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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的筹备、13个月的审查，被导演孙亮定义为“犯罪类型片”的《判我有罪》 终于定档在这个5月。虽然遇上《美国队长3》这样的对手，身兼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于一身的孙亮还是乐滋滋地做着全国路演。然而，反响却有些“失控”了。
片中的金句不断被引用：“一边是金钱，一边是良心，你总不能两个都要吧？”“从（天台）这个角度看下去，人像小黑点，像蝼蚁，你真的关心有哪个小黑点被抹去吗？”
因为莆田系医院引发的讨论和愤怒，影片被寄托了它原本没有承担的功能。“我走了10个城市，眼看着‘医疗黑幕’这个点被不断地放大，越来越受关注。直到4月30日魏则西事件出来，更加无法绕开。在郑州，一位记者在看过前边的黑幕案情之后，眼里只有那个点，丝毫不关心后面的情节了。”孙亮有些哭笑不得。
她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但她真心觉得，医疗腐败不应当成为《判我有罪》的卖点。“那些一心奔着医疗黑幕故事而来的人，恐怕会很失落。我不觉得电影要成为社会情绪的出口，承担公器或者檄文的功能。至少我不是这类型的导演。《判我有罪》是用医疗做了外部事件的压力，真正内核是为女儿做了安乐死的女医生，在绝境之中的人性选择。”
医疗腐败只是一个壳。那为什么会选择医疗事件作为切口，且会嵌入安乐死这个在国内外都存在争议的話题？在孙亮工作室，我还是问了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对安乐死特别感兴趣，它是剧本张力的需要。”孙亮起身离开温软的沙发舒适区，走到对面的白板。那上面画着横纵两条坐标轴，分别对应着家庭关系和重大事件。“X轴是关系轴。在一对人物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血亲关系。Y轴是事件轴，想象两个人之间能发生的事件，最大值是什么？是死亡。如果我们要在一对最亲的血缘关系之间形成一个最大的死亡事件，合理的情感归宿就是这儿。”她指着X轴那条线上的“母女”关系，两个字往下的箭头指向了——安乐死。
从影片开头便悬在空中的秘密，到临近剧终才告分晓。扮演冯雪辉的李昕芸说，这也是全片她最需要突破的关口。“我没有孩子，完全不能理解，一个母亲怎么可能亲手送掉孩子的命。我没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个。”
孙亮和她第一次见面，就长聊了几个小时。如果一对夫妻的爱情结晶是有残缺的，他们的感情会是怎样？当医学诊断孩子已无治好的可能，究竟是选择放手，还是始终不放弃希望、却给孩子无尽的疼痛？“这事儿到今天也是一个很多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电影里，导演做了一个选择——母亲被判有罪，虽然法律给的罪名并不是这个，但她的心里选择入狱，这个事儿是真正打动我去演这个角色的原因。”李昕芸说。
影片里，冯雪辉是第一主角，却是主要人物中台词最少的一个。大量的情绪，靠特写镜头来支撑。恍惚、隔绝、惊惧、痛苦，全在脸上。但她的两眼又很少和人对视，全然封锁在一个自我的空间里。
“结束女儿生命是冯雪辉经历的一场浩劫，她无法从这场浩劫中走出来，或者她不允许自己安然地走出来，同时她也不允许外人对她的这场浩劫作为看客来评说。所以形成了她这样的一个面貌——我拒绝被别人了解。”
孙亮欣赏的导演哈内克风格冷峻。“像手术刀一样去看人，对人毫不留情。尤其是他早年间的电影《隐藏摄影机》、《白丝带》，根本不放过人类的弱点。”
作为导演，她也不希望演员“过度使用情感”。这种控制甚至会有些“过度”。李昕芸说，冯雪辉的哭戏，90%最后都被剪掉。“她觉得这是很复杂的感情，当你把它哭出来，就变得浅薄了。”
但孙亮还是留了一手。影片的结尾，冯雪辉在阳光下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好莱坞对我们的影响，最终还是希望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圆满。定格之前冯雪辉微微一笑，其实她内心也圆满了。她达到了自我惩罚和救赎的目的。”
影评人赛人在一年多以前就受邀观看了《判我有罪》，有些情节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但画面的诗意和残酷、影调的统一让他难忘。编剧史航说，观影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妈妈工作忙，等妈妈忙完了，天都已经黑了。我一个人要在那个绿墙围子的医院里待很久。所以那个空间给我带来的是不适。”
《判我有罪》
孙亮一直强调自己想做纯正的黑色电影。尽管关于这个片种的定义莫衷一是，她始终认为美学风格的统一是先决条件。“现在中国缺少在美学上讲究的电影。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国内电影多数在美学上是极其混乱的。”
在她的黑色美学里，一定要有蛇蝎美女，道德暧昧，不会黑白分明。受到康富荣威胁后，女主画上重重的红唇亮相，孙亮解释为“心理外化”：她要主动出击了，不再任人摆布。“外化”的效果仁者见仁，但孙亮不曾动摇她的坚持。
身边的演职人员都说，孙亮是个完美主义者。在电影开拍之前，有着漫长的拉投资、找演员的过程，她便去做分镜头剧本、机位图本、美术设计方案、效果图、平面图、施工图、调度图，好几百页。“至少我很自豪有一点，就是剧本里的每一页、每一个字，我都把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冯雪辉穿着裙子去找蒋医生拿关键证物的那场戏很关键。造型师里翌锴回忆，为了那场戏，他给角色买了一百多条裙子，导演都没有选上。最后是在网上买了这一条才通过的。李昕芸说，孙亮经常从监视器后面过来，拿着水壶把地面喷湿了。
湿的目的是什么？
“湿乎乎带着灰尘的脏，不是那种干净光鲜的感觉。是她想要的影调吧。电影一开始泼在地上的血，她让道具去准备好几种不同颜色，会拿色板来对。所有使用的病历，每一页都得写明白了，道具得准备很厚的材料。”
孙亮承认，在片场她特别愿意做一些“非案头”的工作。有一个镜头里，污浊的血水漫过冯雪辉的高跟鞋，那也是她亲手推出来的水纹，“因为想要明确的节奏”。发现画面中有的光不太对，也不打招呼，就跑过去调一下，她明知这会惹人讨厌——是灯光师的事情嘛。可就是忍不住。 也包括声音的处理。康富荣威胁冯雪辉时，一直在把玩手里的硬币，嘴里说着“当一个女人变得愚蠢的时候，她的智商几乎为零”，硬币与桌子摩擦的声音清晰到有些刺耳。“我知道她这样想体现出对女性生理、心理的刺激。”李昕芸说。
孙亮非常推崇李安的一句话，真正到了片场，没有那么多学术问题，最需要的往往是街头智慧和人生积累。审讯室那场戏，李昕芸在讯问的桌上反复写了一串对情节推进有用的数字。但当时现场准备的桌子太光滑，演员蘸着水写不出来。临时换桌子、买桌子都不现实。怎么办？孙亮灵机一动，让人去拿了点砂纸。“把桌子磨了磨，OK，可以写出来了。最后解决问题的就是人生经验。”
对于剧本和演员呈现、画面和节奏，孙亮都有着绝对的自信，对影片效果也会有母性一般的爱护。
“导演给这个女人设了好几个埋伏，丈夫的冷暴力，和警察的对冲，康副院长直接的胁迫，一个若即若离的爱人（蒋医生），这个爱人还掌握着她最致命的秘密，再有一个外围是曾经在她手上死掉的病人的家属。进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一层层的关系，如果都讲清楚，真太棒了。”李昕芸表示。
豆瓣上有评语说线索太多，哪条都没讲好。还有人吐槽存在逻辑漏洞。孙亮对这些反馈心态复杂。她说从路演和宣传里，她分明感觉到，自己被各种既定标签捆绑——“医疗腐败”、“女导演”、“处女作”。
“因为我的身份，所以就很轻易地下结论。那些说手法稚嫩的，能不能说明白，哪里稚嫩了？”
但她又不得不承认，新人女导演这个身份带来的各种效应和结果，即便内心再硬朗也抹煞不了。“我能感觉到片场里那种质疑的存在。其实大家想看你是否真的能承受来自拍摄的压力。有一场戏，原本定了手持拍摄，由于地滑不安全，摄影师不同意原定计划，现场就僵住了。”
没有方案，所有人都在等她做决定。她去了场地前面黑暗的广场上，一个人走了一会儿，回来就拍了。“在黑暗中消化掉自己的情绪，消化掉可能被不公正对待了，消化掉你认为的所有不能继续工作的东西，同时还要有一个新的方法来继续拍摄。那是整个戏中最感悲凉的一个时刻。”
33岁才开始学电影，40岁拍出第一部长片。大学生问孙亮拍片的初衷，她说当你脑袋中有一个idea，就要贼心不能死，一直惦记着。
在军队大院里长大，孙亮从小去的电影院不是簡单的露天场地，而是分上下两层、还带乐池的一个大影院，“可以把电影银幕放下来，上去之后还有三幕，大幕的那种剧场。还时常会有京剧、歌剧的演出。”
《判我有罪》海报的片名题字出自孙亮的父亲。她眼里的父亲，文学和艺术修养都很高，却被时代压抑。孙亮学画到十六七岁，自认“天分不算卓越”。
17岁那年，考大学分班，父亲才跟她聊起这个话题——也是惟一的一次。“他就盯着我的眼睛问，你是天才吗？父亲告诉我画家不是说画得普通人那么好，而要是一个天才，有一天你才可能靠绘画来养活自己。当时我还是一个17岁的糊涂少女，完全没有信心说自己是个天才。”
孙亮就这样在父亲的盯视中放弃了，选择自动化专业，后来又进了经济领域的杂志社。到2008年，突然觉得应该去做些别的。33岁的她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一切好像回到了原点。
她觉得所有的文学和艺术创作，都有一个野心，就是去纠缠灵魂。心里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让你愉悦，而是让精神境界非常纠结的东西。
童年时她看过一部《太阳浴血记》，一对炽烈的恋人最后互相打死了对方，临死的时候，在一个叫人头石的地方，爬着又抱在了一起。“还在上小学，可能不懂，但就完全被震惊了。好像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还有初中时看过《爱情故事》，女主角跑到宿舍和男朋友缠绵，露出完整的裸露的后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它其实是给你惊吓的。做电影的也有这样的野心，你希望你有机会去震惊别人。”
说完这句，她又笑着想收回。“这会不会被人骂呀，你凭什么震惊我呀？”
“你还会在乎被人骂吗？”
“我蛮在乎的，我从不去搜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希望原来的状态是最好的，最好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
在尤伦斯，观众问，你的第一部作品，怎么不拍纯爱或者偶像题材？
“哈，像我们这样酷酷的女生怎么全得仅仅去拍个小清新？”她爽朗地回答。
精干的短打发型，白衬衣和黑色七分裤，以一抹红唇和一双高跟鞋出场的孙亮，几乎就是拿自己来诠释这样一句回答。
“她是很追求美的。比如说她现在去路演，她也化妆，红唇也是她的利器。”李昕芸说。
提前点映和路演的观众交流环节，不像很多同龄导演的内敛或寡言，孙亮积极热忱，常常抢过主持人的话头。去工作室采访那天，她会把身子卷进墨绿色的天鹅绒布帘里，顽皮地探出脑袋。当摄影师示意在钢琴边照相，她说可以坐在琴面上，并打趣，“你们可以把图说写成：导演说这就是装X。”
不过，李昕芸觉得孙亮也是一个很难走入的人。“她似乎不太喜欢拥抱、接触这些，相对会容易紧张和个人主义。也有挺软弱的一面。比如拍一场戏时，我在里头哭，她就在监视器外面哭。”
好朋友亓昕从事心理学研究和诊疗。她认为，身为女性，很难脱离性别赋予她们的根本性的特质。女性导演做黑色审美的电影，本身也是一种超越。它需要你花费一定时间和力量去打破女性原初的东西。“人是很多面的，孙亮对人性的善恶很敏感，她很关注人内心的困境。但她的外在，又打破了一般人对于导演的固有想象。飞起来的时候很飞，down的时候也会down下去。她总是真实地呈现自己，这种即兴，是很可贵的。”
孙亮曾希望在片尾做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因为预算的问题搁浅。但片尾曲的歌词早就写好：
母豹/我令人生畏/你恨我令人生畏/我也曾是小猫/蜷缩在他膝头/他的抚摸就能安慰
我穿行在丛林/花瓶里的花会枯萎/让他走开/他已不知我的美/丛林会令他生畏
我令人生畏/我恨我令人生畏/丛林的美/我爱我令人生畏/他已不知我的美
在孙亮看来，电影就是比喻。她认为歌词表达了她心目中的冯雪辉式的女人：有挣扎、有承担，又满是性感和诱惑。
片中的金句不断被引用：“一边是金钱，一边是良心，你总不能两个都要吧？”“从（天台）这个角度看下去，人像小黑点，像蝼蚁，你真的关心有哪个小黑点被抹去吗？”
因为莆田系医院引发的讨论和愤怒，影片被寄托了它原本没有承担的功能。“我走了10个城市，眼看着‘医疗黑幕’这个点被不断地放大，越来越受关注。直到4月30日魏则西事件出来，更加无法绕开。在郑州，一位记者在看过前边的黑幕案情之后，眼里只有那个点，丝毫不关心后面的情节了。”孙亮有些哭笑不得。
她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但她真心觉得，医疗腐败不应当成为《判我有罪》的卖点。“那些一心奔着医疗黑幕故事而来的人，恐怕会很失落。我不觉得电影要成为社会情绪的出口，承担公器或者檄文的功能。至少我不是这类型的导演。《判我有罪》是用医疗做了外部事件的压力，真正内核是为女儿做了安乐死的女医生，在绝境之中的人性选择。”
浩劫
医疗腐败只是一个壳。那为什么会选择医疗事件作为切口，且会嵌入安乐死这个在国内外都存在争议的話题？在孙亮工作室，我还是问了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对安乐死特别感兴趣，它是剧本张力的需要。”孙亮起身离开温软的沙发舒适区，走到对面的白板。那上面画着横纵两条坐标轴，分别对应着家庭关系和重大事件。“X轴是关系轴。在一对人物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血亲关系。Y轴是事件轴，想象两个人之间能发生的事件，最大值是什么？是死亡。如果我们要在一对最亲的血缘关系之间形成一个最大的死亡事件，合理的情感归宿就是这儿。”她指着X轴那条线上的“母女”关系，两个字往下的箭头指向了——安乐死。
从影片开头便悬在空中的秘密，到临近剧终才告分晓。扮演冯雪辉的李昕芸说，这也是全片她最需要突破的关口。“我没有孩子，完全不能理解，一个母亲怎么可能亲手送掉孩子的命。我没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个。”
孙亮和她第一次见面，就长聊了几个小时。如果一对夫妻的爱情结晶是有残缺的，他们的感情会是怎样？当医学诊断孩子已无治好的可能，究竟是选择放手，还是始终不放弃希望、却给孩子无尽的疼痛？“这事儿到今天也是一个很多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电影里，导演做了一个选择——母亲被判有罪，虽然法律给的罪名并不是这个，但她的心里选择入狱，这个事儿是真正打动我去演这个角色的原因。”李昕芸说。
影片里，冯雪辉是第一主角，却是主要人物中台词最少的一个。大量的情绪，靠特写镜头来支撑。恍惚、隔绝、惊惧、痛苦，全在脸上。但她的两眼又很少和人对视，全然封锁在一个自我的空间里。
“结束女儿生命是冯雪辉经历的一场浩劫，她无法从这场浩劫中走出来，或者她不允许自己安然地走出来，同时她也不允许外人对她的这场浩劫作为看客来评说。所以形成了她这样的一个面貌——我拒绝被别人了解。”
孙亮欣赏的导演哈内克风格冷峻。“像手术刀一样去看人，对人毫不留情。尤其是他早年间的电影《隐藏摄影机》、《白丝带》，根本不放过人类的弱点。”
作为导演，她也不希望演员“过度使用情感”。这种控制甚至会有些“过度”。李昕芸说，冯雪辉的哭戏，90%最后都被剪掉。“她觉得这是很复杂的感情，当你把它哭出来，就变得浅薄了。”
但孙亮还是留了一手。影片的结尾，冯雪辉在阳光下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好莱坞对我们的影响，最终还是希望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圆满。定格之前冯雪辉微微一笑，其实她内心也圆满了。她达到了自我惩罚和救赎的目的。”
黑色
影评人赛人在一年多以前就受邀观看了《判我有罪》，有些情节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但画面的诗意和残酷、影调的统一让他难忘。编剧史航说，观影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妈妈工作忙，等妈妈忙完了，天都已经黑了。我一个人要在那个绿墙围子的医院里待很久。所以那个空间给我带来的是不适。”
孙亮一直强调自己想做纯正的黑色电影。尽管关于这个片种的定义莫衷一是，她始终认为美学风格的统一是先决条件。“现在中国缺少在美学上讲究的电影。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国内电影多数在美学上是极其混乱的。”
在她的黑色美学里，一定要有蛇蝎美女，道德暧昧，不会黑白分明。受到康富荣威胁后，女主画上重重的红唇亮相，孙亮解释为“心理外化”：她要主动出击了，不再任人摆布。“外化”的效果仁者见仁，但孙亮不曾动摇她的坚持。
身边的演职人员都说，孙亮是个完美主义者。在电影开拍之前，有着漫长的拉投资、找演员的过程，她便去做分镜头剧本、机位图本、美术设计方案、效果图、平面图、施工图、调度图，好几百页。“至少我很自豪有一点，就是剧本里的每一页、每一个字，我都把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冯雪辉穿着裙子去找蒋医生拿关键证物的那场戏很关键。造型师里翌锴回忆，为了那场戏，他给角色买了一百多条裙子，导演都没有选上。最后是在网上买了这一条才通过的。李昕芸说，孙亮经常从监视器后面过来，拿着水壶把地面喷湿了。
湿的目的是什么？
“湿乎乎带着灰尘的脏，不是那种干净光鲜的感觉。是她想要的影调吧。电影一开始泼在地上的血，她让道具去准备好几种不同颜色，会拿色板来对。所有使用的病历，每一页都得写明白了，道具得准备很厚的材料。”
孙亮承认，在片场她特别愿意做一些“非案头”的工作。有一个镜头里，污浊的血水漫过冯雪辉的高跟鞋，那也是她亲手推出来的水纹，“因为想要明确的节奏”。发现画面中有的光不太对，也不打招呼，就跑过去调一下，她明知这会惹人讨厌——是灯光师的事情嘛。可就是忍不住。 也包括声音的处理。康富荣威胁冯雪辉时，一直在把玩手里的硬币，嘴里说着“当一个女人变得愚蠢的时候，她的智商几乎为零”，硬币与桌子摩擦的声音清晰到有些刺耳。“我知道她这样想体现出对女性生理、心理的刺激。”李昕芸说。
孙亮非常推崇李安的一句话，真正到了片场，没有那么多学术问题，最需要的往往是街头智慧和人生积累。审讯室那场戏，李昕芸在讯问的桌上反复写了一串对情节推进有用的数字。但当时现场准备的桌子太光滑，演员蘸着水写不出来。临时换桌子、买桌子都不现实。怎么办？孙亮灵机一动，让人去拿了点砂纸。“把桌子磨了磨，OK，可以写出来了。最后解决问题的就是人生经验。”
对于剧本和演员呈现、画面和节奏，孙亮都有着绝对的自信，对影片效果也会有母性一般的爱护。
“导演给这个女人设了好几个埋伏，丈夫的冷暴力，和警察的对冲，康副院长直接的胁迫，一个若即若离的爱人（蒋医生），这个爱人还掌握着她最致命的秘密，再有一个外围是曾经在她手上死掉的病人的家属。进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一层层的关系，如果都讲清楚，真太棒了。”李昕芸表示。
豆瓣上有评语说线索太多，哪条都没讲好。还有人吐槽存在逻辑漏洞。孙亮对这些反馈心态复杂。她说从路演和宣传里，她分明感觉到，自己被各种既定标签捆绑——“医疗腐败”、“女导演”、“处女作”。
“因为我的身份，所以就很轻易地下结论。那些说手法稚嫩的，能不能说明白，哪里稚嫩了？”
但她又不得不承认，新人女导演这个身份带来的各种效应和结果，即便内心再硬朗也抹煞不了。“我能感觉到片场里那种质疑的存在。其实大家想看你是否真的能承受来自拍摄的压力。有一场戏，原本定了手持拍摄，由于地滑不安全，摄影师不同意原定计划，现场就僵住了。”
没有方案，所有人都在等她做决定。她去了场地前面黑暗的广场上，一个人走了一会儿，回来就拍了。“在黑暗中消化掉自己的情绪，消化掉可能被不公正对待了，消化掉你认为的所有不能继续工作的东西，同时还要有一个新的方法来继续拍摄。那是整个戏中最感悲凉的一个时刻。”
纠缠灵魂
33岁才开始学电影，40岁拍出第一部长片。大学生问孙亮拍片的初衷，她说当你脑袋中有一个idea，就要贼心不能死，一直惦记着。
在军队大院里长大，孙亮从小去的电影院不是簡单的露天场地，而是分上下两层、还带乐池的一个大影院，“可以把电影银幕放下来，上去之后还有三幕，大幕的那种剧场。还时常会有京剧、歌剧的演出。”
《判我有罪》海报的片名题字出自孙亮的父亲。她眼里的父亲，文学和艺术修养都很高，却被时代压抑。孙亮学画到十六七岁，自认“天分不算卓越”。
17岁那年，考大学分班，父亲才跟她聊起这个话题——也是惟一的一次。“他就盯着我的眼睛问，你是天才吗？父亲告诉我画家不是说画得普通人那么好，而要是一个天才，有一天你才可能靠绘画来养活自己。当时我还是一个17岁的糊涂少女，完全没有信心说自己是个天才。”
孙亮就这样在父亲的盯视中放弃了，选择自动化专业，后来又进了经济领域的杂志社。到2008年，突然觉得应该去做些别的。33岁的她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一切好像回到了原点。
她觉得所有的文学和艺术创作，都有一个野心，就是去纠缠灵魂。心里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让你愉悦，而是让精神境界非常纠结的东西。
童年时她看过一部《太阳浴血记》，一对炽烈的恋人最后互相打死了对方，临死的时候，在一个叫人头石的地方，爬着又抱在了一起。“还在上小学，可能不懂，但就完全被震惊了。好像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还有初中时看过《爱情故事》，女主角跑到宿舍和男朋友缠绵，露出完整的裸露的后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它其实是给你惊吓的。做电影的也有这样的野心，你希望你有机会去震惊别人。”
说完这句，她又笑着想收回。“这会不会被人骂呀，你凭什么震惊我呀？”
“你还会在乎被人骂吗？”
“我蛮在乎的，我从不去搜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希望原来的状态是最好的，最好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
在尤伦斯，观众问，你的第一部作品，怎么不拍纯爱或者偶像题材？
“哈，像我们这样酷酷的女生怎么全得仅仅去拍个小清新？”她爽朗地回答。
精干的短打发型，白衬衣和黑色七分裤，以一抹红唇和一双高跟鞋出场的孙亮，几乎就是拿自己来诠释这样一句回答。
“她是很追求美的。比如说她现在去路演，她也化妆，红唇也是她的利器。”李昕芸说。
提前点映和路演的观众交流环节，不像很多同龄导演的内敛或寡言，孙亮积极热忱，常常抢过主持人的话头。去工作室采访那天，她会把身子卷进墨绿色的天鹅绒布帘里，顽皮地探出脑袋。当摄影师示意在钢琴边照相，她说可以坐在琴面上，并打趣，“你们可以把图说写成：导演说这就是装X。”
不过，李昕芸觉得孙亮也是一个很难走入的人。“她似乎不太喜欢拥抱、接触这些，相对会容易紧张和个人主义。也有挺软弱的一面。比如拍一场戏时，我在里头哭，她就在监视器外面哭。”
好朋友亓昕从事心理学研究和诊疗。她认为，身为女性，很难脱离性别赋予她们的根本性的特质。女性导演做黑色审美的电影，本身也是一种超越。它需要你花费一定时间和力量去打破女性原初的东西。“人是很多面的，孙亮对人性的善恶很敏感，她很关注人内心的困境。但她的外在，又打破了一般人对于导演的固有想象。飞起来的时候很飞，down的时候也会down下去。她总是真实地呈现自己，这种即兴，是很可贵的。”
孙亮曾希望在片尾做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因为预算的问题搁浅。但片尾曲的歌词早就写好：
母豹/我令人生畏/你恨我令人生畏/我也曾是小猫/蜷缩在他膝头/他的抚摸就能安慰
我穿行在丛林/花瓶里的花会枯萎/让他走开/他已不知我的美/丛林会令他生畏
我令人生畏/我恨我令人生畏/丛林的美/我爱我令人生畏/他已不知我的美
在孙亮看来，电影就是比喻。她认为歌词表达了她心目中的冯雪辉式的女人：有挣扎、有承担，又满是性感和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