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蜱虫危机再陷维稳怪圈
据《新京报》9月8日报道,今年夏天,河南商城县有多人被蜱虫咬伤,不治身亡,引起村民恐慌。据了解,当地去年已出现死亡病例,但今年尤其多,成为蜱虫“重灾区”。调查发现,商城县基层医院从去年至今均存在误诊。村民反映,有些医院医护人员并未按传染病防治法处理该病。调查中,信阳市、商城县的卫生部门都表示,无法提供具体疑似病例的数目及疫情状况。当地村民认为只有信息公开,才能止息恐慌。
评论:小小一只虫子再次将地方政府拉入“维稳的怪圈”,陷入“越维穩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一个负责的政府本应是将生命放置在第一位,当出现任何疫情时,尤其是涉及到人民群众生命利益时应义不容辞进行上报及救治,而不是一味隐瞒谎报。因为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作为维稳的政绩理应在生命砝码面前让路。
权力打击言论自由的恶劣标本
8月19日,四川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派员从北京抓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今年年初,谢朝平完成10万字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自费交与《火花》杂志以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该书以渭南地区移民为主角,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评论:近年来,一些权势人物特别是公权机关,动用权力对记者、作家进行打击报复的案件日渐增多,罗织的罪名从“诽谤”、“受贿”、“诈骗”、“泄密”到“敲诈勒索”、“损害公司商业信誉”、“非法经营”等等,不一而足。如何完善“新闻法治”和“文化法治”,全面、完整地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保障公民对于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严惩各种滥用权力打击言论自由的行为,依旧任重道远。
民意直通中南海还须制度化
9月8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它相当于一个被认可的可以直达国家领导人的“网上信访中心”。至9月13日下午,给胡锦涛总书记的留言已经超过25000条,给温家宝总理的留言超过18000条,话题集中在房价、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和腐败等等社会焦点问题上。
评论:如何有效收集准确信息及获取民意,是任何一个执政者在决策之前首要面对的难题。在互联网时代,从中央高层与网民进行对话到地方各种形态的网络问政,无不在探索使体制更好运转的新技巧,或者说是连接民意与决策的一个“润滑剂”。“网上信访中心”是又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但如何真正建立起一种政令畅通和下情上达的长效机制,还须从制度根本处着手。
“免费升头等舱”是公权腐败的样本
据《南方都市报》8月31日报道,近日,知名网友张洪峰在博客中曝光的两份文件显示,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漠河-哈尔滨-北京航班时,可以免费从经济舱升至头等舱,还能享受“高端旅客”的特殊待遇,“优先登机或按旅客认为方便的时间登机”。
评论:政府部门发公文要求给县领导免费升舱,不仅是掌权者对航空公司的变相“勒索”,更是一种公开的制度性腐败,其背后的权力魅影昭然若揭。而比“免费升头等舱”更值得担忧的是地方权力运行机制中的特权逻辑。当特权通吃成为一种通行于世的权力法则,整个社会都将累积重回丛林社会的风险。
节能减排岂能靠强制性限电
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地展开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强制性限产、限能运动。从9月3日开始,河北衡水市安平县为完成节能降耗指标,对全县分3批实施限电,每批限电22小时。限电期间,不仅居民家停电停水,医院和红绿灯也遭停电;另据报道,从9月2日11时起,河北衡水市武强县除每周六供一天电外,其他六天都是18时至23时供电。
评论: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任务和问责制,一些地方采取强制性拉闸限电的办法,严重影响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和老百姓的生活。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措施,既不符合节能减排的初衷,实际上也是行政权力的一种滥用。制定节能减排的任务和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几项指标的达标与否,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督促各地发展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只是为了应付检查任务的完成强制性地拉闸限电,而未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那么这种环境保护的规划也就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城市化应给农民多些自主权
最近,重庆率先提出而且正在实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和户籍改革目标是,在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重庆方面表示,这次改革的特点就在于综合配套,自愿有偿。不论退地不退地,只要一转户,一步到位就可享受到城市的就业、养老等保障。
评论:户籍的价值其实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债务,其代价不是要农民“土地换户籍”。目前城市化的矛盾和风险,恰恰来自于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名目和手段,圈占土地,逼迫农民转换身份。这是一个在数据上最容易见效的城市化,但埋下的隐患不容忽视。户籍改革也好,城乡一体化改革也好,像重庆这样让农民和城市居民在享有同等福利、同样尊严的同时,还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城市化或许会更顺利。
中国式申遗异化为“政绩变现”
据《新京报》8月23日报道,近段时间全国 “申遗热”升温,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景区正式备选“申遗”。相对于“申遗”期间的巨大开支,“申遗”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而申遗后景点门票普涨,不禁让公众质疑这已成为各地政府的敛财之道。
评论:对“中国式申遗”来说,除了贴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敛财外,对官员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政绩变现。申遗的意义,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诸脑后。当人们在不断地为那些渐渐消失的古都风貌、风景名胜而深感惋惜之时,如何放弃狭隘的利益及政绩算计,找寻开发与保护中的差距,才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隐形税负”使民众对未来失去预期
近日,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报告测算,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达到32.2%,全年政府收入超过10万亿元,当年税收收入只有6.3万亿元,预算外收入较多。
评论:财政收入的过高比重以及预算外收入较多,表明中国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百姓负担高速增长的过程,而且政府(包括其中的个人)从百姓身上通过隐形手段拿走的过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公开的税负。这种混乱不仅仅在于“取”,还在于“用”。中国现实的问题是,百姓承担了极高的税负,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这种畸形的现状也导致政府过度投资与政府官员灰色收入的高速增长,中国贫富差距鸿沟加深,百姓失去对未来应有的预期。
据《新京报》9月8日报道,今年夏天,河南商城县有多人被蜱虫咬伤,不治身亡,引起村民恐慌。据了解,当地去年已出现死亡病例,但今年尤其多,成为蜱虫“重灾区”。调查发现,商城县基层医院从去年至今均存在误诊。村民反映,有些医院医护人员并未按传染病防治法处理该病。调查中,信阳市、商城县的卫生部门都表示,无法提供具体疑似病例的数目及疫情状况。当地村民认为只有信息公开,才能止息恐慌。
评论:小小一只虫子再次将地方政府拉入“维稳的怪圈”,陷入“越维穩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一个负责的政府本应是将生命放置在第一位,当出现任何疫情时,尤其是涉及到人民群众生命利益时应义不容辞进行上报及救治,而不是一味隐瞒谎报。因为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作为维稳的政绩理应在生命砝码面前让路。
权力打击言论自由的恶劣标本
8月19日,四川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派员从北京抓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今年年初,谢朝平完成10万字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自费交与《火花》杂志以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该书以渭南地区移民为主角,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评论:近年来,一些权势人物特别是公权机关,动用权力对记者、作家进行打击报复的案件日渐增多,罗织的罪名从“诽谤”、“受贿”、“诈骗”、“泄密”到“敲诈勒索”、“损害公司商业信誉”、“非法经营”等等,不一而足。如何完善“新闻法治”和“文化法治”,全面、完整地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保障公民对于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严惩各种滥用权力打击言论自由的行为,依旧任重道远。
民意直通中南海还须制度化
9月8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它相当于一个被认可的可以直达国家领导人的“网上信访中心”。至9月13日下午,给胡锦涛总书记的留言已经超过25000条,给温家宝总理的留言超过18000条,话题集中在房价、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和腐败等等社会焦点问题上。
评论:如何有效收集准确信息及获取民意,是任何一个执政者在决策之前首要面对的难题。在互联网时代,从中央高层与网民进行对话到地方各种形态的网络问政,无不在探索使体制更好运转的新技巧,或者说是连接民意与决策的一个“润滑剂”。“网上信访中心”是又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但如何真正建立起一种政令畅通和下情上达的长效机制,还须从制度根本处着手。
“免费升头等舱”是公权腐败的样本
据《南方都市报》8月31日报道,近日,知名网友张洪峰在博客中曝光的两份文件显示,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漠河-哈尔滨-北京航班时,可以免费从经济舱升至头等舱,还能享受“高端旅客”的特殊待遇,“优先登机或按旅客认为方便的时间登机”。
评论:政府部门发公文要求给县领导免费升舱,不仅是掌权者对航空公司的变相“勒索”,更是一种公开的制度性腐败,其背后的权力魅影昭然若揭。而比“免费升头等舱”更值得担忧的是地方权力运行机制中的特权逻辑。当特权通吃成为一种通行于世的权力法则,整个社会都将累积重回丛林社会的风险。
节能减排岂能靠强制性限电
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地展开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强制性限产、限能运动。从9月3日开始,河北衡水市安平县为完成节能降耗指标,对全县分3批实施限电,每批限电22小时。限电期间,不仅居民家停电停水,医院和红绿灯也遭停电;另据报道,从9月2日11时起,河北衡水市武强县除每周六供一天电外,其他六天都是18时至23时供电。
评论: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任务和问责制,一些地方采取强制性拉闸限电的办法,严重影响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和老百姓的生活。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措施,既不符合节能减排的初衷,实际上也是行政权力的一种滥用。制定节能减排的任务和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几项指标的达标与否,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督促各地发展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果只是为了应付检查任务的完成强制性地拉闸限电,而未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那么这种环境保护的规划也就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城市化应给农民多些自主权
最近,重庆率先提出而且正在实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和户籍改革目标是,在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重庆方面表示,这次改革的特点就在于综合配套,自愿有偿。不论退地不退地,只要一转户,一步到位就可享受到城市的就业、养老等保障。
评论:户籍的价值其实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债务,其代价不是要农民“土地换户籍”。目前城市化的矛盾和风险,恰恰来自于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名目和手段,圈占土地,逼迫农民转换身份。这是一个在数据上最容易见效的城市化,但埋下的隐患不容忽视。户籍改革也好,城乡一体化改革也好,像重庆这样让农民和城市居民在享有同等福利、同样尊严的同时,还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城市化或许会更顺利。
中国式申遗异化为“政绩变现”
据《新京报》8月23日报道,近段时间全国 “申遗热”升温,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景区正式备选“申遗”。相对于“申遗”期间的巨大开支,“申遗”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而申遗后景点门票普涨,不禁让公众质疑这已成为各地政府的敛财之道。
评论:对“中国式申遗”来说,除了贴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敛财外,对官员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政绩变现。申遗的意义,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诸脑后。当人们在不断地为那些渐渐消失的古都风貌、风景名胜而深感惋惜之时,如何放弃狭隘的利益及政绩算计,找寻开发与保护中的差距,才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隐形税负”使民众对未来失去预期
近日,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报告测算,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达到32.2%,全年政府收入超过10万亿元,当年税收收入只有6.3万亿元,预算外收入较多。
评论:财政收入的过高比重以及预算外收入较多,表明中国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百姓负担高速增长的过程,而且政府(包括其中的个人)从百姓身上通过隐形手段拿走的过多,甚至远远超过了公开的税负。这种混乱不仅仅在于“取”,还在于“用”。中国现实的问题是,百姓承担了极高的税负,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这种畸形的现状也导致政府过度投资与政府官员灰色收入的高速增长,中国贫富差距鸿沟加深,百姓失去对未来应有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