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由约翰·基根主编的世界近现代海战史系列，包括《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安·兰伯特著)，《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理‘希尔著)和《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伯·爱尔兰著)。作者们把世界近现代海战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虽然谈论西方海军的舰船，但对火炮技术也有涉及。如果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百多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感叹的鸦片战争“英夷船坚炮利”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有军舰(有的称“铁甲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一章专门论述“清朝的军事力量”，首先说的便是武器装备，但却没有对交战另一方做类似的论述。讲到英军的时候都说“军舰”、“轮船”，讲到清朝水师则说“战船”，这很容易让读者错误地认识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平。《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说到了鸦片战争，尽管不详细，但还是让我们知道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才是“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
十九世纪前西方战船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地中海地区就有了海战，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被称为“galley“的窄体战船。在北欧，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维京人(viking)就建造了被称为“长船”(10ngship)的海盗船。这两种古代欧洲战船都是单桅横帆船，平时靠风力行驶，作战时将风帆收起，桅杆放倒，改为划桨前进。作战通常采用“跳帮”到甲板上以刀枪格斗的方式进行，当然也使用弓箭那种当时的“远程武器”。
公元六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到使用“三角帆”，十二一十三世纪又学会了源于中国的“纵帆”和“尾舵”，建造出被称为“caravel”的轻型多桅帆船。这种船通常有三根桅杆挂帆，既能有效利用风力，又比较容易操纵。1488年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航行到亚洲，1519-1522年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用的都是这种帆船。
新航线开通以后，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也导致欧洲各国在海上频频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西班牙人建造了一种名叫“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可算欧洲第二代战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船也就越造越大，起初排水量约为1500吨，到1750年2000吨的船只已很普通，而到1800年更有超过2500吨的。船壳通常选用坚实的橡木板(oak planks)，而且是双层，总厚度可以达到46厘米，这就使造船成为一件非常耗费木料的事。例如，建造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旗舰“(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需要砍伐2500株成年橡树。
在武器方面，这时战船已经使用火炮，不过在“炮弹”还只是石块或者铁丸。后来改用爆炸性炮弹，但由于使用黑火药，射程和杀伤力仍然有限。从十七世纪起，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按配备的火炮数目将战船分为六级，超过100门的为第一级，80～100门的为第二级，60～80门的为第三级，以此类推。火炮数目如此之多，是因为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还都造得不大，每发一炮之后装填弹药都要费很多时间。用于海战的主要是火炮60门以上的一、二、三级战船，间或也有用四级船的，它们被统称为“ships of the line”(战列舰)。火炮少于40门和20门的五、六级小型战船通常只用于护航和侦察，有“frigate”、“brig”、“sloop”等名称，分别指三帆快速战船、双桅横帆战船和单桅纵帆战船，现在只有“frigate”—词还在使用，指护卫舰。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目标大的缺点，尤其是大型战船火炮多，通常要三层或者两层甲板才安置得下，船身高，目标就更大了。
铁甲舰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Clermont)。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尽管轮船技术已经有一定改进，但仍然没有用作战船。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并不一致，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夸耀它的先进性，工程技术界则认为它并非成功的船舶类型，它在内河、湖泊尚可使用，但在风浪大的海面上航行就不稳定，常常因一侧桨轮高出水面因而失去作用。另外，蒸汽机和煤仓占去太多空间，尤其是巨大的轮桨，不但占去甲板上原来用以安装火炮的很大地盘，而且目标大，非常容易被打坏，一旦损毁，船舶就失去动力。总之，轮船不适宜于航海，尤其不适宜作战船。
蒸汽机用作船舶动力，只有在发明出螺旋桨以后才有可能。瑞典人埃里克松(John Ericsson)于1840年在美国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内河航行船“阿基米得号”(Archimedes)。1862年，埃里克松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监控号”(Monitor)。在美国内战中，这艘北军铁甲舰曾经与南军的“弗吉尼亚号”(Virginia)有过一次著名交火。后者原来是一艘木质机帆船，后来加装了铁甲成为装甲船，它的吨位比“监控号”大很多，但后者速度快，尤其是有先进的旋转装甲炮塔，二者打了个平手。这次规模很小的海战让人们看到了铁甲舰的优越性，于是西方各国纷纷建造这种军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铁甲舰已经完全取代木质风帆战船，用它武装起来的海军被称为“新海军”。帆船时代的“74炮战列舰”演化成“主力舰”(battleship)和小一点的“巡洋舰”(cruiser)。
在战船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火炮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火炮技术经蒙古人传到欧洲。欧洲的铸炮技术在十六世纪已经有明显进步，所以明代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聘请葡萄牙技师和炮兵，学习铸造“佛郎机炮”。清初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也学习过铸造西炮，传教士南怀仁并因此获康熙加赐工部右侍郎职衔。但当天下大定以后，大清皇帝就不再想铸炮的事，只想如何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保证自己坐稳龙椅了。
十九世纪初欧洲炮术开始迅速发展。拿破仑时期，火炮的射程增大了，可以移到步兵后面实施“超越射击”。拿破仑战争距鸦片战争不过30年，可见欧洲“炮利’’也还是不久的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这可从炮筒铸造与所使用的火药两方面看：一是德国人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在鸦片战争之后11年(1851年)才发明整体铸造炮 筒的技术，彻底解决炮筒容易爆裂的问题；二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6年以后(1846年)一位意大利人才发明液体的硝化甘油炸药，但却无法在火炮上使用。又过了21年(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AIfred Nobel，1833～1896)找到以硅藻土作吸收剂的办法，才生产出在工程和军事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固体炸药。炸药的爆炸力大约是同等重量黑火药的8倍，或者同等容积黑火药的13倍。另外，此前3年(1864年)，欧洲人也才开始制造“隔膜弹”，即用铁片把弹头与火药引信隔开的炮弹。解决了炮筒和炸药这两个关键问题以后，现代大炮才得以问世。
安装了现代大炮，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已经接近现代军舰。战船与火炮的革命性变化还导致了战术的彻底改变，由于使用旋转装甲炮塔，攻击用的主炮被安置在舰首，舷炮和尾炮的主要任务变成防护，口径都比较小，所以交战时总是力图以舰首对着敌方，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主炮的威力，又可使自己暴露在对方炮火下的目标减到最小。从这时起，海战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但这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清廷腐败，坐失良机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但却未能惊醒腐败的清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战争也惊醒了日本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洋务运动”，办造船厂，创建西式海军是其两项重要内容。但中国创建海军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才最后决定分建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而此前一年已经有日本两艘铁甲兵船闯到福建、台湾，在清廷赔款50万两白银以后才退去。虽然甲午海战期间日本和我们一样铁甲舰都是从欧洲购买的，但早在1877年他们就已经建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和横须贺、筑地两大海军工厂。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但是，1888年以后大清帝国即不再添加新舰，也不更新火炮，这样1894年海战时北洋水师10艘军舰里舰龄最少的也已6年，而日本有七艘舰龄在四年以内，其中三艘舰龄只有1年。双方军舰在动力、速度、火炮等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北洋水师平均每舰4620马力，而日舰是7803马力；北洋水师平均速度15节(每小时15海里)，最快的靖远、致远(舰龄6年)也只有18节，而日舰平均17，1节，最快的吉野(舰龄1年)达到22，5节。北洋水师10舰共有火炮161门，但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12舰共有火炮277门，其中速射炮就有155门。
军舰时代到来得更晚
甲午海战反映出清朝与日本的差距，而战后两国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在日本，造船是“甲午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三顿饭并作两顿，也要扩充海军。”1898年三菱造船厂建造的6200吨“常陆丸”钢壳船已经可以和英国船相媲美，不过直到1905年日俄海战，仍然是铁甲舰时代。那次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世人不得不感叹它已经是新的海军强国。《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对1894年中日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都有介绍。而清朝的海军显然没有“老佛爷”的“园子”重要，直到清朝寿终正寝，也没造出一艘像样的军舰来。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钢壳军舰取代木质船壳外装铁甲的军舰，海战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不能自己建造军舰。
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有军舰(有的称“铁甲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一章专门论述“清朝的军事力量”，首先说的便是武器装备，但却没有对交战另一方做类似的论述。讲到英军的时候都说“军舰”、“轮船”，讲到清朝水师则说“战船”，这很容易让读者错误地认识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平。《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说到了鸦片战争，尽管不详细，但还是让我们知道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才是“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
十九世纪前西方战船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地中海地区就有了海战，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被称为“galley“的窄体战船。在北欧，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维京人(viking)就建造了被称为“长船”(10ngship)的海盗船。这两种古代欧洲战船都是单桅横帆船，平时靠风力行驶，作战时将风帆收起，桅杆放倒，改为划桨前进。作战通常采用“跳帮”到甲板上以刀枪格斗的方式进行，当然也使用弓箭那种当时的“远程武器”。
公元六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到使用“三角帆”，十二一十三世纪又学会了源于中国的“纵帆”和“尾舵”，建造出被称为“caravel”的轻型多桅帆船。这种船通常有三根桅杆挂帆，既能有效利用风力，又比较容易操纵。1488年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航行到亚洲，1519-1522年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用的都是这种帆船。
新航线开通以后，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也导致欧洲各国在海上频频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西班牙人建造了一种名叫“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可算欧洲第二代战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船也就越造越大，起初排水量约为1500吨，到1750年2000吨的船只已很普通，而到1800年更有超过2500吨的。船壳通常选用坚实的橡木板(oak planks)，而且是双层，总厚度可以达到46厘米，这就使造船成为一件非常耗费木料的事。例如，建造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旗舰“(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需要砍伐2500株成年橡树。
在武器方面，这时战船已经使用火炮，不过在“炮弹”还只是石块或者铁丸。后来改用爆炸性炮弹，但由于使用黑火药，射程和杀伤力仍然有限。从十七世纪起，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按配备的火炮数目将战船分为六级，超过100门的为第一级，80～100门的为第二级，60～80门的为第三级，以此类推。火炮数目如此之多，是因为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还都造得不大，每发一炮之后装填弹药都要费很多时间。用于海战的主要是火炮60门以上的一、二、三级战船，间或也有用四级船的，它们被统称为“ships of the line”(战列舰)。火炮少于40门和20门的五、六级小型战船通常只用于护航和侦察，有“frigate”、“brig”、“sloop”等名称，分别指三帆快速战船、双桅横帆战船和单桅纵帆战船，现在只有“frigate”—词还在使用，指护卫舰。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目标大的缺点，尤其是大型战船火炮多，通常要三层或者两层甲板才安置得下，船身高，目标就更大了。
铁甲舰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Clermont)。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尽管轮船技术已经有一定改进，但仍然没有用作战船。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并不一致，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夸耀它的先进性，工程技术界则认为它并非成功的船舶类型，它在内河、湖泊尚可使用，但在风浪大的海面上航行就不稳定，常常因一侧桨轮高出水面因而失去作用。另外，蒸汽机和煤仓占去太多空间，尤其是巨大的轮桨，不但占去甲板上原来用以安装火炮的很大地盘，而且目标大，非常容易被打坏，一旦损毁，船舶就失去动力。总之，轮船不适宜于航海，尤其不适宜作战船。
蒸汽机用作船舶动力，只有在发明出螺旋桨以后才有可能。瑞典人埃里克松(John Ericsson)于1840年在美国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内河航行船“阿基米得号”(Archimedes)。1862年，埃里克松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监控号”(Monitor)。在美国内战中，这艘北军铁甲舰曾经与南军的“弗吉尼亚号”(Virginia)有过一次著名交火。后者原来是一艘木质机帆船，后来加装了铁甲成为装甲船，它的吨位比“监控号”大很多，但后者速度快，尤其是有先进的旋转装甲炮塔，二者打了个平手。这次规模很小的海战让人们看到了铁甲舰的优越性，于是西方各国纷纷建造这种军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铁甲舰已经完全取代木质风帆战船，用它武装起来的海军被称为“新海军”。帆船时代的“74炮战列舰”演化成“主力舰”(battleship)和小一点的“巡洋舰”(cruiser)。
在战船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火炮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火炮技术经蒙古人传到欧洲。欧洲的铸炮技术在十六世纪已经有明显进步，所以明代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聘请葡萄牙技师和炮兵，学习铸造“佛郎机炮”。清初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也学习过铸造西炮，传教士南怀仁并因此获康熙加赐工部右侍郎职衔。但当天下大定以后，大清皇帝就不再想铸炮的事，只想如何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保证自己坐稳龙椅了。
十九世纪初欧洲炮术开始迅速发展。拿破仑时期，火炮的射程增大了，可以移到步兵后面实施“超越射击”。拿破仑战争距鸦片战争不过30年，可见欧洲“炮利’’也还是不久的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这可从炮筒铸造与所使用的火药两方面看：一是德国人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在鸦片战争之后11年(1851年)才发明整体铸造炮 筒的技术，彻底解决炮筒容易爆裂的问题；二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6年以后(1846年)一位意大利人才发明液体的硝化甘油炸药，但却无法在火炮上使用。又过了21年(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AIfred Nobel，1833～1896)找到以硅藻土作吸收剂的办法，才生产出在工程和军事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固体炸药。炸药的爆炸力大约是同等重量黑火药的8倍，或者同等容积黑火药的13倍。另外，此前3年(1864年)，欧洲人也才开始制造“隔膜弹”，即用铁片把弹头与火药引信隔开的炮弹。解决了炮筒和炸药这两个关键问题以后，现代大炮才得以问世。
安装了现代大炮，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已经接近现代军舰。战船与火炮的革命性变化还导致了战术的彻底改变，由于使用旋转装甲炮塔，攻击用的主炮被安置在舰首，舷炮和尾炮的主要任务变成防护，口径都比较小，所以交战时总是力图以舰首对着敌方，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主炮的威力，又可使自己暴露在对方炮火下的目标减到最小。从这时起，海战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但这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清廷腐败，坐失良机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但却未能惊醒腐败的清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战争也惊醒了日本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洋务运动”，办造船厂，创建西式海军是其两项重要内容。但中国创建海军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才最后决定分建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而此前一年已经有日本两艘铁甲兵船闯到福建、台湾，在清廷赔款50万两白银以后才退去。虽然甲午海战期间日本和我们一样铁甲舰都是从欧洲购买的，但早在1877年他们就已经建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和横须贺、筑地两大海军工厂。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但是，1888年以后大清帝国即不再添加新舰，也不更新火炮，这样1894年海战时北洋水师10艘军舰里舰龄最少的也已6年，而日本有七艘舰龄在四年以内，其中三艘舰龄只有1年。双方军舰在动力、速度、火炮等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北洋水师平均每舰4620马力，而日舰是7803马力；北洋水师平均速度15节(每小时15海里)，最快的靖远、致远(舰龄6年)也只有18节，而日舰平均17，1节，最快的吉野(舰龄1年)达到22，5节。北洋水师10舰共有火炮161门，但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12舰共有火炮277门，其中速射炮就有155门。
军舰时代到来得更晚
甲午海战反映出清朝与日本的差距，而战后两国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在日本，造船是“甲午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三顿饭并作两顿，也要扩充海军。”1898年三菱造船厂建造的6200吨“常陆丸”钢壳船已经可以和英国船相媲美，不过直到1905年日俄海战，仍然是铁甲舰时代。那次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世人不得不感叹它已经是新的海军强国。《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对1894年中日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都有介绍。而清朝的海军显然没有“老佛爷”的“园子”重要，直到清朝寿终正寝，也没造出一艘像样的军舰来。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钢壳军舰取代木质船壳外装铁甲的军舰，海战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不能自己建造军舰。
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