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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芳在外交战线工作近40年，他常说，外交战线没有硝烟却也是战场，外交官便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时刻以维护祖国尊严、人民利益为天职。作为资深外交官，黄桂芳曾连续10年三任四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
有着多年驻外经历的黄桂芳将外交官的驻外生活戏称为“洋插队”，他说，外交官奉派到驻外使领馆工作，远离祖国和亲友，生活中免不了有许多不便不适之处。那时，尽管诸多磨砺，黄桂芳的心中却常响起旋律：“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如今已退休安享晚年的他却仍在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要把自己的奋斗精神进行到底。
“礼仪大使”浓郁的非洲情结
2000年10月北京举办中非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期间，我国政府为迎送贵宾设置礼仪大使。由外交部资深外交官担任的礼仪大使初次亮相，博得好评。在外交礼仪里，“礼仪大使”算得上是个新鲜事物。可是，对于前驻菲律宾、新西兰兼库克群岛、津巴布韦大使黄桂芳来说，“礼仪大使”却算不得新鲜了——因为他担任过多次“礼仪大使”，作为国家迎宾的代表迎接来自异国的贵宾。
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黄桂芳是当时4位礼仪大使之一。作为一名老外交官，黄桂芳高兴地看到，礼宾礼仪已走出外交殿堂，普及到社会上来。
出任中非论坛礼仪大使，不禁让人猜测黄桂芳与黑非洲的渊源。在黄桂芳家，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客厅那几乎整面墙的陈列柜，上面的摆设有肯尼亚的木雕狮子追羊，有津巴布韦的石雕人像，有乌干达友人送给他夫人的稻草编的蚂蚱……那浓郁的非洲风情制造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恍惚置身于非洲大陆。“中国人爱吃的罗非鱼来自非洲，全名叫尼罗河非洲鲫鱼。”黄桂芳经常这样向别人介绍一些有关于非洲的小知识。坐下来，翻开黄桂芳的工作履历，似乎让人恍然大悟：1973年，黄桂芳踏上了他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乌干达；2000年，黄桂芳从驻津巴布韦大使任上退休，这是他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起于斯终于斯，也许这就是黄桂芳和非洲这片热土的渊源所在。
在乌干达，黄桂芳的工作长达7年，那期间他不仅要给大使和参赞当翻译，还要给新华社供稿，工作异常辛苦，经常在深夜穿越危险的黑人区去发报局给国内发报。他在任期间，乌干达曾经8次政变，战乱频繁，当时的东德大使馆就有4位外交官被炸死，然而黄桂芳等人依然坚守岗位。有一次，一枚炮弹误打到中国大使馆的庭院，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胆大的黄桂芳竟然把弹壳捡了回来当笔筒，这个特别的“笔筒”至今还摆在他的书桌上。
1998年4月，黄桂芳起任驻津巴布韦大使。为帮助津巴布韦发展经济，黄桂芳多方奔走，最终促成了首都钢铁厂在海外最大的钢铁厂——津巴布韦钢铁厂的建成。黄桂芳为中津友誼和津巴布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受到了穆加贝总统的高度赞赏。
令黄桂芳称赞的是，津巴布韦财政收入1/4以上用在了教育上，普及教育水平之高在非洲有口皆碑。“其实，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前，教育领域唯有白人问津。当时黑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城乡文盲者比比皆是，直至1978年成年黑人的文盲率、半文盲率达57.5%。”黄桂芳介绍说，这个位于非洲东南部高原的国家，如今成人识字率高达90%。
在黄桂芳印象里，非洲人非常热爱学习，在乌干达时，黄桂芳经常看到，由于没有教室，孩子们就在树下上课，一样的非常投入。在津巴布韦任大使时，使馆雇佣的两个当地司机给黄桂芳留下了难忘回忆：“第一个司机叫Chia，他明知我们给他的工资不如其他一些使馆高，还是愿意来这里工作，说目的就是希望了解中国，多学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尤其喜欢中国的民间故事。”Chia走了以后，第二任司机Jobo来到使馆。令黄桂芳想不到的是，Jobo对中国也有所了解，“特别是他知道鲁迅和阿Q”。
憨厚、淳朴，这是所公认的非洲人的性格特点，黄桂芳对此有同感。“我在驻乌干达使馆工作时，一次一个小学生为外国使节的车指路，来到使馆。我对他表示感谢，问他有什么要求。”可没想到，这个孩子留他吃饭或是给钱他都不要，说只要给他关于中国的书就行。黄桂芳就用报纸包了一大包书给他。“他非常高兴，又问我书看完了要不要还，说爸爸不许他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非洲人的乐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热烈奔放的非洲舞蹈，总能让人忘记忧愁。“爱好音乐和舞蹈，只要听到音乐就会起舞，即便是丧事，他们也是载歌载舞”，这是非洲人给黄桂芳又一深刻印象。“非洲人有着天生的文艺和体育特长。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运动员、舞蹈家！”黄桂芳这样评价他见到的非洲人。
人们都知道非洲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知道非洲人文资源也非常丰富的人却不多。黄桂芳自豪的是他对非洲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程度高于普通国人，他说：“很多中国人以为非洲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一定也脏乱差。其实不然，非洲人非常讲究卫生。虽然多数国家比中国穷一些，但是非洲农村的厕所普遍比中国农村的干净。”出使津巴布韦时，一位当地朋友对中国人就餐用筷子感到不解，认为用筷子把饭菜送到嘴里后又到盘子里夹，岂不是把细菌又传给了别人，而津巴布韦人吃饭时用手抓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吃，就不会传染。受此启发，黄桂芳开始在使馆实行分餐制。
见证非洲领导人那浓浓的中国情
黄桂芳在非洲工作多年，“关于非洲我有3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外交生涯在非洲度过，走过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去过的三分之一国家在非洲。”在对这3个“三分之一”的回忆中，非洲国家老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浓浓的中国情，是黄桂芳最为难忘的。
1979年6月，黄桂芳陪同驻乌干达使馆临时代办安国政约见乌解阵领导的临时政府负责人，正式通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乌新政府的决定。会见室临时设在坎帕拉市最古老的帝国饭店一层大厅。黄桂芳与安代办步入大厅时，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军官立即起立并向他们行军礼。他就是乌全国解阵执委兼军委会副主席、国防国务部部长穆塞韦尼。穆塞韦尼代表乌方对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乌解阵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与黄桂芳握手时，对安代办说：“我几年前在中国大使馆就见过这位同志。” 黄桂芳非常佩服穆塞韦尼的好记性，此前他们确实见过面。1974年6月的一个周末下午，黄桂芳正在使馆值班，有位清瘦的高个子黑人青年手里提着书包走进传达室。“他自称曾是乌干达留学生，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现在坦桑做事，这次回国在坎帕拉和老家安科莱度假，特来看望中国同志们。”这位黑人青年说自己在坦桑课余时阅读了大量国外书籍，最喜欢看《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建设》（英文版），在不间断的学习和有关中国事务的报道中，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
在交谈中，这位来客对中国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培训以及在乌干达援建“奇奔巴水稻农场”等项目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再称赞说：“毛泽东先生真英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战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是我们非洲人可贵的学习榜样！”最后，他站起来熟练地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一句是“友谊、支持和谅解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说，今天来大使馆同中国同志说说心里话，顺便借一套《毛泽东选集》，以便在家中继续学习。黄桂芳请他稍等片刻，然后到1号楼书架上取出《毛选》（英文版），并当面赠送给他。黑人青年高兴地接过书，郑重地装入书包后说：这是他此行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辞别时，他用使馆传达室桌上的便笺写下他的名字：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并握着黄桂芳的手开玩笑地说：“同志，这是给你的收据。我相信我们后会有期！”穆塞韦尼走后，黄桂芳将这次接待向葛步海大使作了汇报，大使说：“对方求书，你应索提供做得对。看来，这个乌干达年轻人很有政治眼光，不可小视。”
黄桂芳记下“穆塞韦尼”这个名字，并开始关注有关穆塞韦尼的报道。1996年5月在乌首次全民大选中，穆塞韦尼当选为总统，2006年5月第3次蝉联总统。在此前后，穆塞韦尼曾于1989年3月、1996年1月和2004年5月先后3次访问中国。
被誉为“非洲政坛常青树”的津巴布韦总统、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总裁兼第一书记罗伯特·穆加贝在津巴布韦1980年4月18日独立前曾两次秘密访华，津独立后，又先后7次访华。有人形象地说，他把中国当成他在非洲大陆以外的“第二故乡”。黄桂芳说，穆加贝总统访华时还把中国少先队员戴的“红领巾”引进到津巴布韦。当年，穆加贝访华时看到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献花后，手举过头顶行队礼，于是深受启发，决定参照中国的做法，在津巴布韦青年节这一天，让年过18岁的青年党员（注：津巴布韦没有类似共青团和少先队的组织）和中央委员在参加活动时戴上红领巾，永远记住老自由战士为了民族独立而献身流出的鲜血。
在津巴布韦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黄桂芳曾多次同穆加贝见面，“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约我去他的官邸叙谈”。每当提起中国，穆加贝总是滿怀信赖、感激之情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津巴布韦”，“津中有着特殊的全天候兄弟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和榜样”！
穆加贝对黄桂芳说，早在2 0世纪六七十年代，津巴布韦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中就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穆加贝对黄桂芳提起，津独立后，中国向津巴布韦提供大量的援助，援建了哈拉雷体育场、奇诺伊医院和学校，派出了医疗队和教师等……他深情地说：“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中国做到了。我们非洲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中国确确实实了不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0年5月26日，黄桂芳向穆加贝总统作离任辞行。没想到两天后，穆加贝和夫人格蕾丝特地邀请黄桂芳和夫人张莲英到国家宫出席家庭午宴。这是离津前，黄桂芳最后一次见到穆加贝。席间，穆加贝曾指着胸脯动情地说：“我这里永远跳动着一颗钦佩、感激中国的火热的心！”
赞比亚1964年独立后，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出任总统，以后他又连任5届总统。卡翁达被誉为“南部非洲独立元老”。
黄桂芳曾经两次在南部非洲见到卡翁达，其中1987年随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吴学谦出访非洲和拉美十国中访问赞比亚时的那次使他印象最深。中国客人到来时，卡翁达右手握着白手绢等候着。他同吴学谦紧紧拥抱后，拍着吴外长的肩膀亲切地说：“欢迎你，我的中国朋友、中国兄弟！”黄桂芳随即用相机按下快门，可是非常可惜，这个胶卷在机场离境过安全门时曝光，这个珍贵的镜头没能留下。
会谈时，卡翁达滔滔不绝地回顾他在1967年、1974年和1980年访华时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情景。黄桂芳记得卡翁达赞颂了几位中国领导人，“他说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不仅拯救了亿万中国人民，而且热爱全人类。坦赞铁路就是爱人类的最好体现。周恩来才华出众，待人热忱，对非洲人怀有兄弟情谊。邓小平富有战略眼光，言语不多，但很有哲理”。
这次别开生面的会见、早餐延续了两个多小时。黄桂芳注意到卡翁达平时常拿的权杖还原封不动地搁在餐桌旁，当中国客人告别时，卡翁达又一次握着白手绢向大家挥手，依依惜别。黄桂芳说：“我们后来听说，卡翁达只有在群众大会和会见亲朋好友时才手握白手绢。”
除了穆塞韦尼、穆加贝、卡翁达，黄桂芳还曾亲身领略过著名黑人领袖、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尊称为“纳米比亚独立之父”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等非洲卓越领导人的风采。至今，每每忆起当年在非洲工作中，接触到的那些老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发自肺腑的心声话语和他们对中国一往情深的片断，黄桂芳仿佛身处其境，脑中所储存的那些印象依然鲜活动人。
纯真火热的求学时代与幸福的晚年生活
祖籍河南开封的黄桂芳出生在福建龙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这里是菲律宾前女总统阿基诺的故乡，这一点似乎就已经预示着黄桂芳今后将与菲律宾这个“群岛之国”结下不解之缘。
黄桂芳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没什么文化，收入也很低，生活十分贫困，黄桂芳之前出生的几个姐姐都被迫送人，只留下黄桂芳一人。为了供黄桂芳上学，每到新学期父母总要找工友凑学费。也正因为如此，黄桂芳益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1953年，黄桂芳毕业于厦门主光小学，1953年至1955年，黄桂芳就读于厦门一中、五中。 当时，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黄桂芳却感到非常充实、愉快：“学校除了日常进行生动活泼的课堂教育外，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让黄桂芳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又锻炼了组织管理才干，为他日后步入社会承担责任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黄桂芳全家搬迁厦门后，一天父亲带黄桂芳到著名的“钢琴之岛”鼓浪屿游玩。当时那里是万国公界，驻有英、美、俄、日的总领事馆，有很多印度兵看守。黄桂芳正想进一个漂亮的公园玩耍，父亲却急忙拉住他，神色黯然地指着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年幼的黄桂芳十分不解：“这里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啊，为什么不让中国人进？”父亲告诉他，因为中国人没文化、贫穷落后，所以受人欺负。听到父亲的这番解释，黄桂芳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让外国人瞧不起。
黄桂芳学习刻苦，品学兼优，为人朴实谦和。尤其进入高中后，黄桂芳门门功课都是5分。黄桂芳对历史很感兴趣，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还有后来的南京大屠杀，都让他义愤填膺。他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老受人家欺负，并不是父亲所说的“没有文化”，恰恰相反，中国拥有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有孔子等大思想家，中国这样积弱不强，是因为国力太差。黄桂芳那时就喜欢研究国际问题，每天必看《参考消息》。作为校团委副书记的他，已经开始显露出过人的外交才能，负责校内外交流联络时游刃有余。在学校黄惠玲老师的鼓励下，黄桂芳一举高中，考入了外交学院。
1959年的8月，在一个台风过后的炎热夏日，黄桂芳背着一个小挎包，独自一人踏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班学习的5年间，黄桂芳只回过一趟老家，其它时间不是在学校学习就是在勤工俭学。闲暇时光，黄桂芳都泡在图书馆。
1964年7月，黄桂芳毕业分配到外交部。1988年，黄桂芳从外交部办公厅参赞一职调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从52岁起，黄桂芳连续担任三任驻四国特命全权大使，直至2000年6月奉调回国。
“几十年来，我跑了五大洲10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长处、优点或特色，真是各有千秋，但我要说的是：心目中最好的是生我养我的祖国——中国！”接受采访时，黄桂芳动情地说：“我们外交官在国外工作，人家尊重你，说到底是尊重你的祖国，当然也有个人魅力、人格的一方面，但更看重的是你们国家的兴旺发达。政治外交强的背后是国家综合国力强，只有中国综合国力强，你外交官的腰杆才硬！”
完成外交使命后，没了官职，重返平民百姓行列，回歸布衣生活，但黄桂芳却心态如常。“待人处事以诚相待，生活起居知足常乐”，是黄桂芳的人生信条。退休至今，黄桂芳按量力而行的原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既充实了老年生活，又热心服务于社会。黄桂芳非常注重提携培养年轻人，他被请到外交学院给研究生上课。他还利用自己交友广泛的便利，帮助祖国做一些经济外交的工作，却从不收取任何酬劳。
闲暇时，黄桂芳提笔或写日记，或写点短文。他关心国际问题，经常参加研讨会、报告会，还经常写写文章。如此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也得益于黄桂芳有个贤惠的夫人和一个温馨美满的大家庭。
有着多年驻外经历的黄桂芳将外交官的驻外生活戏称为“洋插队”，他说，外交官奉派到驻外使领馆工作，远离祖国和亲友，生活中免不了有许多不便不适之处。那时，尽管诸多磨砺，黄桂芳的心中却常响起旋律：“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如今已退休安享晚年的他却仍在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要把自己的奋斗精神进行到底。
“礼仪大使”浓郁的非洲情结
2000年10月北京举办中非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期间，我国政府为迎送贵宾设置礼仪大使。由外交部资深外交官担任的礼仪大使初次亮相，博得好评。在外交礼仪里，“礼仪大使”算得上是个新鲜事物。可是，对于前驻菲律宾、新西兰兼库克群岛、津巴布韦大使黄桂芳来说，“礼仪大使”却算不得新鲜了——因为他担任过多次“礼仪大使”，作为国家迎宾的代表迎接来自异国的贵宾。
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黄桂芳是当时4位礼仪大使之一。作为一名老外交官，黄桂芳高兴地看到，礼宾礼仪已走出外交殿堂，普及到社会上来。
出任中非论坛礼仪大使，不禁让人猜测黄桂芳与黑非洲的渊源。在黄桂芳家，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客厅那几乎整面墙的陈列柜，上面的摆设有肯尼亚的木雕狮子追羊，有津巴布韦的石雕人像，有乌干达友人送给他夫人的稻草编的蚂蚱……那浓郁的非洲风情制造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恍惚置身于非洲大陆。“中国人爱吃的罗非鱼来自非洲，全名叫尼罗河非洲鲫鱼。”黄桂芳经常这样向别人介绍一些有关于非洲的小知识。坐下来，翻开黄桂芳的工作履历，似乎让人恍然大悟：1973年，黄桂芳踏上了他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乌干达；2000年，黄桂芳从驻津巴布韦大使任上退休，这是他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起于斯终于斯，也许这就是黄桂芳和非洲这片热土的渊源所在。
在乌干达，黄桂芳的工作长达7年，那期间他不仅要给大使和参赞当翻译，还要给新华社供稿，工作异常辛苦，经常在深夜穿越危险的黑人区去发报局给国内发报。他在任期间，乌干达曾经8次政变，战乱频繁，当时的东德大使馆就有4位外交官被炸死，然而黄桂芳等人依然坚守岗位。有一次，一枚炮弹误打到中国大使馆的庭院，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胆大的黄桂芳竟然把弹壳捡了回来当笔筒，这个特别的“笔筒”至今还摆在他的书桌上。
1998年4月，黄桂芳起任驻津巴布韦大使。为帮助津巴布韦发展经济，黄桂芳多方奔走，最终促成了首都钢铁厂在海外最大的钢铁厂——津巴布韦钢铁厂的建成。黄桂芳为中津友誼和津巴布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受到了穆加贝总统的高度赞赏。
令黄桂芳称赞的是，津巴布韦财政收入1/4以上用在了教育上，普及教育水平之高在非洲有口皆碑。“其实，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前，教育领域唯有白人问津。当时黑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城乡文盲者比比皆是，直至1978年成年黑人的文盲率、半文盲率达57.5%。”黄桂芳介绍说，这个位于非洲东南部高原的国家，如今成人识字率高达90%。
在黄桂芳印象里，非洲人非常热爱学习，在乌干达时，黄桂芳经常看到，由于没有教室，孩子们就在树下上课，一样的非常投入。在津巴布韦任大使时，使馆雇佣的两个当地司机给黄桂芳留下了难忘回忆：“第一个司机叫Chia，他明知我们给他的工资不如其他一些使馆高，还是愿意来这里工作，说目的就是希望了解中国，多学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尤其喜欢中国的民间故事。”Chia走了以后，第二任司机Jobo来到使馆。令黄桂芳想不到的是，Jobo对中国也有所了解，“特别是他知道鲁迅和阿Q”。
憨厚、淳朴，这是所公认的非洲人的性格特点，黄桂芳对此有同感。“我在驻乌干达使馆工作时，一次一个小学生为外国使节的车指路，来到使馆。我对他表示感谢，问他有什么要求。”可没想到，这个孩子留他吃饭或是给钱他都不要，说只要给他关于中国的书就行。黄桂芳就用报纸包了一大包书给他。“他非常高兴，又问我书看完了要不要还，说爸爸不许他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非洲人的乐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热烈奔放的非洲舞蹈，总能让人忘记忧愁。“爱好音乐和舞蹈，只要听到音乐就会起舞，即便是丧事，他们也是载歌载舞”，这是非洲人给黄桂芳又一深刻印象。“非洲人有着天生的文艺和体育特长。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运动员、舞蹈家！”黄桂芳这样评价他见到的非洲人。
人们都知道非洲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知道非洲人文资源也非常丰富的人却不多。黄桂芳自豪的是他对非洲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程度高于普通国人，他说：“很多中国人以为非洲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一定也脏乱差。其实不然，非洲人非常讲究卫生。虽然多数国家比中国穷一些，但是非洲农村的厕所普遍比中国农村的干净。”出使津巴布韦时，一位当地朋友对中国人就餐用筷子感到不解，认为用筷子把饭菜送到嘴里后又到盘子里夹，岂不是把细菌又传给了别人，而津巴布韦人吃饭时用手抓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吃，就不会传染。受此启发，黄桂芳开始在使馆实行分餐制。
见证非洲领导人那浓浓的中国情
黄桂芳在非洲工作多年，“关于非洲我有3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外交生涯在非洲度过，走过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去过的三分之一国家在非洲。”在对这3个“三分之一”的回忆中，非洲国家老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浓浓的中国情，是黄桂芳最为难忘的。
1979年6月，黄桂芳陪同驻乌干达使馆临时代办安国政约见乌解阵领导的临时政府负责人，正式通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乌新政府的决定。会见室临时设在坎帕拉市最古老的帝国饭店一层大厅。黄桂芳与安代办步入大厅时，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军官立即起立并向他们行军礼。他就是乌全国解阵执委兼军委会副主席、国防国务部部长穆塞韦尼。穆塞韦尼代表乌方对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乌解阵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与黄桂芳握手时，对安代办说：“我几年前在中国大使馆就见过这位同志。” 黄桂芳非常佩服穆塞韦尼的好记性，此前他们确实见过面。1974年6月的一个周末下午，黄桂芳正在使馆值班，有位清瘦的高个子黑人青年手里提着书包走进传达室。“他自称曾是乌干达留学生，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现在坦桑做事，这次回国在坎帕拉和老家安科莱度假，特来看望中国同志们。”这位黑人青年说自己在坦桑课余时阅读了大量国外书籍，最喜欢看《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建设》（英文版），在不间断的学习和有关中国事务的报道中，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
在交谈中，这位来客对中国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培训以及在乌干达援建“奇奔巴水稻农场”等项目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再称赞说：“毛泽东先生真英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战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是我们非洲人可贵的学习榜样！”最后，他站起来熟练地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一句是“友谊、支持和谅解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说，今天来大使馆同中国同志说说心里话，顺便借一套《毛泽东选集》，以便在家中继续学习。黄桂芳请他稍等片刻，然后到1号楼书架上取出《毛选》（英文版），并当面赠送给他。黑人青年高兴地接过书，郑重地装入书包后说：这是他此行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辞别时，他用使馆传达室桌上的便笺写下他的名字：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并握着黄桂芳的手开玩笑地说：“同志，这是给你的收据。我相信我们后会有期！”穆塞韦尼走后，黄桂芳将这次接待向葛步海大使作了汇报，大使说：“对方求书，你应索提供做得对。看来，这个乌干达年轻人很有政治眼光，不可小视。”
黄桂芳记下“穆塞韦尼”这个名字，并开始关注有关穆塞韦尼的报道。1996年5月在乌首次全民大选中，穆塞韦尼当选为总统，2006年5月第3次蝉联总统。在此前后，穆塞韦尼曾于1989年3月、1996年1月和2004年5月先后3次访问中国。
被誉为“非洲政坛常青树”的津巴布韦总统、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总裁兼第一书记罗伯特·穆加贝在津巴布韦1980年4月18日独立前曾两次秘密访华，津独立后，又先后7次访华。有人形象地说，他把中国当成他在非洲大陆以外的“第二故乡”。黄桂芳说，穆加贝总统访华时还把中国少先队员戴的“红领巾”引进到津巴布韦。当年，穆加贝访华时看到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献花后，手举过头顶行队礼，于是深受启发，决定参照中国的做法，在津巴布韦青年节这一天，让年过18岁的青年党员（注：津巴布韦没有类似共青团和少先队的组织）和中央委员在参加活动时戴上红领巾，永远记住老自由战士为了民族独立而献身流出的鲜血。
在津巴布韦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黄桂芳曾多次同穆加贝见面，“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约我去他的官邸叙谈”。每当提起中国，穆加贝总是滿怀信赖、感激之情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津巴布韦”，“津中有着特殊的全天候兄弟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和榜样”！
穆加贝对黄桂芳说，早在2 0世纪六七十年代，津巴布韦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中就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穆加贝对黄桂芳提起，津独立后，中国向津巴布韦提供大量的援助，援建了哈拉雷体育场、奇诺伊医院和学校，派出了医疗队和教师等……他深情地说：“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中国做到了。我们非洲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中国确确实实了不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0年5月26日，黄桂芳向穆加贝总统作离任辞行。没想到两天后，穆加贝和夫人格蕾丝特地邀请黄桂芳和夫人张莲英到国家宫出席家庭午宴。这是离津前，黄桂芳最后一次见到穆加贝。席间，穆加贝曾指着胸脯动情地说：“我这里永远跳动着一颗钦佩、感激中国的火热的心！”
赞比亚1964年独立后，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出任总统，以后他又连任5届总统。卡翁达被誉为“南部非洲独立元老”。
黄桂芳曾经两次在南部非洲见到卡翁达，其中1987年随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吴学谦出访非洲和拉美十国中访问赞比亚时的那次使他印象最深。中国客人到来时，卡翁达右手握着白手绢等候着。他同吴学谦紧紧拥抱后，拍着吴外长的肩膀亲切地说：“欢迎你，我的中国朋友、中国兄弟！”黄桂芳随即用相机按下快门，可是非常可惜，这个胶卷在机场离境过安全门时曝光，这个珍贵的镜头没能留下。
会谈时，卡翁达滔滔不绝地回顾他在1967年、1974年和1980年访华时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情景。黄桂芳记得卡翁达赞颂了几位中国领导人，“他说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不仅拯救了亿万中国人民，而且热爱全人类。坦赞铁路就是爱人类的最好体现。周恩来才华出众，待人热忱，对非洲人怀有兄弟情谊。邓小平富有战略眼光，言语不多，但很有哲理”。
这次别开生面的会见、早餐延续了两个多小时。黄桂芳注意到卡翁达平时常拿的权杖还原封不动地搁在餐桌旁，当中国客人告别时，卡翁达又一次握着白手绢向大家挥手，依依惜别。黄桂芳说：“我们后来听说，卡翁达只有在群众大会和会见亲朋好友时才手握白手绢。”
除了穆塞韦尼、穆加贝、卡翁达，黄桂芳还曾亲身领略过著名黑人领袖、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尊称为“纳米比亚独立之父”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等非洲卓越领导人的风采。至今，每每忆起当年在非洲工作中，接触到的那些老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发自肺腑的心声话语和他们对中国一往情深的片断，黄桂芳仿佛身处其境，脑中所储存的那些印象依然鲜活动人。
纯真火热的求学时代与幸福的晚年生活
祖籍河南开封的黄桂芳出生在福建龙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这里是菲律宾前女总统阿基诺的故乡，这一点似乎就已经预示着黄桂芳今后将与菲律宾这个“群岛之国”结下不解之缘。
黄桂芳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没什么文化，收入也很低，生活十分贫困，黄桂芳之前出生的几个姐姐都被迫送人，只留下黄桂芳一人。为了供黄桂芳上学，每到新学期父母总要找工友凑学费。也正因为如此，黄桂芳益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1953年，黄桂芳毕业于厦门主光小学，1953年至1955年，黄桂芳就读于厦门一中、五中。 当时，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黄桂芳却感到非常充实、愉快：“学校除了日常进行生动活泼的课堂教育外，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让黄桂芳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又锻炼了组织管理才干，为他日后步入社会承担责任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黄桂芳全家搬迁厦门后，一天父亲带黄桂芳到著名的“钢琴之岛”鼓浪屿游玩。当时那里是万国公界，驻有英、美、俄、日的总领事馆，有很多印度兵看守。黄桂芳正想进一个漂亮的公园玩耍，父亲却急忙拉住他，神色黯然地指着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年幼的黄桂芳十分不解：“这里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啊，为什么不让中国人进？”父亲告诉他，因为中国人没文化、贫穷落后，所以受人欺负。听到父亲的这番解释，黄桂芳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让外国人瞧不起。
黄桂芳学习刻苦，品学兼优，为人朴实谦和。尤其进入高中后，黄桂芳门门功课都是5分。黄桂芳对历史很感兴趣，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还有后来的南京大屠杀，都让他义愤填膺。他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老受人家欺负，并不是父亲所说的“没有文化”，恰恰相反，中国拥有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有孔子等大思想家，中国这样积弱不强，是因为国力太差。黄桂芳那时就喜欢研究国际问题，每天必看《参考消息》。作为校团委副书记的他，已经开始显露出过人的外交才能，负责校内外交流联络时游刃有余。在学校黄惠玲老师的鼓励下，黄桂芳一举高中，考入了外交学院。
1959年的8月，在一个台风过后的炎热夏日，黄桂芳背着一个小挎包，独自一人踏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班学习的5年间，黄桂芳只回过一趟老家，其它时间不是在学校学习就是在勤工俭学。闲暇时光，黄桂芳都泡在图书馆。
1964年7月，黄桂芳毕业分配到外交部。1988年，黄桂芳从外交部办公厅参赞一职调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从52岁起，黄桂芳连续担任三任驻四国特命全权大使，直至2000年6月奉调回国。
“几十年来，我跑了五大洲10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长处、优点或特色，真是各有千秋，但我要说的是：心目中最好的是生我养我的祖国——中国！”接受采访时，黄桂芳动情地说：“我们外交官在国外工作，人家尊重你，说到底是尊重你的祖国，当然也有个人魅力、人格的一方面，但更看重的是你们国家的兴旺发达。政治外交强的背后是国家综合国力强，只有中国综合国力强，你外交官的腰杆才硬！”
完成外交使命后，没了官职，重返平民百姓行列，回歸布衣生活，但黄桂芳却心态如常。“待人处事以诚相待，生活起居知足常乐”，是黄桂芳的人生信条。退休至今，黄桂芳按量力而行的原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既充实了老年生活，又热心服务于社会。黄桂芳非常注重提携培养年轻人，他被请到外交学院给研究生上课。他还利用自己交友广泛的便利，帮助祖国做一些经济外交的工作，却从不收取任何酬劳。
闲暇时，黄桂芳提笔或写日记，或写点短文。他关心国际问题，经常参加研讨会、报告会，还经常写写文章。如此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也得益于黄桂芳有个贤惠的夫人和一个温馨美满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