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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米莉·勃朗特1930年出版的《呼啸山庄》，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以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给读者带来令人震撼的艺术力量。在我国国内，关于《呼啸山庄》的译本很多，本文选择杨苡译本为例，借助肯尼思·伯克的修辞理论中的“象征手段”、“认同”、“辞屏”等，对其修辞进行重新解读，以期为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杨苡译本，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呼啸山庄》;译本;修辞;辞屏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整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浪漫气氛。自出版以来，《呼啸山庄》一直被人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主要原因是其一反同时代作品普遍存在的伤感主义情调，而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此而起的无情报复，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内心和灵魂。虽然它开始曾被人看做是年轻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天真幻想，但结合其所描写地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英国的社会现象，它不久便被评论界高度肯定，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被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作品。国外对于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研究长盛不衰。例如，西蒙·马斯登（Simon Marsden）指出《呼啸山庄》的叙事包涵了圣经阐释学。丹尼斯·布卢姆菲尔德（Dennis Bloomfield）分析了艾米莉如何通过疾病、伤害和死亡的隐喻引导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使读者了解其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在我国，自《呼啸山庄》引入国内后，先后已有多种译本，梁实秋、杨苡、方平、宋兆霖等都以或偏重直译或偏重意译的方式翻译过该书。同时，众多的学者采用哲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伦理、社会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作者、文本、读者进行了深度解读，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例如，张福勇、李小敬通过解析《呼啸山庄》的情节、结构，对蕴含的时间哲学进行了探讨。也有一些学者从译文、译者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例如，刘佳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女性话语在译本里的应用和体现进行了分析;范立彬、王海云对几种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人称照应衔接手段;蔡明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译者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但在修辞研究方面，大多停留在辞格或者风格的层面，缺乏全面深化的分析。本文拟从修辞角度，研究杨《呼啸山庄》译本，以期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理解杨苡翻译行为、目的以及效果的角度参考。
一、象征手段与认同
肯尼思·伯克在论述修辞的特征时，阐明修辞是“植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要功能中”，“是作为一种诱发天生对象征敏感的人类互相合作的象征手段的语言运用”。在同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或者说，劝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对说者的认同。这对翻译活动也是同样适用的。译本只有取得受众的认同，才可以影响受众，达到翻译的效果。《呼啸山庄》的译介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我国，杨苡汉译本出版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外国文学翻译偏向于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而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针对当时社会的受众需求，考虑到《呼啸山庄》的成书年代（约于19世纪40年代），杨苡选择了较为中规中矩的翻译方式，没有古文的艰深晦涩，没有今文的随意随性。语词、句式、结构等各种象征手段的选用，都尽可能地向原文传达的意境靠拢，显示译者的抉择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著风格。例如，对于原文第十章中这样的描写“for very soon after you pass the chapel，……the sough that runs from themarshes joins a beck which follows the bend of the glen”，杨苡译为“因为你过了教堂不久，……从旷野里吹来的飒飒微风，正吹动着一条弯弯曲曲顺着狭谷流去的小溪”，无论是句式，还是选词，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文风格。另外，译文中对一些西方的寓言或者宗教方面的人物或术语作了注释，方便受众理解。例如，杨苡对“His saints”当中的 His 特地作出为何将其大写的注解：“祂——He，指‘神’而言。对上帝（神）表示尊敬，故将第一个字母大写。在中国，教徒言及上帝往往写“祂”。她不只是将“Paul”、“Peter”等人名简单地译为“保罗”、“彼得”，而是译出之后，加上注释，指出他们都是“耶稣的使徒”。在翻译“a dog in the manger”时亦注明此“引自《伊索寓言》，指已不能享用而又不肯与人的鄙夫，即心术不正者”。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样的译法满足了受众对英美文学以及英美文化的微妙心理，容易取得受众的认同，容易被读者接受。不过较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呼啸山庄》的这个译本还是没能安然渡过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二、辞屏与动机
伯克用“辞屏”（terministic screen）来解释人类运用的象征手段。伯克提出每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即使被人们认为是“现实的反射”（a reflection of reality），但由于词汇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是“现实的选择”（a selectionof reality） ，因此某种程度上它是“现实的折射”（ a deflection of reality）。正因为有这样的功能特点，“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有两个方面最能体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在译者阅读原文，揣摩原文语义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正是受到源语词汇的辞屏作用;二是在译者翻译原文，选择译入语词时，面临源语对应的译入语存在多种译法，译者的抉择背后则是他们翻译活动的修辞动机和预期目的。 杨苡的译本也处处映照着“辞屏”的作用。如何在译文中展现情仇的演绎，如何在译文中体现爱恨的交织？比如，她的译本中使用了正式的词汇“哀恸”、“毒辣”而非“悲痛”、“坏心眼儿”来分别翻译“lamentation”和“malevolence”，用“仆人”而非“小厮”来翻译“lad”。再如第九章中辛德雷的一句话“……Damn it！ I don’twant to be troubled with more sickness here. What took you into the rain？”[13]79杨苡译为：“……倒霉！ 我可不愿这儿再有人生病添麻烦，你干吗到雨里去呢？”杨苡将“damn it”译为“倒霉”而非“他妈的”这样的国骂，每一次的选择都隐含着杨苡作为译者的“选择”和“折射”的修辞动机，最后必然造成受众阅读该译本时所产生的心理印象与阅读该书其它译本的差异，影响着受众对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看法和态度。通过这样的“辞屏”分析，可以说，杨苡的译本有效地秉承了艾米莉《呼啸山庄》原文的修辞场，注意到“原文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并没有“按照译入语的兴趣和需要”随意地拆分译出语文化“模块”，避免了“对源语文化及其成员集体作出具有误导性的表述”。
三、结语
如刘亚猛在总结当代哲辩思想家对“言”和“力”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时的论言，“虽然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和能力，但是它们一旦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得到应用，产生实际效用，也就是说，一旦从语言层面上升到修辞层面，就成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现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翻译必然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沟通手段，不断在具体的形势和语境中得到使用。吴文安、朱刚针对全球化趋势下“处在弱势文化中的中国译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阐明译者“应该具备明确的民主政治意识，对翻译过程进行自我控制，既要以吸收和借鉴外国语言和文化为己任，又要保护民族语言和文化，维护民族身份”。这时，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受众为中心、加强修辞思考、关注译文话语的潜在修辞效果、修辞地选择话语的必要性越发彰显。
参考文献：
[1]姬昆生.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看《呼啸山庄》两个译本[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04：125-126.
[2]党涛涛. 谈《呼啸山庄》语言特色及译本语言比较[J].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1：68-70+76.
【关键词】：《呼啸山庄》;译本;修辞;辞屏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整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浪漫气氛。自出版以来，《呼啸山庄》一直被人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主要原因是其一反同时代作品普遍存在的伤感主义情调，而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此而起的无情报复，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内心和灵魂。虽然它开始曾被人看做是年轻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天真幻想，但结合其所描写地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英国的社会现象，它不久便被评论界高度肯定，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被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作品。国外对于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研究长盛不衰。例如，西蒙·马斯登（Simon Marsden）指出《呼啸山庄》的叙事包涵了圣经阐释学。丹尼斯·布卢姆菲尔德（Dennis Bloomfield）分析了艾米莉如何通过疾病、伤害和死亡的隐喻引导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使读者了解其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在我国，自《呼啸山庄》引入国内后，先后已有多种译本，梁实秋、杨苡、方平、宋兆霖等都以或偏重直译或偏重意译的方式翻译过该书。同时，众多的学者采用哲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伦理、社会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作者、文本、读者进行了深度解读，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例如，张福勇、李小敬通过解析《呼啸山庄》的情节、结构，对蕴含的时间哲学进行了探讨。也有一些学者从译文、译者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例如，刘佳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女性话语在译本里的应用和体现进行了分析;范立彬、王海云对几种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人称照应衔接手段;蔡明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译者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但在修辞研究方面，大多停留在辞格或者风格的层面，缺乏全面深化的分析。本文拟从修辞角度，研究杨《呼啸山庄》译本，以期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理解杨苡翻译行为、目的以及效果的角度参考。
一、象征手段与认同
肯尼思·伯克在论述修辞的特征时，阐明修辞是“植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要功能中”，“是作为一种诱发天生对象征敏感的人类互相合作的象征手段的语言运用”。在同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或者说，劝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对说者的认同。这对翻译活动也是同样适用的。译本只有取得受众的认同，才可以影响受众，达到翻译的效果。《呼啸山庄》的译介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我国，杨苡汉译本出版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外国文学翻译偏向于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而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针对当时社会的受众需求，考虑到《呼啸山庄》的成书年代（约于19世纪40年代），杨苡选择了较为中规中矩的翻译方式，没有古文的艰深晦涩，没有今文的随意随性。语词、句式、结构等各种象征手段的选用，都尽可能地向原文传达的意境靠拢，显示译者的抉择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著风格。例如，对于原文第十章中这样的描写“for very soon after you pass the chapel，……the sough that runs from themarshes joins a beck which follows the bend of the glen”，杨苡译为“因为你过了教堂不久，……从旷野里吹来的飒飒微风，正吹动着一条弯弯曲曲顺着狭谷流去的小溪”，无论是句式，还是选词，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文风格。另外，译文中对一些西方的寓言或者宗教方面的人物或术语作了注释，方便受众理解。例如，杨苡对“His saints”当中的 His 特地作出为何将其大写的注解：“祂——He，指‘神’而言。对上帝（神）表示尊敬，故将第一个字母大写。在中国，教徒言及上帝往往写“祂”。她不只是将“Paul”、“Peter”等人名简单地译为“保罗”、“彼得”，而是译出之后，加上注释，指出他们都是“耶稣的使徒”。在翻译“a dog in the manger”时亦注明此“引自《伊索寓言》，指已不能享用而又不肯与人的鄙夫，即心术不正者”。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样的译法满足了受众对英美文学以及英美文化的微妙心理，容易取得受众的认同，容易被读者接受。不过较为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呼啸山庄》的这个译本还是没能安然渡过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二、辞屏与动机
伯克用“辞屏”（terministic screen）来解释人类运用的象征手段。伯克提出每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即使被人们认为是“现实的反射”（a reflection of reality），但由于词汇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是“现实的选择”（a selectionof reality） ，因此某种程度上它是“现实的折射”（ a deflection of reality）。正因为有这样的功能特点，“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有两个方面最能体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在译者阅读原文，揣摩原文语义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正是受到源语词汇的辞屏作用;二是在译者翻译原文，选择译入语词时，面临源语对应的译入语存在多种译法，译者的抉择背后则是他们翻译活动的修辞动机和预期目的。 杨苡的译本也处处映照着“辞屏”的作用。如何在译文中展现情仇的演绎，如何在译文中体现爱恨的交织？比如，她的译本中使用了正式的词汇“哀恸”、“毒辣”而非“悲痛”、“坏心眼儿”来分别翻译“lamentation”和“malevolence”，用“仆人”而非“小厮”来翻译“lad”。再如第九章中辛德雷的一句话“……Damn it！ I don’twant to be troubled with more sickness here. What took you into the rain？”[13]79杨苡译为：“……倒霉！ 我可不愿这儿再有人生病添麻烦，你干吗到雨里去呢？”杨苡将“damn it”译为“倒霉”而非“他妈的”这样的国骂，每一次的选择都隐含着杨苡作为译者的“选择”和“折射”的修辞动机，最后必然造成受众阅读该译本时所产生的心理印象与阅读该书其它译本的差异，影响着受众对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看法和态度。通过这样的“辞屏”分析，可以说，杨苡的译本有效地秉承了艾米莉《呼啸山庄》原文的修辞场，注意到“原文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并没有“按照译入语的兴趣和需要”随意地拆分译出语文化“模块”，避免了“对源语文化及其成员集体作出具有误导性的表述”。
三、结语
如刘亚猛在总结当代哲辩思想家对“言”和“力”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时的论言，“虽然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和能力，但是它们一旦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得到应用，产生实际效用，也就是说，一旦从语言层面上升到修辞层面，就成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现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翻译必然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沟通手段，不断在具体的形势和语境中得到使用。吴文安、朱刚针对全球化趋势下“处在弱势文化中的中国译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阐明译者“应该具备明确的民主政治意识，对翻译过程进行自我控制，既要以吸收和借鉴外国语言和文化为己任，又要保护民族语言和文化，维护民族身份”。这时，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受众为中心、加强修辞思考、关注译文话语的潜在修辞效果、修辞地选择话语的必要性越发彰显。
参考文献：
[1]姬昆生.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看《呼啸山庄》两个译本[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3，04：125-126.
[2]党涛涛. 谈《呼啸山庄》语言特色及译本语言比较[J].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1：68-7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