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的冬季，江淮大地一直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中，冷雨袭人的天气也许不是什么预兆，但它却不幸成了一个安徽文坛重要人物离开的背景。
　　早晨我还在熟睡中，突然接到文友的电话：鲁老走了！我在惊异之中愣了好一段时间，悲情瞬间连着冬雨笼盖我的思维。一个人的存在与离开居然是这么简单而安静，全都在不经意之间。这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一切于我们都已习惯，而鲁彦周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竟让我浮思联翩不能自持。
　　记得初夏和初秋，我曾两次到安徽省立医院干部病房看他，第一次我们畅叙，鲁老兴趣盎然，他向我讲到他对中国文坛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更多是讲到他对于安徽文坛的期待，晌午的阳光灿灿，映在他略显红润的脸上，我从这位七十八岁老人的身上，感到了文学于每代人心灵中的分量。第二次，他虽然戴上吸氧器了，依然精神矍铄，他的笑容告诉我，他有信心与病魔抗争。他张着嘴喘息着的表情，那样执著，像要吐出心中的许多感慨和故事。我拿起他嶙峋的手指，他用力和我握手，我懂得这是一种力量的昭示。
　　鲁老几乎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一同走向共和国当代文学的。当年那一曲《凤凰之歌》，在建国后1950年代的生活浪潮中，至今还回响在我少年的记忆里。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的声浪，而鲁老那个时代却很安静。那些安静的故事至今深情地保留在他的夫人张嘉的记忆里，“他从八岁读私塾一直到十五岁，因为天资聪颖喜欢看书，周围镇乡能找到的书几乎都让他看遍了”。在巢湖鲁集默默无闻的村庄里，少年鲁彦周把外面借来的《西厢记》《左传》《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等都看遍了。后来他看到了一本新书，是苏联的《铁流》，这本书让他入迷。他带着梦想去看更多的书，附近有个镇子叫柘皋镇，当时很出名很繁荣，是名闻遐迩的木材集散地，这镇上有两家小书店，其中一家是他的亲戚开的，他总是站在书店里看书，《七侠五义》《施公案》《包公案》等，就是在那里站着看完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鲁彦周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尝试，大约是1947年，那年他十九岁，他用“夜舟”的笔名在芜湖《工商报》上发表了一首诗，而且是旧体诗，“空气凉如水，晴云薄似纱，欣看天地外，秋意说黄花。”鲁老的夫人张嘉回忆说，这可能是鲁彦周最早发表的诗作。
　　1950年，鲁彦周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丹凤》。“这本小说还有一段传奇经历呢。”张嘉回忆说，鲁彦周晚年依稀记得自己曾在1950年写过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当时安徽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刊物，无法出版发表这部小说，所以他只得投寄给上海的《文艺月报》。”可是由于《文艺月报》停刊，这部书稿随即下落不明。“没有想到五十年后，《丹凤》的手稿在上海被发现了。那是上海作家协会翻修一栋老楼房时，在四楼的资料室里发现的。”鲁彦周女儿鲁书妮感慨于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她说“是父亲用毛笔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鲁彦周开始正式发表文学作品后就收获不断。1979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发表在《清明》创刊号上。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令中国文坛为之一震，拍成电影后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人的成功有时包含着人格的因素，鲁书妮回忆起一件事：《清明》首期反响很好，原因是这期刊登了不少优秀作品，包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后反响空前，不仅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翻译成好几种文字，还被誉为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开山之作。谢晋执导同名电影后，影响更大，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百部优秀经典作品之一。据悉鲁彦周原先曾打算将稿件给上海的《收获》杂志，因《清明》执意相邀，才答应给了《清明》创刊号。当时《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也来邀稿，但他因早有承诺，所以其他的就一概没同意。鲁彦周恪守承诺的品格可见一斑。此后，鲁彦周又陆续写成一些优秀作品，像小说《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电影文学剧本《廖仲恺》《梨花似雪》等，为安徽文坛和中国文坛带来了一次次惊喜。
　　人世的纷攘覆盖了许多记忆，我却不能忘记曾经有过的那些难忘的聚会。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件事，在他的《天云山传奇》《廖仲恺》等作品在全国获得广泛影响之后，到处有人请他作报告、讲学，他外出、出访、各种应酬，每每在形式不同的场合，给我们讲文学和创作。他总是说，如果把文学当成商品，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那么我们文学的真正价值将会喪失。文学应该是纯粹的不带附加条件的。
　　这些看起来十分平淡的话，在今天燃点着思想的光华。每当我感到我们有些价值观念变得混乱时，我总是会想起鲁老说过的那些话。这是老一辈作家的思想光亮。

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炎热的夏季的傍晚，我路过合肥西郊的二里街文苑，这里第一幢楼第一个单元住着《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先生，我想向他打听鲁彦周的行踪，因为鲁彦周自《天云山传奇》《廖仲恺》等电影作品走红全国后，已成为文坛的红人，全国邀请他的人很多，总是行踪不定。
　　没有想到江流主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鲁彦周刚从日本回来，你不是想找他吗？
　　我找鲁彦周是想请他为我即将在上海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淮上风情》写序。他就住江流的隔壁。我见到他时，第一感觉是他刚才还在桌案上埋头写作，因为进门就看到桌上摊放着零乱的稿纸。我不好意思打搅他太久，说明来意后，他即刻爽快答应了。让我尤为感动的是他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还能记得大意。他说，“最近太忙了，社会事务太多，几乎坐不下来写东西。我现在一般不给人写序，但是你的散文集的序言我还是要写的……”这句话使我感激之至。鲁老还对我的散文给以很高的评价，他的肯定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以极大的鼓励和希望。时光飞逝，如今我自己也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了，但我对于鲁彦周当年的关心和帮助还是难以忘怀。
　　2004年3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和安徽省文联、安徽省作协以及相关媒体联合召开的我的长篇小说《美人坡》研讨会在合肥举行。七十六岁的鲁彦周正在生病住院，而且刚刚打过吊针，我估计他不能来了，没有想到会议开始前一两分钟，他居然由他的女儿鲁书妮搀扶着，拖着瘦弱的身躯，准时前来参加我的会议。他的那些充满感情的语言使我感到十分愧悔，他说他在医院里认真读完了这部书，他说他很感动，他说现在市面上的流行小说大多是浮光掠影的东西，这类厚重的小说少见了，他说……我实在不忍心重复他在病患中的那些鼓励的语言。也许生命能够透视到的唯有真情，“石头城畔草芊芊，多少君子城下眠”。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当生命之旅到达终点时，世上有许多人留给后人的是唾弃和遗忘，而鲁老，他留给我们后人的是绵延不绝的回忆和思念。 　　任何人的成功都来之不易，鲁彦周更是这样。他对于别人的关心，缘于他自身成功的不易。早在“文革”前的十年，他已经断续写出了六部电影剧本（包括和别人合作），其间还写了话剧、小说、散文等几十万字的作品，也得过几次国家级奖项。他的话剧《归来》获得全国话剧汇演剧本一等奖，并被多种戏曲改编，同时介绍到国外;他的电影剧本《凤凰之歌》获得了文化部的奖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那时他正年轻，下乡参加各类锻炼，真正创作的时间很少，他写出这么多作品本属不易，可就在他佳作不断时，厄运突然降临，一场“文革”浩劫影响到每个人，无一例外，把他鲁彦周也卷了进去。他成了“黑作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联黑帮”，被拉去批斗、示众、劳动改造，从机关斗到工厂、农村，一直到1972年才获得自由。他在世时常说到这段历史，“我所受的是难与人言的最大痛伤！”待灾难过去后他已四十八岁了，他拿起久违的笔甚至茫然，有时对于创作几乎失去信心。1978年底，他在北京为一个作品定稿，常常晚上坐车到天安门广场，那时广场正在开展大辩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曲折有各种评论，鲁彦周深受感染，回到住处和文艺界朋友议论，人人慷慨激昂。他感觉应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笔为转折年代的文艺留下点什么。他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天云山传奇》的初稿，写得很快也很激动，没有什么顾忌，一直在状态中，一气呵成，他说：“写的时候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
　　今天看来，正是这种激情，使他重新找回了自己……鲁彦周晚年总结自己的创作说：“我觉得自己一直不断想超越自我，有所突破，虽然很艰难，但我决不放弃。”梳理他《天云山传奇》之后二十多年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蝶变，从《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阴阳关的阴阳梦》《双凤楼》等，都可见一斑，这些作品表现出内在意蕴的一致性，而人性的救赎和复归却也是经历心灵伤害之后的必然，用八个字概括就是“淡化历史，突出人性”。
　　“老鲁的这种孜孜以求、变法革新、锐意创造的竞逐精神，对我来说相当受到鼓舞。”这是著名作家李国文读《梨花似雪》后的感慨。作为鲁彦周的封笔之作，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动笔，且一写就是浩大长篇，这在中国作家中应该不多见。据他生前回忆，其实在动笔之前内心也有矛盾，“生命有限，应当看窗外云卷云舒，看小院中花开花落，何况自己又一身是病，何必再跟自己过不去？”但午夜梦回，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唤醒他的记忆，那是他所熟悉的人，他曾采访过的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还有他人到老年后愈加怀念的童年与故乡。涌动的回忆推动着他再次打开电脑，开始了第五部长篇的写作，“我写我所熟悉、爱过和尊敬的人，写他们经历的爱情、苦难和挫折，写他们人性深处的矛盾和挣扎。不写出来，我不甘心。我一直害怕还没写出来身体就不行了，2005年5月把它打印出来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鲁彦周用勤奋和汗水换来了应有的回报：他多次被评为省及全国劳模，被推选为省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省政协常委、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是个大器晚成者，但他为此付出了太多甚至是健康的代价。
　　每个人都会走完自己的人生，但留给世人的人生态度却是大不相同的。

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鲁彦周和陈登科等一批老作家搬到了合肥寿春路一幢联体别墅式居所。去过他家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为自己所居的“樱榴居”题写的书法对联，挂在客厅正当中。
　　一枝樱花一树榴，半楼明月半楼书。
　　鲁彦周在这里写作、读书、会客。晚年的他显得淡泊、达观、通透，不仅表现在自我认知上，也表现在他对社会的认知上，少的是愤激，多的是从容、温和、彬彬有礼。
　　但他对于生活依然是积极的。对于新事物是敏感的，甚至对于学习依然是勤奋的。
　　记得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协创联部要给每个作家配售一台优惠电脑，我那时年纪尚轻，居然不知道电脑有何妙处。我把通知扔在一边忘记了。有一天我去鲁老家里，见他正在桌上敲电脑，动作极其纯熟。我看了不免惭愧，他那时已经是六十大几的人了，我看他打字熟练的姿势挺感羡慕。他一边敲字一边回头问我：“你用电脑写作吗？”我说：“还不会电脑呢。”他立即说：“你这么年轻，应该用电脑写作啊，你看你看，用電脑多方便，或者复制一下，或者剪切一下，一粘一贴，一切都能搞定，多么方便，再也不用害怕稿件涂改看不清，遗失找不到了。”他一边说一边作着各种各样的示范，让我对这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由衷敬佩。打那以后，我一直以一种惭愧的心境对待自己的手工劳动，直到我自己用了电脑，我还常常给人说，我用电脑写作是受鲁彦周先生影响的呢。
　　鲁彦周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骄傲，在一个思想僵化和先进发展并存的时代，他一直是觉醒的，站在潮流的前端。他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太多的精神色彩。记得1984年5月，我被省委宣传部派往济南参加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双奖大会采访，夏衍在开幕式上讲到了电影《廖仲恺》，说是这两年电影作品的重大收获（电影《廖仲恺》诞生于1983年），还说到这部电影的重要现实意义。而奇怪的是，这部电影最后没有获奖。在夏衍答记者问时，当时很年轻的我站起来向夏公发问，为什么《廖仲恺》没有获奖？夏衍的回答只有一两句话，大意是：可能是因为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刚获奖不久，不能总让一个人获奖呀。说着老人家自己也笑起来了。
　　事后，我把这件事写进《银幕后的秘闻》一文在《艺术界》发表。鲁彦周看到了文章，有次见到我笑着说：你提问得好，夏公的回答更妙。这就是那个时代作家对待名利轻描淡写的态度。
　　鲁老的谦虚、宽容、平易、热情，以至于他对子女的教育，点点滴滴，很多是涵盖了文学之外的东西。
　　许多微小的往事会随着记忆冉冉袭来。记得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在一个县里负责业余作者工作，这里离省城很近，作者中省城干部子女特别多，与农村青年相比，他们大多有优越感，有的佼佼不群不可一世，有的显得娇气。我们搞创作培训，办学习班，请专家讲课，农村青年无不欢喜，而省城来的干部子女却很难伺候。在这时，一个默默无声的女孩子引起我的注意，她总是很谦逊、内敛，从不张扬，认真听课、认真笔记，有时为会议做些公益劳动，从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不留意，你一定以为她是来自贫困农村的女孩子。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鲁彦周的女儿鲁书江。那时鲁彦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书江后来告诉我说：爸爸鲁彦周一再嘱咐她要低调，要谦虚，要诚恳，要善待别人，要任劳任怨，不要翘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