本质不兼容的东西。先富带后富和共同富裕长期难以实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当前，关于“国富”与“民富”的争论很热烈，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
应当指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两级分化趋势，不能单纯靠国家财政调节手段。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甚多，如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等，必须一一应对。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只有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才能制止两极分化。
程恩富：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若干问题
无论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要求看，国有企业都跟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密不可分。
去年在北京召开的《财经》年会上，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关系”，认为私营经济搞好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就巩固了。这种观点在会议上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上导致部分人出现了思想混乱，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我们认为，这种把国有企业和共产党执政割裂开来，无视国有企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地位强化的内在逻辑联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澄清。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体现在共产党执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理念，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从建立之初就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成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强力量。国有经济在社会资源占有、产业分布、吸收就业、提供财政收入等多个方面占据了基础性、主导性、战略性的地位。当然地成为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和强力保障。
第三，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我国国有企业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有生力量。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强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三个基础又统一于人民这个核心基础。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却基本保持了稳定，近年来还略有上升。200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20510家，全年从业人员平均数达到了1803万人，比2008年的1794万人增加了9万人，这是我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直接的阶级基础。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维护社会主义生产稳定、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国有企业的存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越壮大，执政的物质基础越坚实，也就越能弥补理念基础与法理基础的滞后性和不足，越能夯实执政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也越能提高执政的有效性。
李昌平：“中国拐点”、国家自主性与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國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也确实到了该检讨国家自主性的时候了，到了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
什么是“中国拐点”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工业化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当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出现“中国拐点”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
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中国拐点”，对中国和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重大指导意义，即在“中国拐点”之后步入现代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可能靠复制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必须探索有别于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新道路。这个结论与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也与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说的一番话是一致的。毛主席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也确实到了该检讨国家自主性的时候了，到了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
这次论坛是9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刘国光，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等，来自全国各研究机构、高校及政府部门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朱佳木：国有经济是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
“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的主体，我国的市场体系才能完备、健全和发展，才能确保市场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交往将进一步增加。在这方面，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具有雄厚的竞争实力，而且起着主导作用。”这些规定和论述说明，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骨干力量，是实行宏观调控、参与国际竞争，以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民族的团结、国防的巩固，没有人民的一切。
刘国光：壮大国有经济，制止两极分化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贫穷的矛盾。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发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容易，实现社会公平克服两极分化反而非常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集中精力進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事业以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效率优先做大GDP规模上面，而把社会公平和分配好社会产品的问题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以至于一些同志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基本常识也模糊淡忘了。比如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个、私经济是应该允许发展的，但不能忘了列宁指出的小生产时刻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规律；比如说，私人资本是应该允许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积累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的规律；又比如说，私营企业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应当承认的，但不能忘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这一本性迫使他们不断为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奋斗，推动社会走向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自然产生”，这是邓小平的又一个至理名言。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却竭力回避“两极分化”的字眼。党内一部分有影响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ABC，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时候，对于私人资本经济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励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方面，而不注意节制和限制其剥削和导致两极分化后果的消极方面，即与社会主义本质不兼容的东西。先富带后富和共同富裕长期难以实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当前，关于“国富”与“民富”的争论很热烈，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
应当指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两级分化趋势，不能单纯靠国家财政调节手段。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甚多，如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等，必须一一应对。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只有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才能制止两极分化。
程恩富：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若干问题
无论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要求看，国有企业都跟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密不可分。
去年在北京召开的《财经》年会上，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关系”，认为私营经济搞好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就巩固了。这种观点在会议上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上导致部分人出现了思想混乱，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我们认为，这种把国有企业和共产党执政割裂开来，无视国有企业发展和共产党执政地位强化的内在逻辑联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澄清。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体现在共产党执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理念，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从建立之初就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成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强力量。国有经济在社会资源占有、产业分布、吸收就业、提供财政收入等多个方面占据了基础性、主导性、战略性的地位。当然地成为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和强力保障。
第三，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我国国有企业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有生力量。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强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三个基础又统一于人民这个核心基础。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却基本保持了稳定，近年来还略有上升。200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20510家，全年从业人员平均数达到了1803万人，比2008年的1794万人增加了9万人，这是我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直接的阶级基础。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维护社会主义生产稳定、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国有企业的存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越壮大，执政的物质基础越坚实，也就越能弥补理念基础与法理基础的滞后性和不足，越能夯实执政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也越能提高执政的有效性。
李昌平：“中国拐点”、国家自主性与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國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也确实到了该检讨国家自主性的时候了，到了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
什么是“中国拐点”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工业化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当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出现“中国拐点”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
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中国拐点”，对中国和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重大指导意义，即在“中国拐点”之后步入现代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可能靠复制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必须探索有别于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新道路。这个结论与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也与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说的一番话是一致的。毛主席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也确实到了该检讨国家自主性的时候了，到了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