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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段在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史实，《文成公主》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悬念。而作为一段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她却成为汉藏人民永远传扬的民间佳话。的确，《文成公主》的传说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作为公主远嫁，以求两国和睦的传说故事，在历史上也不胜枚举。但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却常常被人忽视。其实传说中的传说核（这里指传说的原初形态）和传说的流变状况，以及婚礼中的各种试婚习俗，都是饶有趣味的。本文主要从吐蕃时期，藏王松赞干布派遣请婚使者嘎尔•录东赞前往唐朝求亲。唐太宗为了考验来使的智谋和吐蕃的国力，向婚使提出的一系列难题为主线，向读者阐释《文成公主》这一民间帝王将相传说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文成公主》；民间传说；录东赞；谜语；流变性；试婚制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標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147-03
一、婚使求亲，唐王试婚
公元636年，正是唐朝盛世贞观之治之时，也是“长安之西八千里”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的时期，两国由于文化的差异（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民族心理的落差以及生存、扩张的需要，经常发生冲突和交战，致使民不聊生，国力日衰 。为了休养生息，稳定边境，互通友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录东赞前往长安向唐王求亲。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和选拔，过五关，斩六将，吐蕃终于在众多的求婚国中脱颖而出。将公主迎回藏域，揭开了两国和亲，彼此奋进的历史篇章。然而，正如了解正史的人所知，两唐的吐蕃传中并无唐王试婚这一插曲。吐蕃传仅以寥寥数十字，交待了这段历史：“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群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媚之礼甚恭。”细看正史的记载，其中并无试婚的情节。那么《文成公主》这一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最初的蓝本是怎样的呢？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试婚的情节最初出现在藏族古代典籍《嘛尼全集》中，据学者推测此书盖成书于公元七世纪，书中记载了试婚的七个难题，并无三件锦囊的细节。其后《巴协》也以回顾性的文字粗略地记载了这段历史。后来的许多民间传说都沿用这一传说的内容，形成了一些丰富多彩的异文，如《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文成公主传说就仅包括七次试婚的情节。而由索南坚赞修撰的《西藏王统记》则丰富了这一传说，将松赞干布的珍贵聘礼、三件锦囊妙计和七次试婚的经过都写一一采录，基本上塑造完全了录东赞这一智勇双全、富贵不移的藏族忠臣形象，而就传说本生而言，随着时代的演进，历史的发展，传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形成吐蕃婚使录东赞在“七试婚使”中均获全胜的民间传说。此传说以其跌宕起伏、一咏三叹的特质成为民间文学的佳作。也成为藏族民间文学，民间绘画、民间戏剧、民间歌舞最为热衷的表现内容之一。
二、谜语：—个来自远古的神秘艺术
没有神话、史诗般的壮阔苍茫，亦没有歌谣、谚语般的清新亮丽。谜语作为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长久以来，都处在被世人冷落的地位。晦涩难懂的语词，劳神费力的过程，足以让人厌倦。而唐王试婚显然属于谜语中的事谜（事谜的谜底既非字，亦非物，而是一种动态中的物，如劳动动作，行为和事件，文体活动或游戏,古代有关劝谏、答问、暗示等所采用的隐语，都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说明一件事，一个问题，也多属事谜。）[1]102唐王试婚的难题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谜语特质的端倪，即：“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2]。追溯谜语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谜语也经历了神话和史诗般的命运。“随着世界社会的向前发展，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可能渐渐地变为纯粹的遗留，它们的最初的意义逐渐消失了，每一代记得它的越来越少，最后，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完全为人民所遗忘。后来，民族学努力把点点滴滴、零散的或遗忘了的材料连在一起，或多或少有成效地恢复这种意义”[3]。据考证，谜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以前。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夏朝，有一种讽刺性质的歌谣，叫做辞（也叫语）或谶语，是谜语的雏形[4]45。如当时民众对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夏王的诅咒：“时日接丧？予及汝皆亡。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辞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进谏、讽喻统治者的隐语（也叫隐）。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彦何（刘勰）之意，以为在上者，肆行贪虐，下民不敢明谤，则以为隐语，以寄怨之情……”[5]98这是隐语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隐语的特点是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借用具体的生动的事物或动物的隐喻或暗示，让人猜测意会，有的还含有深邃的寓意，比较费解，不易捉摸的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赵濂在其《谜语浅说》中对这一时期谜语的产生和它的作用作了精辟的概括：“ 那时，群雄崛起，列国纷争，君权确立，有些政客游说各国，均不直言。常用隐语劝说君王，有的当权者也以隐语测验自己的臣民的智慧，并把它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去，作为折服对方的一种手段。在生活中，有些不便告人的事，也往往用隐语掩人耳目，暗中通情。有的民族还把它用在生活礼仪或宗教仪式中这种猜谜活动，有时甚至关系到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安危。可见，隐语在古代的地位，是具有严肃的意义和重大的作用的[6]133。的确，处在一个稍有闪失，便会身败名裂的时代，既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又要明哲保身，这种或隐或现、时明时暗的表达方式，实在是在恰当不过。随着社会的稳定、政治的昌明和言路的开放，文人大夫、名流政客不必再采取这种形式，直谏成为一种美德和风尚。但谜语或者说隐语并未由此形成文学的断层，从此不复存在。而是自上而下的向民间走去，成为渔樵耕读之类放松身心、消遣娱乐的工具，并世代传承。
文学的发展似乎也逃避不了趋同的魔咒。这种自上而下，由繁到简的文学流变过程在藏族文化史上也曾出现。据文献记载从聂赤至拉妥妥日年赞二十七代赞普，为西藏神话传说时期，在此期间，“吐蕃之社稷，由“仲”、“德乌”和苯教三者护持[7]88。 “仲”即口头神话和传说。“德乌”是猜谜和巫卜，苯教就是佛教传入之前藏族先民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波信仰。作为最早的文化形式之一，“德乌”是藏族谜语的前身，它是古代的卜辞和卦辞，是巫师在宣布占卜结果，预兆吉凶祸福时所采用的韵文表达形式（巫师和帝王拥有行使这种占卜形式的特权，未经许可，民众不可擅自进行问卦占卜等活动）。这些卜辞晦涩难懂，显然是出于对“天机不可泄露”的禁忌而采用的彰而不显，秘而不宣的妥协折中的办法，它同时也是上古人民为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而又收效甚微的生存方式。有趣的是，在藏区，谜语也同样经历了和神话史诗般自上而下、由圣到俗的过程。“德乌”，从前，高高在上的政治护持者，如今，已进入藏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史诗、故事、歌谣、戏剧或是日常生活。藏族人都热衷于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如藏族的创世神话《当世界形成时》就是以谜语问答的形式完成的。以及藏族民歌《竹子生在哪里》，也是谜语问答是民歌的典范，它们既热烈真挚，又不乏诙谐幽默。
放眼世界，谜语的在许多文明古国都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都不会忘记希腊神话中食人的狮身人面怪兽斯诺科斯。这是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她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在食人之前，必要求此人猜谜，如果猜中便有生还的希望，反之，则是羊入虎口。但是狡黠的她总会向来着提一些极难猜中的谜语，致使在英雄奥德修斯之前，所有进入她的领地的人都在被她嘲弄之后在屈辱中死去。我们不准备讨论这背后的文化寓意。但神话背后的民俗内涵却是不容忽视的。据神话和许多史料记载，古时，用猜谜的方法定夺胜负、生死的做法是很普遍的。这说明猜谜在古代确实是一件十分严肃而神圣的事。从唐王试婚的传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谜语久远而严肃的一面。唐太宗采用试婚的方式择婿，显然是经过了历史的积淀发展而来的。在这方面，他不能超越那些现成的方式和方法，只能借助于它们来建立自己的试婚机制。只是在这则传说中，猜谜失败，面对请婚使者的不是死亡，而是和亲失败，空手而归。这就是民俗取其意而弃其壳的文化演进方式。
三、民间文学的流变与归宿
说起民间文学的流变性，我们必须提到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孟姜女传说》，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这一传说的纵深和横向的流变状况和流变的原因。正如顾先生发现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原则。他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背反，具体情况有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间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一点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8]56。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文成公主》传说从最初的《嘛尼全集》中的七次试婚的记载，到《巴协》中的回顾性记叙，再到《西藏王统记》的基本定型以及后來的《贤者喜宴》和《西藏王臣记》，传说的内容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不仅使其具备了历史的厚重感，也增进了其独特的民族气息。同时，传说在流变过程中，婚使的传奇色彩不断加深，他已超出了凡人的界限，俨然成为一位未卜先知的神人。而作这一安排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民间传说在传说核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以塑造箭垛式人物的又一例证。
在传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中，虽然我们不知道传说中的试婚难题是否确有其事，“民间传说的可信性也并不等于民间传说的每个细节、每个形象都具有可靠的历史事实，而是本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9]43-44。但其最早的存在形态可见一斑。
笔者在本文中还想试着探讨传说在体裁样式上的发展变化。但这里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民间文学体裁样式的变化，是不是民间文学的流变的问题。中国民间文学之父钟敬文先生谈到民间文学的流变性时说：“从变异性的特征的表现上来看，无论语言表现形式的变化或作品内容的变化，都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必须说明，同一内容的作品有往往用不同的体裁样式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不应该看作是变异性的一种表现”[10]25-70。显然，钟先生是不赞成将体裁的变异看作民间文学变异性的表征之一的。这对于将民间故事以民间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将民间戏剧的脚本改写为民间故事的“变异”方式的批评显然是十分中肯的。但本着“任何民间文学都是属于特定地域”的学术原则，《文成公主》传说的流变似乎应该是一种体裁变异的例外。由于其变异的两种形式跨度太大（从谜语到传说），变异的情况太突出，故我们应该可以将其列为民间文学变异的表现之一。此外，《文成公主》作为藏戏的压轴大戏，为了适应广场演义的需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仍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再者，民间文学的流变还表现在文学体裁地位的变化上。《文成公主》传说中丰富的事谜，似乎在向我们展示其不为人知的远古魅力，上一节我们分析过谜语在古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没有悬念的讲这一传说中的事谜，在唐以前或者说在婚使求亲之前早已存在，其前身是严肃而性命攸关的，它们在进谏、讽喻、外交、占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唐代，为了测试多国婚使和完成录东赞这一历史人的塑造，而将流传已久的谜语一一拼合和演绎。正是这些原本庄严的事谜，反而为《文成公主》镀上了一层清新质朴的色彩。从传说的事谜中，我们看到了谜语从神圣严肃到休闲消遣的过度。
然而我们不必为原本神圣的事物的陨落而伤怀，正如车文明在他的书中写道：“宗教只有与世俗相结合，才能生存发展”[11]59。叶舒宪也曾强调：“经典的世俗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大背景是原始的宗教信仰的变革、衰微和失传。以及政教分离的趋向，就上古中国的情形而言。由神圣到世俗的这种历史转化过程清楚地体现在被奉为至高文学典范的《诗经》分类上”[12]。如果神话、史诗和谜语（辞），长久以来被巫觋、部落酋长和上层知识分子垄断，今天的民间文学，就不会如此异彩纷呈。它们的流变和降格对我们而言不失为一件极好的事。
四、试婚的由来
熟悉各兄弟民族和各国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人都能说出许多青年男女为了“终成眷属”克服万难的故事和故事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无外乎他们为了追求幸福而排除万难，冲破封建论理枷锁的艰难历程。这些磨难中包括答问、斩妖除魔、独自远行等。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思路。普罗普将故事角色的功能归为三十一类，其中大多为主人公经受考验，遭到盘问，遭受攻击以及向主人公提出请求或发出命令，派遣他或允许他出发等[13]。试问这些五花八门的难题与试婚有何关系呢？其实这些难题和考验是原始人推选酋长和祭司的方式之一，这一点在《金枝》中已有详尽的阐释，同时这种有些不尽人情的难题是初民考验青年人以及完成他们蜕变的成年礼的内容之一。据考证，试婚最初来源于古代服务婚的一种演变形式。“根据民俗学者的考察，故事中这种以完成某种难题为结婚条件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古老习俗的遗留，其中具体情况有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古代‘服务婚’的反映”[14]。远古时期，由于物资匮乏和劳动力缺乏，为了保证劳动了相对充足以及繁衍后代，他们便采用这种方式来补偿劳动力的流失(家中女性成员的婚嫁)，而这种服务婚的滥觞便是古代检验一位领导候选人体力、智力和毅力的方式。虽然至今学界对服务婚的探讨莫衷一是，但其补偿劳动力，检验求婚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结语
自两唐《吐蕃传》中唐蕃和亲的史实到流传至今的《文成公主》民间传说，我们不难看出，民间文学丰富的内涵和灵活多变的外在形式。黑格尔就曾说：“原始时期的文学属于前艺术……”辞、谶语以及隐语作为谜语的前身，就是原始时期的“前艺术”，这种艺术是严肃而神圣的。甚至是攸关生死的。“谜语在古代有较大的实际作用，常常被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这种隐语和辞，主要用在臣子进谏或帝王测验臣民上，有时还用来处理外交事务。有的民族还把它用在生活仪式或宗教仪式中。猜谜有时甚至关系到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安危”[15]。同时试婚的民俗艺术也是古代民风的重要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些艺术失去了以往令人炫目的光彩。从而成为我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同时也成为民俗乐园中的一朵奇葩，娇艳怒放。
参考文献：
[1]赵濂.谜语浅说[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2]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道树声，译.
[4]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刘志群.藏戏与藏俗[M].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
[6]刘守华，等.民间文学教程[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8]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M].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9]叶舒宪.神话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M].
[11]许钰.口承故事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商务印书馆，1990.
[13]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14]巴塞囊.巴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关键词：《文成公主》；民间传说；录东赞；谜语；流变性；试婚制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標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147-03
一、婚使求亲，唐王试婚
公元636年，正是唐朝盛世贞观之治之时，也是“长安之西八千里”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的时期，两国由于文化的差异（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民族心理的落差以及生存、扩张的需要，经常发生冲突和交战，致使民不聊生，国力日衰 。为了休养生息，稳定边境，互通友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录东赞前往长安向唐王求亲。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和选拔，过五关，斩六将，吐蕃终于在众多的求婚国中脱颖而出。将公主迎回藏域，揭开了两国和亲，彼此奋进的历史篇章。然而，正如了解正史的人所知，两唐的吐蕃传中并无唐王试婚这一插曲。吐蕃传仅以寥寥数十字，交待了这段历史：“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群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媚之礼甚恭。”细看正史的记载，其中并无试婚的情节。那么《文成公主》这一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最初的蓝本是怎样的呢？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试婚的情节最初出现在藏族古代典籍《嘛尼全集》中，据学者推测此书盖成书于公元七世纪，书中记载了试婚的七个难题，并无三件锦囊的细节。其后《巴协》也以回顾性的文字粗略地记载了这段历史。后来的许多民间传说都沿用这一传说的内容，形成了一些丰富多彩的异文，如《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文成公主传说就仅包括七次试婚的情节。而由索南坚赞修撰的《西藏王统记》则丰富了这一传说，将松赞干布的珍贵聘礼、三件锦囊妙计和七次试婚的经过都写一一采录，基本上塑造完全了录东赞这一智勇双全、富贵不移的藏族忠臣形象，而就传说本生而言，随着时代的演进，历史的发展，传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形成吐蕃婚使录东赞在“七试婚使”中均获全胜的民间传说。此传说以其跌宕起伏、一咏三叹的特质成为民间文学的佳作。也成为藏族民间文学，民间绘画、民间戏剧、民间歌舞最为热衷的表现内容之一。
二、谜语：—个来自远古的神秘艺术
没有神话、史诗般的壮阔苍茫，亦没有歌谣、谚语般的清新亮丽。谜语作为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长久以来，都处在被世人冷落的地位。晦涩难懂的语词，劳神费力的过程，足以让人厌倦。而唐王试婚显然属于谜语中的事谜（事谜的谜底既非字，亦非物，而是一种动态中的物，如劳动动作，行为和事件，文体活动或游戏,古代有关劝谏、答问、暗示等所采用的隐语，都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说明一件事，一个问题，也多属事谜。）[1]102唐王试婚的难题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谜语特质的端倪，即：“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2]。追溯谜语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谜语也经历了神话和史诗般的命运。“随着世界社会的向前发展，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可能渐渐地变为纯粹的遗留，它们的最初的意义逐渐消失了，每一代记得它的越来越少，最后，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完全为人民所遗忘。后来，民族学努力把点点滴滴、零散的或遗忘了的材料连在一起，或多或少有成效地恢复这种意义”[3]。据考证，谜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以前。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夏朝，有一种讽刺性质的歌谣，叫做辞（也叫语）或谶语，是谜语的雏形[4]45。如当时民众对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夏王的诅咒：“时日接丧？予及汝皆亡。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辞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进谏、讽喻统治者的隐语（也叫隐）。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彦何（刘勰）之意，以为在上者，肆行贪虐，下民不敢明谤，则以为隐语，以寄怨之情……”[5]98这是隐语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隐语的特点是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借用具体的生动的事物或动物的隐喻或暗示，让人猜测意会，有的还含有深邃的寓意，比较费解，不易捉摸的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赵濂在其《谜语浅说》中对这一时期谜语的产生和它的作用作了精辟的概括：“ 那时，群雄崛起，列国纷争，君权确立，有些政客游说各国，均不直言。常用隐语劝说君王，有的当权者也以隐语测验自己的臣民的智慧，并把它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去，作为折服对方的一种手段。在生活中，有些不便告人的事，也往往用隐语掩人耳目，暗中通情。有的民族还把它用在生活礼仪或宗教仪式中这种猜谜活动，有时甚至关系到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安危。可见，隐语在古代的地位，是具有严肃的意义和重大的作用的[6]133。的确，处在一个稍有闪失，便会身败名裂的时代，既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又要明哲保身，这种或隐或现、时明时暗的表达方式，实在是在恰当不过。随着社会的稳定、政治的昌明和言路的开放，文人大夫、名流政客不必再采取这种形式，直谏成为一种美德和风尚。但谜语或者说隐语并未由此形成文学的断层，从此不复存在。而是自上而下的向民间走去，成为渔樵耕读之类放松身心、消遣娱乐的工具，并世代传承。
文学的发展似乎也逃避不了趋同的魔咒。这种自上而下，由繁到简的文学流变过程在藏族文化史上也曾出现。据文献记载从聂赤至拉妥妥日年赞二十七代赞普，为西藏神话传说时期，在此期间，“吐蕃之社稷，由“仲”、“德乌”和苯教三者护持[7]88。 “仲”即口头神话和传说。“德乌”是猜谜和巫卜，苯教就是佛教传入之前藏族先民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波信仰。作为最早的文化形式之一，“德乌”是藏族谜语的前身，它是古代的卜辞和卦辞，是巫师在宣布占卜结果，预兆吉凶祸福时所采用的韵文表达形式（巫师和帝王拥有行使这种占卜形式的特权，未经许可，民众不可擅自进行问卦占卜等活动）。这些卜辞晦涩难懂，显然是出于对“天机不可泄露”的禁忌而采用的彰而不显，秘而不宣的妥协折中的办法，它同时也是上古人民为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而又收效甚微的生存方式。有趣的是，在藏区，谜语也同样经历了和神话史诗般自上而下、由圣到俗的过程。“德乌”，从前，高高在上的政治护持者，如今，已进入藏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史诗、故事、歌谣、戏剧或是日常生活。藏族人都热衷于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如藏族的创世神话《当世界形成时》就是以谜语问答的形式完成的。以及藏族民歌《竹子生在哪里》，也是谜语问答是民歌的典范，它们既热烈真挚，又不乏诙谐幽默。
放眼世界，谜语的在许多文明古国都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都不会忘记希腊神话中食人的狮身人面怪兽斯诺科斯。这是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她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在食人之前，必要求此人猜谜，如果猜中便有生还的希望，反之，则是羊入虎口。但是狡黠的她总会向来着提一些极难猜中的谜语，致使在英雄奥德修斯之前，所有进入她的领地的人都在被她嘲弄之后在屈辱中死去。我们不准备讨论这背后的文化寓意。但神话背后的民俗内涵却是不容忽视的。据神话和许多史料记载，古时，用猜谜的方法定夺胜负、生死的做法是很普遍的。这说明猜谜在古代确实是一件十分严肃而神圣的事。从唐王试婚的传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谜语久远而严肃的一面。唐太宗采用试婚的方式择婿，显然是经过了历史的积淀发展而来的。在这方面，他不能超越那些现成的方式和方法，只能借助于它们来建立自己的试婚机制。只是在这则传说中，猜谜失败，面对请婚使者的不是死亡，而是和亲失败，空手而归。这就是民俗取其意而弃其壳的文化演进方式。
三、民间文学的流变与归宿
说起民间文学的流变性，我们必须提到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孟姜女传说》，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传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这一传说的纵深和横向的流变状况和流变的原因。正如顾先生发现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原则。他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背反，具体情况有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间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一点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8]56。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文成公主》传说从最初的《嘛尼全集》中的七次试婚的记载，到《巴协》中的回顾性记叙，再到《西藏王统记》的基本定型以及后來的《贤者喜宴》和《西藏王臣记》，传说的内容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不仅使其具备了历史的厚重感，也增进了其独特的民族气息。同时，传说在流变过程中，婚使的传奇色彩不断加深，他已超出了凡人的界限，俨然成为一位未卜先知的神人。而作这一安排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民间传说在传说核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以塑造箭垛式人物的又一例证。
在传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中，虽然我们不知道传说中的试婚难题是否确有其事，“民间传说的可信性也并不等于民间传说的每个细节、每个形象都具有可靠的历史事实，而是本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9]43-44。但其最早的存在形态可见一斑。
笔者在本文中还想试着探讨传说在体裁样式上的发展变化。但这里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民间文学体裁样式的变化，是不是民间文学的流变的问题。中国民间文学之父钟敬文先生谈到民间文学的流变性时说：“从变异性的特征的表现上来看，无论语言表现形式的变化或作品内容的变化，都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必须说明，同一内容的作品有往往用不同的体裁样式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不应该看作是变异性的一种表现”[10]25-70。显然，钟先生是不赞成将体裁的变异看作民间文学变异性的表征之一的。这对于将民间故事以民间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将民间戏剧的脚本改写为民间故事的“变异”方式的批评显然是十分中肯的。但本着“任何民间文学都是属于特定地域”的学术原则，《文成公主》传说的流变似乎应该是一种体裁变异的例外。由于其变异的两种形式跨度太大（从谜语到传说），变异的情况太突出，故我们应该可以将其列为民间文学变异的表现之一。此外，《文成公主》作为藏戏的压轴大戏，为了适应广场演义的需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仍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再者，民间文学的流变还表现在文学体裁地位的变化上。《文成公主》传说中丰富的事谜，似乎在向我们展示其不为人知的远古魅力，上一节我们分析过谜语在古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没有悬念的讲这一传说中的事谜，在唐以前或者说在婚使求亲之前早已存在，其前身是严肃而性命攸关的，它们在进谏、讽喻、外交、占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唐代，为了测试多国婚使和完成录东赞这一历史人的塑造，而将流传已久的谜语一一拼合和演绎。正是这些原本庄严的事谜，反而为《文成公主》镀上了一层清新质朴的色彩。从传说的事谜中，我们看到了谜语从神圣严肃到休闲消遣的过度。
然而我们不必为原本神圣的事物的陨落而伤怀，正如车文明在他的书中写道：“宗教只有与世俗相结合，才能生存发展”[11]59。叶舒宪也曾强调：“经典的世俗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大背景是原始的宗教信仰的变革、衰微和失传。以及政教分离的趋向，就上古中国的情形而言。由神圣到世俗的这种历史转化过程清楚地体现在被奉为至高文学典范的《诗经》分类上”[12]。如果神话、史诗和谜语（辞），长久以来被巫觋、部落酋长和上层知识分子垄断，今天的民间文学，就不会如此异彩纷呈。它们的流变和降格对我们而言不失为一件极好的事。
四、试婚的由来
熟悉各兄弟民族和各国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人都能说出许多青年男女为了“终成眷属”克服万难的故事和故事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无外乎他们为了追求幸福而排除万难，冲破封建论理枷锁的艰难历程。这些磨难中包括答问、斩妖除魔、独自远行等。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思路。普罗普将故事角色的功能归为三十一类，其中大多为主人公经受考验，遭到盘问，遭受攻击以及向主人公提出请求或发出命令，派遣他或允许他出发等[13]。试问这些五花八门的难题与试婚有何关系呢？其实这些难题和考验是原始人推选酋长和祭司的方式之一，这一点在《金枝》中已有详尽的阐释，同时这种有些不尽人情的难题是初民考验青年人以及完成他们蜕变的成年礼的内容之一。据考证，试婚最初来源于古代服务婚的一种演变形式。“根据民俗学者的考察，故事中这种以完成某种难题为结婚条件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古老习俗的遗留，其中具体情况有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古代‘服务婚’的反映”[14]。远古时期，由于物资匮乏和劳动力缺乏，为了保证劳动了相对充足以及繁衍后代，他们便采用这种方式来补偿劳动力的流失(家中女性成员的婚嫁)，而这种服务婚的滥觞便是古代检验一位领导候选人体力、智力和毅力的方式。虽然至今学界对服务婚的探讨莫衷一是，但其补偿劳动力，检验求婚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结语
自两唐《吐蕃传》中唐蕃和亲的史实到流传至今的《文成公主》民间传说，我们不难看出，民间文学丰富的内涵和灵活多变的外在形式。黑格尔就曾说：“原始时期的文学属于前艺术……”辞、谶语以及隐语作为谜语的前身，就是原始时期的“前艺术”，这种艺术是严肃而神圣的。甚至是攸关生死的。“谜语在古代有较大的实际作用，常常被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这种隐语和辞，主要用在臣子进谏或帝王测验臣民上，有时还用来处理外交事务。有的民族还把它用在生活仪式或宗教仪式中。猜谜有时甚至关系到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安危”[15]。同时试婚的民俗艺术也是古代民风的重要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些艺术失去了以往令人炫目的光彩。从而成为我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同时也成为民俗乐园中的一朵奇葩，娇艳怒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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