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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4日，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因工资、福利问题，引发了一场自发工潮，震动京城。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率军警官长及士兵、警察等千余人进厂镇压，抓捕工人。至当晚6时，工人陆续散尽，而军警则仍留下近200名在局内巡查防范，直到11日才全部撤离。
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朝廷批准户部（后改称度支部）创建印刷局，准备统一印刷、发行钞票，控制财政；同时，也为用纸币取代沉重的银两，方便市场货币的流通。于是选定北京外城西南的白纸坊原“工部火药局”旧址建厂，不惜重金引进美国机器设备并聘请美国技师，建成在当年属世界一流的印刷局。宣统三年（1911年）生产出钢板凹印“大清银行兑换劵”，揭开了中国印刷技术领域新的一页。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第一批“大清银行”纸币则落得个胎死腹中，没能够发行流通。印刷局也随着国家政局历史性的大变动，归属于北洋政府财政部管辖。
财政部印刷局因其业务的特殊性，管理严格，但工资收入也高于其他行业工人，技术要求最高的“钢板课”，组长、技士月工资78至150元，技手48至120元，艺徒7.5至30元。一般课组长月工资24至78元，领班、工匠12至45元，工徒6至10.5元，新入厂工徒4.5元。不过，挣到百元以上高收入的技术工人仅占2%左右，月工资10元左右的则占70%以上，这是由于新工人众多所致。民国初年，虽然时局动荡，但北京的物价却相当低廉，1911年至1920年，大米三分一斤，白糖五分一斤，猪肉0.10至0.11元一斤。20世纪20年代，一个四口之家，每月伙食12元便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因此，印刷局大多数工人生活比较稳定，但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毕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早在1912年春，财政部印刷局就开始有少数进步工人参加了社会上的“印刷同业进化会”组织，开会研究过“要团结、要组织、有话就说，研究技术，改善生活”等问题，为时不长，便不再活动。同年6月，又有部分工人在厂外集会，成立了印刷局“工务急进会”，入会者猛增至300余人，占当年全厂员工总数的3/4。这就成为1916年工潮的组织基础。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并未统一，军阀割据，政局动荡，财政总长一职不断变更。大总统袁世凯的老部下周学熙于1912年8月应召，受命出任财政总长，1913年5月因故辞职。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周学熙再次出任财政总长。
工潮的爆发有个前因，1914年，由于生产繁忙，工人加班增多，当时规定每加班三小时为半个工，六小时为一个工，每月结算发薪时，工人所得的加班费出现了比正常工资还多的情况。财政部鉴于开支增大，强令取消加班，改用延长每日劳动时间、减少休假来解决完成生产任务问题。即把每日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小时，每周工休一次改为每两周工休一次，这自然是关系每个工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当1914年12月25日局方贴出布告后，立即遭到全局工人的一致反对，纷纷起来提出质问、抗议，乃至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印刷局局长张德薰不得不于当月30日再次张贴告示，暂缓延长工时的改变，仍按原工作时间的制度执行。后经张德薰与财政部多次商讨，财政部终于撤回了改变作息时间的饬令。工人为争得劳动休息权的抗争获得胜利。这些都是周学熙第一次出任财政总长辞职后发生的。
转眼进入了1915年，张德薰于春节前夕，根据上年业务盈余情况，呈报财政部拟向员工颁发“奖金”，拟定员司奖予月薪两个月，工人奖予月薪一个月。而财政部批准“员司按一个月薪水，组长、匠徒、夫役按十日工资计算发给”。周学熙于1915年3月再次出任财政总长，4月，在他的主持下，财政部制定了《官营员司奖励章程》，张德薰参照章程，规定局内不足六元月薪的工徒，三个月调升薪资一次，其他员工半年增加薪资一次，年终凡有盈利还可分得“花红”等办法，工人对此当然表示满意。
然而，张德薰于1915年6月14日率相关人员赴美进行业务考察，财政总长周学熙派曾担任过印刷局总办的陈秉鉴来此主持局务。张德薰于当年9月归国，10月调任奉天造币分厂厂长。于是，陈秉鉴正式主持局务，接任局长。他参照张德薰考察美国的管理经验，实行了不少极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实行员工进厂要通过三道关卡，上班摘挂名牌，迟到不准进厂，工作疏忽，不服指挥……轻则罚扣工薪，重则除名。仅1915年7月至12月，就开除了191名工人，记大过、扣罚工资达347人，这些举措已然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1916年3月初，春节已过，加薪、分红的事杳无消息，以厂内工人最集中的印刷、完成两课为中心，自发地联合起来，由李凤宝、王梦兰等几名热心、勇敢的工人带头，仿照封建时代百姓向官府写“联合禀”（也叫“藏头单”）的办法，由参加讨薪的工人，在一张呈文纸上围成一个圆圈签名，使官府没有办法找出带头的发起人。
经过一番准备、串连，印刷课200多名工人于3月3日开始怠工，聚集在更衣室商讨如何进一步行动。此时工务课长褚克明来工人中探听情况，被工人围住质问奖金、分红问题，褚表示同情工人处境，将向局方转达，并在工人强烈要求下，承诺次日给予答复。而当天实际已停工约一小时。
3月4日，因不见褚克明答复，工人们情知有变，便要求直接面见局长。下午2时开始停工。殊不知局长陈秉鉴已于是日清晨通报警察署，要求出警镇压，并附有擒拿17名工人的名单。下午1时，外右四区警察分署署长郑淑伦带领47名警察来到印刷局，在同局长接头后，即布置部分警察封锁厂内各条通道、各工房出入口。同时，派人到各课讲话，恫吓工人“勿听蛊惑”。又以“参观”为名到东楼工房，假借“约谈”，招完成课组长韩广利等三人到稽查课软禁了起来。继而到西工房“约谈”印刷课组长张玉林等人。此时工人们见来势不善，阻止警察进入工房，并齐声说：“我们没有代表，要去一块儿去！”郑淑伦见诱捕无效，便下令强行抓人。在双方对峙、争执中，工人马庆云的嘴部被警察的刺刀挑破，当即激起工人们的强烈愤怒，一时间，夺枪、抄工具、拆下机器上的铁棍同警察搏斗；砖块、茶壶等纷纷由窗口抛出，许多玻璃被打碎，警察纷纷退却，工人们紧追至稽查课门口，将郑淑伦团团围住，郑淑伦下令鸣枪示警，工人们不得不退回工房。在混乱中，有几名警察被打伤。
于是，陈秉鉴以夸大的“纵火烧局，全工反抗”“乱党滋事，力不抵众”为由向警方告急，以致引来上千军警进厂镇压。然而，江朝宗等在现场看到的并非接报所称“纵火烧局”等严重情况，担心事态扩大将更激怒工人，于是先放出一批工人，并胁迫223名工人到稽查课签名，同意继续上工。这一天11名工人先后被逮捕，另有不在名单内的六名工人，因当场与警察抗争、搏斗而被捕。此外，还有列入名单的六名工人，因不在班或事先避走，警察署下令通缉。
3月6日，印刷局恢复生产，局方贴出布告宣布开除为首的17名工人，同时，致函京师警察厅，称工人“互相煽惑，聚众演说，结合团体，以鼓众心”，“声势嚣张”，要求严惩；对未捕到的工人“迅予缉拿到案，一律惩办，以免漏网”。在警方抓捕的工人中，有六人因不在名单，次日即行开释，另11人一致申诉工人不过是要求分红、加薪，且都是局方规定，并不违法。警方找不到判罪证据，又怕调集重兵、小题大做，被张扬出去，反而会使局面难以收拾。最后，警方以判处罚工一至三个月，由教养局执行交差了事。在这些工人被关押期间，他们的亲友以其本人有病、家有供养老人等理由要求提前释放，却未获批准。
这场工潮的爆发，本身是因局方食言，不按承诺兑现分红、加薪所致。事件发生后，局方迫于压力，更因自己理亏，不得不于3月18日补发了“花红”，5月又落实了加薪。局长陈秉鉴的顶头上司、财政总长周学熙在4月辞职，陈失去了周的庇护，因此在当年6月被免职。（编辑 黄 艳）
（作者是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朝廷批准户部（后改称度支部）创建印刷局，准备统一印刷、发行钞票，控制财政；同时，也为用纸币取代沉重的银两，方便市场货币的流通。于是选定北京外城西南的白纸坊原“工部火药局”旧址建厂，不惜重金引进美国机器设备并聘请美国技师，建成在当年属世界一流的印刷局。宣统三年（1911年）生产出钢板凹印“大清银行兑换劵”，揭开了中国印刷技术领域新的一页。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第一批“大清银行”纸币则落得个胎死腹中，没能够发行流通。印刷局也随着国家政局历史性的大变动，归属于北洋政府财政部管辖。
财政部印刷局因其业务的特殊性，管理严格，但工资收入也高于其他行业工人，技术要求最高的“钢板课”，组长、技士月工资78至150元，技手48至120元，艺徒7.5至30元。一般课组长月工资24至78元，领班、工匠12至45元，工徒6至10.5元，新入厂工徒4.5元。不过，挣到百元以上高收入的技术工人仅占2%左右，月工资10元左右的则占70%以上，这是由于新工人众多所致。民国初年，虽然时局动荡，但北京的物价却相当低廉，1911年至1920年，大米三分一斤，白糖五分一斤，猪肉0.10至0.11元一斤。20世纪20年代，一个四口之家，每月伙食12元便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因此，印刷局大多数工人生活比较稳定，但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毕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早在1912年春，财政部印刷局就开始有少数进步工人参加了社会上的“印刷同业进化会”组织，开会研究过“要团结、要组织、有话就说，研究技术，改善生活”等问题，为时不长，便不再活动。同年6月，又有部分工人在厂外集会，成立了印刷局“工务急进会”，入会者猛增至300余人，占当年全厂员工总数的3/4。这就成为1916年工潮的组织基础。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并未统一，军阀割据，政局动荡，财政总长一职不断变更。大总统袁世凯的老部下周学熙于1912年8月应召，受命出任财政总长，1913年5月因故辞职。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周学熙再次出任财政总长。
工潮的爆发有个前因，1914年，由于生产繁忙，工人加班增多，当时规定每加班三小时为半个工，六小时为一个工，每月结算发薪时，工人所得的加班费出现了比正常工资还多的情况。财政部鉴于开支增大，强令取消加班，改用延长每日劳动时间、减少休假来解决完成生产任务问题。即把每日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小时，每周工休一次改为每两周工休一次，这自然是关系每个工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当1914年12月25日局方贴出布告后，立即遭到全局工人的一致反对，纷纷起来提出质问、抗议，乃至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印刷局局长张德薰不得不于当月30日再次张贴告示，暂缓延长工时的改变，仍按原工作时间的制度执行。后经张德薰与财政部多次商讨，财政部终于撤回了改变作息时间的饬令。工人为争得劳动休息权的抗争获得胜利。这些都是周学熙第一次出任财政总长辞职后发生的。
转眼进入了1915年，张德薰于春节前夕，根据上年业务盈余情况，呈报财政部拟向员工颁发“奖金”，拟定员司奖予月薪两个月，工人奖予月薪一个月。而财政部批准“员司按一个月薪水，组长、匠徒、夫役按十日工资计算发给”。周学熙于1915年3月再次出任财政总长，4月，在他的主持下，财政部制定了《官营员司奖励章程》，张德薰参照章程，规定局内不足六元月薪的工徒，三个月调升薪资一次，其他员工半年增加薪资一次，年终凡有盈利还可分得“花红”等办法，工人对此当然表示满意。
然而，张德薰于1915年6月14日率相关人员赴美进行业务考察，财政总长周学熙派曾担任过印刷局总办的陈秉鉴来此主持局务。张德薰于当年9月归国，10月调任奉天造币分厂厂长。于是，陈秉鉴正式主持局务，接任局长。他参照张德薰考察美国的管理经验，实行了不少极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实行员工进厂要通过三道关卡，上班摘挂名牌，迟到不准进厂，工作疏忽，不服指挥……轻则罚扣工薪，重则除名。仅1915年7月至12月，就开除了191名工人，记大过、扣罚工资达347人，这些举措已然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1916年3月初，春节已过，加薪、分红的事杳无消息，以厂内工人最集中的印刷、完成两课为中心，自发地联合起来，由李凤宝、王梦兰等几名热心、勇敢的工人带头，仿照封建时代百姓向官府写“联合禀”（也叫“藏头单”）的办法，由参加讨薪的工人，在一张呈文纸上围成一个圆圈签名，使官府没有办法找出带头的发起人。
经过一番准备、串连，印刷课200多名工人于3月3日开始怠工，聚集在更衣室商讨如何进一步行动。此时工务课长褚克明来工人中探听情况，被工人围住质问奖金、分红问题，褚表示同情工人处境，将向局方转达，并在工人强烈要求下，承诺次日给予答复。而当天实际已停工约一小时。
3月4日，因不见褚克明答复，工人们情知有变，便要求直接面见局长。下午2时开始停工。殊不知局长陈秉鉴已于是日清晨通报警察署，要求出警镇压，并附有擒拿17名工人的名单。下午1时，外右四区警察分署署长郑淑伦带领47名警察来到印刷局，在同局长接头后，即布置部分警察封锁厂内各条通道、各工房出入口。同时，派人到各课讲话，恫吓工人“勿听蛊惑”。又以“参观”为名到东楼工房，假借“约谈”，招完成课组长韩广利等三人到稽查课软禁了起来。继而到西工房“约谈”印刷课组长张玉林等人。此时工人们见来势不善，阻止警察进入工房，并齐声说：“我们没有代表，要去一块儿去！”郑淑伦见诱捕无效，便下令强行抓人。在双方对峙、争执中，工人马庆云的嘴部被警察的刺刀挑破，当即激起工人们的强烈愤怒，一时间，夺枪、抄工具、拆下机器上的铁棍同警察搏斗；砖块、茶壶等纷纷由窗口抛出，许多玻璃被打碎，警察纷纷退却，工人们紧追至稽查课门口，将郑淑伦团团围住，郑淑伦下令鸣枪示警，工人们不得不退回工房。在混乱中，有几名警察被打伤。
于是，陈秉鉴以夸大的“纵火烧局，全工反抗”“乱党滋事，力不抵众”为由向警方告急，以致引来上千军警进厂镇压。然而，江朝宗等在现场看到的并非接报所称“纵火烧局”等严重情况，担心事态扩大将更激怒工人，于是先放出一批工人，并胁迫223名工人到稽查课签名，同意继续上工。这一天11名工人先后被逮捕，另有不在名单内的六名工人，因当场与警察抗争、搏斗而被捕。此外，还有列入名单的六名工人，因不在班或事先避走，警察署下令通缉。
3月6日，印刷局恢复生产，局方贴出布告宣布开除为首的17名工人，同时，致函京师警察厅，称工人“互相煽惑，聚众演说，结合团体，以鼓众心”，“声势嚣张”，要求严惩；对未捕到的工人“迅予缉拿到案，一律惩办，以免漏网”。在警方抓捕的工人中，有六人因不在名单，次日即行开释，另11人一致申诉工人不过是要求分红、加薪，且都是局方规定，并不违法。警方找不到判罪证据，又怕调集重兵、小题大做，被张扬出去，反而会使局面难以收拾。最后，警方以判处罚工一至三个月，由教养局执行交差了事。在这些工人被关押期间，他们的亲友以其本人有病、家有供养老人等理由要求提前释放，却未获批准。
这场工潮的爆发，本身是因局方食言，不按承诺兑现分红、加薪所致。事件发生后，局方迫于压力，更因自己理亏，不得不于3月18日补发了“花红”，5月又落实了加薪。局长陈秉鉴的顶头上司、财政总长周学熙在4月辞职，陈失去了周的庇护，因此在当年6月被免职。（编辑 黄 艳）
（作者是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