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辉的身份不易厘清:作家、诗人、报章评论人、媒体文化人(或者是他自称的“文化卧底”)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名称似乎都指向读和写两方面。当然,作家们往往希望在写和抒情背后,要牵动自己和读者的“思”,总不免引经据典,又不能引喻失义。另一方面,读与写引向对自身、社群的思考,思考自己的身份、读与写,不单思考自身社群的命运,甚至也从所属团体思考书写、阅读和记忆的意义,这一切都是叶辉在《书再用时》里所关注的问题。
　　就像上一本《卧底主义》,这也是一本由报章评论辑录而成的书,不过更针对时事,更集中谈论作者萦回心中的书,例如《魔鬼经济学》、《卧底经济学》等趣怪的经济学著作、艾柯与卡里埃尔对谈的《别想摆脱书》,还有关于集体记忆的书。这些书不单反映出叶辉的阅读旨趣,也反映出他的文学及社会立场。相对于上几本同样夹杂时事评论和阅读札记、以阅读地图和文化卧底为卖点的书,《书再用时》没有这些噱头,有的只是立场更鲜明的论述。
　　这些讨论大多集中于与本土记忆有关的问题,从《卧底主义》到《书再用时》,叶辉告别国际性的知识版图,回到“在地”的世界。从《〈街角·人情〉:地方与地方感》、《地方之爱:卧底方志学》、《弥敦道的“地方之爱”》和《集体记忆:过程与呈现》中,读者可以找到本土话题。叶辉认为,应该为香港写一部非官方的城市方志,而文化刊物《Stadt城市志》的出现,亦标志着这方面的尝试。叶辉的《地方之爱:卧底方志学》便是为了这份刊物而写的,他从段义孚发明这一词语开始作一理论梳理,以充满成长记忆和主观经验的“地方”(place)和客观指称的“空间”(space)作一对比,而地方之爱就是这种“在地”的情感。这种情感被成长经验固定在熟悉的地方里,本身有一种特殊秩序,正如叶辉引用克瑞斯威尔的话:“万物之所,各安其位。”
　　对叶辉来说,之所以要坚持“地方”和“地方之爱”,以对抗不断流变的“地景”、“景观”,乃因为要保存地方带来的珍贵记忆。尼采认为人的记忆会随时间而流失,尽可能地保存记忆乃是避免沦为禽兽的方法,而历史的功用亦在于此。这接近今日香港人讨论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应该是既完整又多变,它不应像古董般了无生命的历史残余物。根据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社会的集体架构就是以“集体记忆”重建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乔治·米德则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指出“集体记忆”正与时间延续的概念相涉,能够表现事物在不同过程中的形态。
　　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叶辉近年来最关注的题目,正因如此,才更值得从一般议论时事的杂文中抽出来独立讨论。在代序中,作者与编辑雨希对谈,他认为在讨论问题时,既要思考集体的意义,也要思考个人的意义;因为没有个人的集体,是悬空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思考个人在集体中的意义。叶辉的文学观亦以这种思考为基础,因而既不囚于象牙塔也不人云亦云。
　　叶辉也告诉雨希自己与报章评论人的区别,除了旁征博引外,他还坚持在评论中加入不少文学比喻和隐喻,以丰富内容和视野,他像艾柯般坚持不为报章写平庸的评论,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章拒绝个性思考。事实上,在强调社会性、即时性和在地感的报章评论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鲜活的修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叶辉已拥有一套专属的修辞,既能扣紧时事,亦叫人印象难忘。而且文学也最能表现出作者对“地方之爱”或“集体记忆”的立场,在《香港文学馆:构建双赢的“想象共同体”》中,他贯彻了对西九设立文学馆的坚持,这篇文章视文学为保存集体记忆及教化民众时不可或缺的媒介,而文学亦能改良社会,绝非文人雅士的玩物,正如叶辉写报章评论时所坚持的文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