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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说话逻辑，没有数学或逻辑学研究那样复杂的推演过程，而是基础的，因而也是常识性的。那些看似说理的方式，却很可能是存在缺陷的推理，自然也绝不像讲话者所宣称的那样“有理”。
根据逻辑学的基础常识，一个推理和论证要得出真实的结论，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从前提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前提是否真实，涉及到对事实的判断，而谬误常常是出现在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关系上。换言之，那些貌似正确、具有某种心理的说服力，经仔细分析之后却发现是无效的推理或论证形式，只不过是借助外在的威胁、语气或诡辩做了点辩护包装罢了。
歧义性谬误：利用语义的模糊
歧义性谬误，简单说，就是指故意或无意地使用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最基本的一个错误是“概念混淆”。词语常是多义的，如果在论证过程中，利用这种多义性推论，就会犯逻辑错误。
实际上，这种多义，除了词语本身，由词语构成的语法结果，也会因不确定而产生一句多义，包括动宾关系不明，代词所指不明，定语修辞不明，等等。这时，就犯下了“构型歧义”。
即使在词语和句子结构上避免了错误，也还是可能由于强调其中的不同部分，衍生出不同的意义。如果这种强调是故意的，以至于扭曲了本意，就犯下了另外一种谬误，即“错置重音”。
谬误不会就此结束。面对一个对象或事件，如果混淆了它的整体和各部分，同样会造成谬误，经不起推敲。
把整体中各部分的属性误认为是该整体的属性，或者把个体的性质当作是这些个体的汇集的性质，就是“合举”谬误。如果是反过来，由一整体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整体中的每一个体也具有某种属性，就陷入了“分举”的逻辑错误中。
我们非常清楚语义的多义，也清楚句子结构的多义，更清楚整体和局部是不能简单推论的，但如果审视前些年时常出现的一种街头爱国冲动，就可看出，这样的谬误不会因为简单而被遗弃。
爱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现代一般是民族国家）成员的集体情感，是世界上也是人类进程中很正常的集体情感表达，然而，就在他们高呼“抵制日货”或“用美国货就是卖国贼”的旗号，冲击肯德基或麦当劳非法打抢的时候，他们对“爱国主义”的说理，简单粗暴地模糊了“爱”的本质，变得容不下“友善建议”声音，将祖国、国家、民族、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具体官员等同起来，用“我们”高声呵斥“你们”，强调“你们”的不正当性，实际上就利用了汉语中“国家”一词及其结构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而代表其他社会成员发起的对外敌视冲动，亦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假設性谬误：利用不当或不存在的假设
如果在论证和推理的过程中，暗中利用了某些不当的假定、预设，并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就犯下了所谓的“假设性谬误”。
第一个假设性谬误叫“复杂问语”。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这样提问的：“你已经停止吸烟了吗？”实际上就预设了一个事实——被问的人经常吸烟。不管是做肯定还是否定回答，都接受了该预设。这就在于，问句都包括两部分：一是该问句已经假定的内容；另一是所问的东西。如果一个问句中包含虚假的预设，这样的问句就含有陷阱。
除了这样的预设陷阱，如果假设的对象是不成立的，就可能构成如下一些谬误。
原本还有更多选项，却要求对方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或回答，就是“非黑即白”的谬误。面临一个客观事件，在做出评价时，非得迫使对方要么坚决反对，要么就坚决抵制，而容不下别的选择。
具体到因果关系推演上，也有两类错误的假设。
第一种是“混淆因果”，比如“虚假原因”（原因本身跟结果没有关系，不是真实的原因）和“以先后为因果”（简单地从时间的先后上判断因果关系，先出现是因，后出现是“果”，而不顾两者是否真存在导致与被导致的关系），以及“因果倒置”等。
第二种是 “预期理由”。用本身真实性尚待证明的命题充当论据，而实际上起不到证明的作用。比如在2016年，有城市地铁安检制度提出对名牌包可免过安检仪，目的是为了避免给包沾上脏污或刮坏，因而乘客可以选择不过安检仪而通过人工检查，但实际上就预期了一个城市“不安全”只可能由“穷人”带来的前提。
此外，我们也知道，打比喻是一种说话艺术，可以把一个复杂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形象化，更容易理解，但如果错误地假定比喻的双方具有可比性，就可能导致“虚假类比”，看似机智，最终偷换概念、避重就轻，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将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
关联性谬误：诉诸不相干的因素
如果说，前两类的说理谬误还可能只是说话技术上的问题，而“关联性谬误”则完全是出于说话者本人的心理或社会性动机，目的在于利用一些不相干的因素迫使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
首先常见的是“诉诸人身”，通过评说对方的人格、品质、处境等来论证他的某种言论为假，或者至少是降低其言论的可信度。一个人的人格、品质、处境与他观点的正确与否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论者就不谈问题本身，而大谈人格或尊严等不相干的因素，甚至可能“人身攻击”或“恶意诋毁”。诉诸“情感”也是很常见的一种。不论述自己的观点何以成立，而哗众取宠，通过激起众人感情来代替对某个论题的论证。
如果诉诸人身或情感都不行，还可能诉诸“权威”、“起源”或“无知”。
所谓诉诸权威，就是借用或炮制一个名人或专家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当“起源”变成诉诸的对象时，就简单粗暴地说某个理论、观点、事物的来源好或不好，来论证该理论、观点成立或不成立。而最具诡辩力量的是诉诸“无知”，即利用人们对某事的无知来证明某种观点成立还是不成立：一是断言某命题是真的，因为该命题没有被证明是假的；二是断言某命题是假，因为该命题没有被证明是真。
当然了，也可能干脆直接诉诸“强力”，利用威胁、恫吓甚至使用棍棒和武力，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或放弃他本人的观点。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强权胜于公理”，“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装袋子”等都是诉诸强力的谬误。
除了明确的诉诸对象，还存在“滑坡谬误”和“稻草人谬误”等几种关联性谬误。
“滑坡”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你站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一步不慎，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直至滑到坡底；转而指一种因果链条：A引起B，B引起C，C引起D，D引起E，所以，A引起E。每一次的“引起”可能都没有得到严格证明，小的失误被无限放大，实际的情形可能是A不一定导致E。前些年流行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起点一输全盘皆输，而全无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其它可能。
前面谈的谬误，指向的还只是说理者自身，“稻草人谬误”却将矛盾直接转向了他的论敌。歪曲对方来反驳对方，或者把某种极端荒谬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来丑化对方的诡辩手法，就像竖起一个稻草人做靶子，并自欺欺人地以为：打倒了这个稻草人，也就打倒了对方。其中歪曲对方观点的重要手法有夸张、简化、省略、虚构，等等。
（《新京报》2018.5.20）
根据逻辑学的基础常识，一个推理和论证要得出真实的结论，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从前提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前提是否真实，涉及到对事实的判断，而谬误常常是出现在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关系上。换言之，那些貌似正确、具有某种心理的说服力，经仔细分析之后却发现是无效的推理或论证形式，只不过是借助外在的威胁、语气或诡辩做了点辩护包装罢了。
歧义性谬误：利用语义的模糊
歧义性谬误，简单说，就是指故意或无意地使用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最基本的一个错误是“概念混淆”。词语常是多义的，如果在论证过程中，利用这种多义性推论，就会犯逻辑错误。
实际上，这种多义，除了词语本身，由词语构成的语法结果，也会因不确定而产生一句多义，包括动宾关系不明，代词所指不明，定语修辞不明，等等。这时，就犯下了“构型歧义”。
即使在词语和句子结构上避免了错误，也还是可能由于强调其中的不同部分，衍生出不同的意义。如果这种强调是故意的，以至于扭曲了本意，就犯下了另外一种谬误，即“错置重音”。
谬误不会就此结束。面对一个对象或事件，如果混淆了它的整体和各部分，同样会造成谬误，经不起推敲。
把整体中各部分的属性误认为是该整体的属性，或者把个体的性质当作是这些个体的汇集的性质，就是“合举”谬误。如果是反过来，由一整体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整体中的每一个体也具有某种属性，就陷入了“分举”的逻辑错误中。
我们非常清楚语义的多义，也清楚句子结构的多义，更清楚整体和局部是不能简单推论的，但如果审视前些年时常出现的一种街头爱国冲动，就可看出，这样的谬误不会因为简单而被遗弃。
爱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现代一般是民族国家）成员的集体情感，是世界上也是人类进程中很正常的集体情感表达，然而，就在他们高呼“抵制日货”或“用美国货就是卖国贼”的旗号，冲击肯德基或麦当劳非法打抢的时候，他们对“爱国主义”的说理，简单粗暴地模糊了“爱”的本质，变得容不下“友善建议”声音，将祖国、国家、民族、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具体官员等同起来，用“我们”高声呵斥“你们”，强调“你们”的不正当性，实际上就利用了汉语中“国家”一词及其结构的多义性和模糊性。而代表其他社会成员发起的对外敌视冲动，亦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假設性谬误：利用不当或不存在的假设
如果在论证和推理的过程中，暗中利用了某些不当的假定、预设，并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就犯下了所谓的“假设性谬误”。
第一个假设性谬误叫“复杂问语”。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这样提问的：“你已经停止吸烟了吗？”实际上就预设了一个事实——被问的人经常吸烟。不管是做肯定还是否定回答，都接受了该预设。这就在于，问句都包括两部分：一是该问句已经假定的内容；另一是所问的东西。如果一个问句中包含虚假的预设，这样的问句就含有陷阱。
除了这样的预设陷阱，如果假设的对象是不成立的，就可能构成如下一些谬误。
原本还有更多选项，却要求对方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或回答，就是“非黑即白”的谬误。面临一个客观事件，在做出评价时，非得迫使对方要么坚决反对，要么就坚决抵制，而容不下别的选择。
具体到因果关系推演上，也有两类错误的假设。
第一种是“混淆因果”，比如“虚假原因”（原因本身跟结果没有关系，不是真实的原因）和“以先后为因果”（简单地从时间的先后上判断因果关系，先出现是因，后出现是“果”，而不顾两者是否真存在导致与被导致的关系），以及“因果倒置”等。
第二种是 “预期理由”。用本身真实性尚待证明的命题充当论据，而实际上起不到证明的作用。比如在2016年，有城市地铁安检制度提出对名牌包可免过安检仪，目的是为了避免给包沾上脏污或刮坏，因而乘客可以选择不过安检仪而通过人工检查，但实际上就预期了一个城市“不安全”只可能由“穷人”带来的前提。
此外，我们也知道，打比喻是一种说话艺术，可以把一个复杂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形象化，更容易理解，但如果错误地假定比喻的双方具有可比性，就可能导致“虚假类比”，看似机智，最终偷换概念、避重就轻，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将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
关联性谬误：诉诸不相干的因素
如果说，前两类的说理谬误还可能只是说话技术上的问题，而“关联性谬误”则完全是出于说话者本人的心理或社会性动机，目的在于利用一些不相干的因素迫使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
首先常见的是“诉诸人身”，通过评说对方的人格、品质、处境等来论证他的某种言论为假，或者至少是降低其言论的可信度。一个人的人格、品质、处境与他观点的正确与否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论者就不谈问题本身，而大谈人格或尊严等不相干的因素，甚至可能“人身攻击”或“恶意诋毁”。诉诸“情感”也是很常见的一种。不论述自己的观点何以成立，而哗众取宠，通过激起众人感情来代替对某个论题的论证。
如果诉诸人身或情感都不行，还可能诉诸“权威”、“起源”或“无知”。
所谓诉诸权威，就是借用或炮制一个名人或专家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当“起源”变成诉诸的对象时，就简单粗暴地说某个理论、观点、事物的来源好或不好，来论证该理论、观点成立或不成立。而最具诡辩力量的是诉诸“无知”，即利用人们对某事的无知来证明某种观点成立还是不成立：一是断言某命题是真的，因为该命题没有被证明是假的；二是断言某命题是假，因为该命题没有被证明是真。
当然了，也可能干脆直接诉诸“强力”，利用威胁、恫吓甚至使用棍棒和武力，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或放弃他本人的观点。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强权胜于公理”，“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装袋子”等都是诉诸强力的谬误。
除了明确的诉诸对象，还存在“滑坡谬误”和“稻草人谬误”等几种关联性谬误。
“滑坡”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你站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一步不慎，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直至滑到坡底；转而指一种因果链条：A引起B，B引起C，C引起D，D引起E，所以，A引起E。每一次的“引起”可能都没有得到严格证明，小的失误被无限放大，实际的情形可能是A不一定导致E。前些年流行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起点一输全盘皆输，而全无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其它可能。
前面谈的谬误，指向的还只是说理者自身，“稻草人谬误”却将矛盾直接转向了他的论敌。歪曲对方来反驳对方，或者把某种极端荒谬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来丑化对方的诡辩手法，就像竖起一个稻草人做靶子，并自欺欺人地以为：打倒了这个稻草人，也就打倒了对方。其中歪曲对方观点的重要手法有夸张、简化、省略、虚构，等等。
（《新京报》2018.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