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在访问过前苏联之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丈夫让·保罗·萨特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北京。她在1954年刚刚因为《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即使抛开这个奖项，她和丈夫也早已跻身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行列。正如那个时代流行的风潮，这对著名夫妇也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那些坚持自由主义的欧洲知识分子如雷蒙·阿隆，则是不受欢迎的保守者。一句流传的话说：宁肯跟着萨特错，也不要跟着阿隆对。
　　中国的1955年对于这些访问者而言也是个合适的年份。至少在表面上，中国赢下了抗美援朝战争；早些时候的一江山岛登陆也证明了内地对台湾地区的威慑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合作化泡沫尚且没有破灭；大规模的反右也尚未开始。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个奇迹之国。以文盲消除率为例子，波伏娃写道：“据估计，解放后，有1000多万成年文盲学会了读、写和用算盘计算。1956年春，年轻一代和相对年轻一代脱离了两亿文盲的队伍，4.5亿人接受了教育。”“如果不了解中国，看到这些数字，谁都会认为这是盲目乐观。”波伏娃说。
　　这些句子出自波伏娃1957年出版的《长征》，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名叫“论中国”。它是波伏娃对中国几座城市45天的访问，再加上查阅无数资料之后的产物。1959年《长征》被翻译成英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之一。”
　　波伏娃否认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是一次“对外宣传”的产物。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她和萨特的旅行是这种邀请的产物。波伏娃说，“在接受邀请时，我没有签订任何契约”；在旅行时，她可以随意出行，和普通人交谈；她也不想看到一个“被官方的乐观主义所极大粉饰的中国”。
　　即使是今天读这本波伏娃的论中国，你也会赞叹她在文字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洞见。比如她描述北京：北京不是以市中心为一个城市的吸引力的核心，“它的市中心不是吸引人的地方，而是排斥人的场所，人们不能接近宫殿。”“北京尽管古老，却没有历史。巴黎的历史，是巴黎人民的历史，而北京的人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过……由于北京缺乏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市政管理部门的城镇，从来就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达到自治。”
　　她在中国拜访了大量的作家，比如老舍、曹禺和丁玲。尽管她尽量去理解他们，但作家的敏锐已经让她发觉这些作品最致命的弱点：“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震惊：在大多数小说中，批评和否定的前一部分都比通往光明结局的后一部分要好很多。无论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突然出现了一个“正面英雄”，党的一个干部，他一下子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轻易得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虽然《长征》中的一些言辞透露出波伏娃对中国的洞察力，其中的绝大多数言辞也成为当时中国改变自己外界形象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判断在今天看来会让人哑然失笑。比如，在谈到中国的少先队员和儿童教育时，波伏娃写道：“硬说新中国是极权制，看到在北海公园里跳圆舞或在爬景山的少先队员就联想到希特勒的青年团，这样的人肯定有成见……至于向儿童‘灌输某种思想’，我认为，当然要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教他们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到处不都一样吗？”而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波伏娃说：“苏联有理由希望在它的旁边，有个强大的中国。这同时也说明，它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时距离中苏关系恶化不出3年。
　　这本《长征：论中国》也遭到了历史的报复。当它的中文译者胡小跃2006年试图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书时，他发现甚至出版方伽利玛出版社也仅有几本留作档案的保存本。波伏娃的各种作品在随后的岁月都有再版，而唯有《长征》例外。它当然是一份很好的历史的记录，但在出版方看来，却可能是波伏娃光环上的阴影。当然，也不会再有人看一个作家在50多年前对红色中国的辩护。随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辩护是多么脆弱。
　　从马克·波罗起程前往大汗之国开始，西方的旅行者、传教士和记者们写就了数量不菲的关于中国的作品。其中有些迅速被人遗忘，有些轰动一时，更有一些不仅仅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影响到了中国自身对自己的看法。比如，鲁迅的写作就深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它的作者是一名传教士亚瑟·史密斯。
　　这些作品的优势在于，旁观者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局内人无法拥有的视角与眼光—就像忙忙碌碌的金鱼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鱼缸之内，但旁观者一眼就洞穿了全部的真相和其包含的荒谬。他们的劣势则在于，他们永远不是真正的局内人。他们还容易受到自身喜好的影响。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和场景，再加上他们根深蒂固的立场，就足以让他们得出与真实不同的结论。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以它在消除贫困和提高识字率上取得的成就，让已经是共产主义同路人的波伏娃为之目眩。
　　时间过去了55年，亨利·基辛格出版了又一本名叫《论中国》的书。在世的以中国作为写作对象的人中，勇敢到以“论中国”作为自己作品的名字的，可能就唯有基辛格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重要性。是他和尼克松一起让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对话。他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同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这让他在自己的书中可以时不时地对中国的这些领导者和他们的时代指点评论：
　　“邓小平时代是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有一种特别吃力的感觉，人们对中国的失策也有一种几乎无辜而窘迫的情绪。江泽民表现出毫不动摇的自信和温和，但他执掌的中国仍在从国内危机中复苏……”
　　和波伏娃一样，他不是一个缺乏洞察力的人。他也不算是个坏作家。基辛格的《论中国》更像是一本简明的中国现代史，再加上他由于身居高位从而可又得知各种政治领袖一手秘闻。同样的，他也面对着中国炫目的成就，而且这种成就可能比波伏娃所面对的要更加让人印象深刻：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穷二白”的国家，经历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头脑，再加上他目睹的经济奇迹，让他开始体会所谓“中国的独特性”。
　　“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基辛格写道。
　　当然，让中国人走中国人自己的路，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无论是史景迁还是芭芭拉·塔奇曼都曾经在描述过西方人如何凭借热情试图帮助中国之后，得出这个结论：最好还是把中国留给中国自己。但基辛格的判断显然要更进一步，而且更为大胆。
　　书的结尾是他的一个愿望：“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愿望。当然，这不能保证基辛格的《论中国》就能交上好运，不被后来者视为一本表象之书—充满了对现实的片面理解和错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