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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罗永麟
前不久，在华东师大，“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教学六十年庆祝会”开得热烈而庄重，当仙风道骨的罗永麟先生手拄拐杖从大门外走入会场时，来自海内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对这位民间文学前辈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罗永麟，1913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四川自贡市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民间文学被正式纳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时，罗永麟先生就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主要论著有《中国仙话研究》《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等。罗永麟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教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下访问，是笔者在罗永麟先生寓所所做的对话。该寓所坐落在华师大一村，是一栋小洋房，经过整修，前后是郁郁葱葱的大草坪，显示出勃勃生机。
谈经历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四川老家的情况，好吗？
罗：我自贡老家的房子叫“六一堂”。为什么叫“六一堂”？ 主要是由六房人，曾祖父是六弟兄，我们是第五房，曾祖父是老五，家就是他发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时是真正的百万富翁，那时规模是很大的，在重庆、成都、泸州、富顺到处都有分号。主业是盐商，副业开当铺。小时候听祖母讲，每天晚上骡、马驮运银子回家，媳妇们最苦的事就是搬银子。罗世文的父亲就是派在重庆的代表，死在重庆的。“洪杨之乱”平息后，家族就破产了。
郑：罗世文是第几房？
罗：与我是同一房的。他跟我父亲是亲堂兄弟，他的父亲跟我祖父是兄弟。羅世文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中学毕业时英文都可以看书、可以写作了。学英文时，《鲁滨逊漂流记》整本书他都能背，跑到房顶上去背，怕影响别人。中文的诗也做得很好。我们家族很复杂，既是大盐商，又是书香门第，有二十几个留学生。我做学问主要是自学，我认为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就影响不是很大的。你看鲁迅等都不是靠学校，都是靠自己。我读书，基本上是我姑母、叔叔帮助，我姑母家很有钱，有几十万的财产。
郑：你和罗世文、陶敬之（注：两人皆是著名的“红岩烈士”——歌乐山英烈）是否在同一学校读书？
罗：都是重庆省立商业中学。商业学校全省只有这一所。我和陶敬之不同年级，他比我高一级。
郑：抗战时期，您在重庆吗？
罗：主要在重庆，曾回自贡老家住过两年。抗战时期多苦啊，我的行李就在重庆全部被轰炸完了。重庆大轰炸，死了一万多两万人。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历。
罗：那就很早喽。我当时在日本读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因为要到乡间调查研究，所以就接触到了很多民俗、民间歌谣、民间文学等东西，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是研究经济，但对民间文学、民俗感兴趣。这就是我最初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开始。
郑：在日本期间您接受了哪些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呢？
罗：当时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到最早的是柳田国男的著作，后来就是关敬吾他们一批人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接触的面比较广泛，当时欧洲的，比如泰勒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宗教与科学》，这个时候有些接触，后来嘛就完全在自学的基础上，搞民间文学。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民间文学、民俗学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郑：小时候的经历对您后来搞民间文学有影响吗？
罗：小时候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四川重庆长大的。重庆属于巴渝。四川有一个诗人叫吴芳吉，他写有一首诗《巴渝歌》：“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重庆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都会地方，它的对面南岸，完全是乡村，古代民歌的东西仍流传在民间，所以我从小对于民间歌谣都能唱的，我到乡下去有接触，这是幼年时代的影响。还有呢，我的祖母很会讲故事，中国的四大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她都讲给我听，所以我从小对四大故事就很有兴趣，后来教学时候就将四大故事作专门的研究。
郑：那么，真正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从哪年开始的？
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民间歌谣这类东西，那时候有个叫林兰的，林兰在北新书局出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籍，我都接触了，这是最早的。当然林兰编的东西比较粗糙，但他把民间的东西、原始的东西拿出来了，后来研究民间文学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林兰对中国民间文学是有贡献的。
郑：您自己最早研究民间文学，那写文章和教学情况又是怎样的？
罗：最初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一方面接触到了日本和欧洲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俗学，同时我们那个时候在日本，苏联的文化也接触到了，所以我最早翻译的一篇东西，就是《苏联大众与文学》，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是谈民间文学的，所以我当时除了欧洲的东西外，对苏联的民间文学也有所接触。
郑：最早翻译的那篇文章大概是哪一年？
罗：我翻译的这篇东西，是1936年在《文海》杂志上发表的，叫《苏联大众与文学》（刊《文海》创刊号，1936年8月15日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原著除村吉太郎，译者余颀[是罗永麟的笔名。
郑：后来回国以后到大学里教书是哪一年？
罗：到大学里工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喜欢民间文学，我有个老同学贾植芳贾先生，他在震旦大学教书。解放初期，中国那个时候向苏联学习，要开民间文学的课，但找不到人，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很少，贾先生知道我喜欢民间文学，就来叫我了。当时三个学校开了民间文学课，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是上海震旦大学，当时钟敬文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赵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民间文学课——在旧中国大学里是看不起民间文学的。人民当家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跟苏联还比较友好，学苏联开民间文学课，而且这门课在当时是必修课，学一年，很认真的。
郑：您跟贾植芳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罗：我跟他在日本时是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去喝酒，我19岁，他大概17岁，每天晚上到“烧鸟”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去，那时就是喝清酒，好玩，乱谈，年纪轻哪。他18岁时写了篇东西很出风头，《人的悲哀》，他跟胡风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写了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胡风，当时贾植芳还是小青年，唉，胡风给他发表了，还非常捧他，给了18还是20日元稿费，那时日元很值钱哪，相当于我们的大洋。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大吃了一顿。当时在“烧鸟”喝酒五毛钱就够了，吃了一两个月。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有些人我们看不惯，比如任白戈和郭老写的文章，让我们两个帮助抄，我们都不肯。那个时候我们都崇拜鲁迅先生，对郭老有看法。在留学生中，我们的文笔比较好，任白戈、魏猛克、周扬他们这一些人的文笔我们也认为是不行的，学日本人，欧化，就是周扬的文章也是欧化。有一件事让郭老很不高兴，郭老要翻译《资本论》，但是没有钱，要筹集五千块钱，喊我、贾植芳每人出20块钱，贾植芳说老罗你看出不出，我说我是这样想的，郭先生翻译的都是文学的书，翻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像比较困难，贾先生说那我们就不出，所以我们两人就没有出。郭老对我就很恼火。我认为郭老的德文水平要翻译《资本论》比较困难。
郑：郭老是用德文翻译还是日文翻译？
罗：假如用日文翻译是很好的，郭老的日文很好的。后来北京的几个学者（当时巴金也在东京）也认为郭老翻译德文的《资本论》比较困难，都不赞成，结果就没有成功。我们跟郭老比较接近，我们不出钱，所以郭老很恼火。我跟郭老很熟，因为都是四川人。说老实话，郭老有学问，人特别聪明。比如说，写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他就在咖啡店的桌子上写，速度快啊，笔头很快，写完了就让人抄，我和贾植芳都不肯抄，郭老不高兴，好像不支持他。因为我们不赞成他同鲁迅两个人吵架。我和贾先生是中立派，也不反对鲁迅，也不反对周扬。
谈研究
郑：四大民间故事的提法是您最早提出来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罗：当时在震旦教学是自己编讲义，根据我国、日本、欧洲和苏联的资料，编了一个讲义大纲，讲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同时我也写文章，当时写了一篇《试论牛郎织女》，这是我研究民间文学正式写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我就提出了中国四大故事研究。在教学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发表了关于孟姜女故事、关于白蛇传故事、关于梁祝故事的研究论文，并结集出版了一部书叫《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郑：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认为哪些贡献是比较大的？
罗：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当时学苏联，好像有些东西太呆板了。说得不客气点，有些教条的东西，所以我的民间文学著作中，不完全照搬日本、欧洲的，也不完全照苏联的，是我自己的体系。我的东西基本是从民间、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换一句话讲，基本上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
郑：在您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考虑的？
罗：我当时在民间文学教学过程中，对同学们是这样讲的，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本，因为文学的发展，首先是从民间文学，然后发展到通俗文学，从通俗文学发展到文人文学的，现在很多人重视文人文学，但殊不知真正文学的起源是源于民间，然后发展为通俗文学，然后文人染指——文人文学是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最近著了一本书叫《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主要就是談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位一体论，所以我的体系，假如要说有体系的话，就是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综合起来加以研究，研究的目的就是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郑：那您觉得这种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罗：中国过去传统的看法对民间文学是比较轻视的，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就已经把民间文学提得很高了，人类最初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就是最初劳动人民抬东西劳动时唱的歌，所以最早的文学是歌谣，这是文学的起源。高尔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一个作家假如不懂民间文学就成不了大作家。他列举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歌德、莎士比亚，这些人都是熟悉民间故事、民间文学的。
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敢问您，您原来是学经济的，应该说研究经济的学者社会地位比较高，您后来为什么改行研究民间文学呢？民间文学在研究领域常常是被人看不起的。
罗：你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研究经济我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离开了人民的生活、离开了民间文化，有些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假如不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你也不会懂得。比如传统节日，为什么中国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几千年来在中国一直盛行？解放初期的时候，这些节日基本上废掉了，但最近国家重新确定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为固定节日，这就表明，必须吸收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养料发展中国固有的文化。
郑：在您几十年的治学经历中，有哪些治学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年轻学者的呢？
罗：研究民间文学，过去传统文人轻视，是他们不了解，因为研究民间文学除了民间文学本身之外，必须了解通俗文学，必须了解文人文学，研究民间文学要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懂得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还要懂得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才能研究民间文学。所以研究民间文学，我的看法很不简单，我写的东西，很多人都认为古典的东西特别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离开历史，离开社会经济，就没有办法来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所以在这里头，没有广博的知识，你就不懂得中国民间文化的起源，通俗文学的起源，与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论文的水平不高，事实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自五四以后有许多很高水平的，比如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还有后来的关于梁祝故事的研究，这些都是很有成就的。不仅在文学上，在音乐上都有所发展。所以我认为搞民间文学，没有深厚的国学的基础，没有外国文学的知识，没有社会政治经济的知识，是很难进行研究的。现在写出的民间文学文章，有些水平不高，事实上是研究者本身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够充足。希望年轻的民间文学学者能有广博的知识基础。
郑：除了广博的知识以外，作为年轻学者还要注意些什么？
罗：我觉得民间文学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民间，所以必须要有田野作业。研究民间文学不重视田野作业，不到农村去调查，不到农村去研究，要想得到民间文学真正的知识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现在年轻人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一方面要读理论打基础，另一方面要从实践方面，从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然就会变成空谈。
郑：您对目前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或发展情况，有什么看法？
罗：据我知道的情况来看，现在民间文学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对民间文学实际资料的掌握还不够。现在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面更广了，非常广。要研究民间文学困难重重。要真正成为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家，必须要相当的努力，相当的工夫才行。现在大学里设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博士点，这是好的，这是提高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基础。
郑：除了这些以外，您觉得还存在什么问题？
罗：五十年代学苏联，当时很重视民间文学，要学一年。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民间文学打入了冷宫。现在民间文学作为选修课，今后要发展民间文学，要发展非物质文化，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我个人的看法，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俗现象，就是民俗学，节日、祭祀、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是现象；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核心，因为民间文学是表现人民思想感情最直接的东西，所以要真正理解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必须要把民间文学作为核心。所以我认为民俗是现象，民间文学是核心。研究民间文学必须跟民俗学结合起来，两者有分别，但是有关系，要融会贯通，什么原因呢？这个科学，我个人看法，过去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混淆了，我认为民俗学是属于社会科学，民间文学是属于文学，属于思想感情的东西，所以两者有区别，但能够融合、联系起来。
谈观点
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开展，您怎么看？
罗：就世界范围来说，像中国民间文学这么丰富、而且保存下来的，很少。阿拉伯国家像《一千零一夜》这些，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像波斯（伊朗）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现在能够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就是中国的东西。比如中国二十四史中就有很多民间文学的东西，有一本《古谣谚》的书，它就把二十四史中的歌谣、谚语等东西基本上都集拢来了。中国的民间文学特别丰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工作，仅公开出版的省市卷就达90余卷，总字数在1亿以上，还有难以计数的内部出版的县卷本（少数地方编辑了乡镇、街道卷本），被称为“文化长城”工程，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我们现在对民间文学的对外宣传还不够，应该在这方面扩大宣传。
郑：请您谈谈对民间文学改编再创作问题的看法。
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叫张弘的提出改旧编新，很多人都认为不符合民间文学的规律，违反民间文学原则，当时就加以批判，批判得很厉害。当时张弘跟我有接触，他问我的意见，我当时的观点是他的提法是对的，但具体的办法不清楚，原则上我同意。什么原因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诗经》最早的原始东西我看是徒歌，是口头文学，然后才通过民间的下层文人把它搜集起来，成为《诗经》，然后文人才加工，现在的《诗经》，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成通俗文学，然后文人加工成为现在的经典著作。从《诗经》这个例子来看，改旧编新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反对不了的。当时有人认为张弘的提法违反民间文学规律，我认为是偏见，真正的民间文学必然会发展成为通俗文学，事实上就是改旧编新。所以现在很多故事，比如四大故事中的梁祝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事实上原始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差得很远，是逐渐改旧编新的。改旧编新这个规律，将来应该提倡，不应该批判。当时批判改旧编新的这些人，我认为是教条，是学苏联的教条，苏联当时就认为口头的东西必须绝对忠实，不能改编。原始的故事保存原样一字不改，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必须经过改编，不改编就不会成为文学作品。
郑：现在有很多民间故事都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了，最近我看到牛郎织女也已经改编为电视剧了。
罗：像四大故事，假如不经过改编，原始故事太简单了，没有什么趣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大故事，事实上都是经过改编了的，像孟姜女故事经过了几千年的改编，白蛇传也几百年了，梁祝故事上千年，经过了很多下层文人、上层文人的加工改编；而且不仅仅是文人，民间艺人也参与了改编。如梁祝戏剧，在民间戏剧中就很流行。所以中国的民间文学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还不全面，要从民间艺术、民间戏曲、民间文化结合起来看，才可以看出它的发展，看出它实际上是不断改旧编新的。
郑：最近对民间故事改编也有很多议论，有些故事改编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成了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罗：中国的四大故事像《白蛇传》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作品，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这个就要靠中国文人的努力了。因为只有歌德这样的水平，才有可能将《浮士德》改编成经典著作，你没有这个水平，就没有办法改编。但是《白蛇传》这个故事的原始故事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有一年美国著名戏剧家梅勒到上海，看了《白蛇传》之后，他说中国的《白蛇传》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就说明四大故事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很了不起的东西了，就是还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平，就是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大文学家来加以改编，这一步还没有走到。但是从现有的角度来看，四大故事已经是了不起的作品了。现在拿歌德的《浮士德》来衡量四大故事，我觉得是不实际的。从中国四大故事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情况来看，是很成功的。当然我们要提高，要赶上《浮士德》，还需要文人的加工。所以对于民间文学作品本身不要贬低，民间文学如四大故事的成果，现在已经了不得了。
郑：罗先生，您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方面有些什么建议？民间文学学科这么多年来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罗：现在我觉得民间文学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提出来之后，又重新重视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北京有《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上海有《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由前者改名而来，同一刊物——著者），还有别的地方也有一些（刊物），主要是靠北京和上海。当时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过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思想，对于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是否定的，不仅是民间文学，其它东西都不大重视。这个风气一来，把五四以后、解放以后研究民间文学的传统抛弃了，没有好好继承下來。现在的研究工作，就是赶时髦，哪个问题比较时髦一点，大家都集中到那个方面，真正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别人认为水平不高，就是这个原因。很多研究民俗的文章著作，就是抄中国的古书，自己的见解很少。借鉴日本、借鉴欧美的人类学、民俗学，这点不可否认，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拿来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的看法还没有过去。要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必须要把外国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我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提倡研究中国的民俗学、中国的民间文学，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苏联的那套老的东西，应该是新的路子。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少数人的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要政府提倡，要办杂志，比如上海来说，应该办一个民俗或民间文学的杂志，像过去民研会办的《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这类的东西，北京也应该把《民间文学论坛》整顿好。另一方面，大学，高等学院，如上海的复旦、师大，应该把民间文学这个课程作为必修课，因为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学的根本，你把这个作为选修课是不对的。
郑：还有您个人的治学经验，能不能说说，供年轻人学习。
罗：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还有就是我现在有个感觉，不知你们的感觉怎样？最近我接触到了一些年轻博士，我觉得他们有个缺点，知识面不够广，无论是谈到文学，谈到历史，谈到哲学，谈到文化，有很多问题他们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一来，他们要提高就受到了限制。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普遍，所以我希望基础教育大学本科应该加强，很多大学生写的文章实在不大高明。过去提倡大学上大学语文，我认为不必要，母语的阅读、写作应该在高中阶段就解决，在大学里再来开大学语文课是不科学的，耽搁了年轻人的时间，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在大学里应该读专业课了，不该再读基础课，大学语文是基础课。现在提倡学英文我不反对，但是母语首先要解决，然后才谈得上学外文。假如外文好而母语写不通顺，你就没有表达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基础方面还不够扎实。你们在大学里当教师要重视这方面。
郑：罗先生，其它的您还想谈些什么吗？
罗：还有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现在活动蛮多，也是蛮好的，就是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方面好像还做的不够，所以我希望协会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还有出版社，你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来有民间文学编辑室，应该继续发展，不要停下来。这就是我个人的希望。
郑：罗先生，最后请教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罗：我们中国的作家不太注重民间文学，这是个很大的损失。现在我们的作家都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国外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他自己就写民间故事，高尔基更不用说，他用民间故事来写短篇小说，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对民间故事的改写，跟民间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就搜集民歌，德国的著名诗人海涅跟民间文学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席勒、歌德的诗歌很多都是民歌体。我现在的看法，中国现在的文学，说得不客气一点，国外看不起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作品没有民族风格，现在的新小说看起来就像是外国人写的，假如他不写中国人的名字，说它是外国人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技巧方面完全是学外国。但是国外的文学，比如日本的文学，如川端康成他们的作品中民间的东西就很多，尤其是芥川龙之介，像《龙生门》等小说就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学界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民间文学重视不够。一个民族要把自己的文化向世界宣扬，要从实际上做。你比如中国的四大故事，确实很有价值，假如现在有一个作家把四大故事改写好，就等于歌德写《浮士德》、莎士比亚写戏剧一样。中国民间的东西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继承下来的都是文人的东西，所以谈中国古典文学，就是文人文学，甚至连通俗文学都重视不够。事实上，在老百姓中间影响大的，除了民间故事之外，还有就是通俗文学。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民间戏剧表演的几乎都是这几部书中的故事，水浒戏、西游戏、三国戏，所以你们在大学里教民间文学，就应该大大提倡，要说出它的价值。民间文学的价值，像《梁祝故事》，为什么这么感人？我那几篇文章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文化因素。
——罗永麟
前不久，在华东师大，“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教学六十年庆祝会”开得热烈而庄重，当仙风道骨的罗永麟先生手拄拐杖从大门外走入会场时，来自海内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对这位民间文学前辈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罗永麟，1913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四川自贡市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民间文学被正式纳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时，罗永麟先生就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主要论著有《中国仙话研究》《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等。罗永麟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教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下访问，是笔者在罗永麟先生寓所所做的对话。该寓所坐落在华师大一村，是一栋小洋房，经过整修，前后是郁郁葱葱的大草坪，显示出勃勃生机。
谈经历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四川老家的情况，好吗？
罗：我自贡老家的房子叫“六一堂”。为什么叫“六一堂”？ 主要是由六房人，曾祖父是六弟兄，我们是第五房，曾祖父是老五，家就是他发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时是真正的百万富翁，那时规模是很大的，在重庆、成都、泸州、富顺到处都有分号。主业是盐商，副业开当铺。小时候听祖母讲，每天晚上骡、马驮运银子回家，媳妇们最苦的事就是搬银子。罗世文的父亲就是派在重庆的代表，死在重庆的。“洪杨之乱”平息后，家族就破产了。
郑：罗世文是第几房？
罗：与我是同一房的。他跟我父亲是亲堂兄弟，他的父亲跟我祖父是兄弟。羅世文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中学毕业时英文都可以看书、可以写作了。学英文时，《鲁滨逊漂流记》整本书他都能背，跑到房顶上去背，怕影响别人。中文的诗也做得很好。我们家族很复杂，既是大盐商，又是书香门第，有二十几个留学生。我做学问主要是自学，我认为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就影响不是很大的。你看鲁迅等都不是靠学校，都是靠自己。我读书，基本上是我姑母、叔叔帮助，我姑母家很有钱，有几十万的财产。
郑：你和罗世文、陶敬之（注：两人皆是著名的“红岩烈士”——歌乐山英烈）是否在同一学校读书？
罗：都是重庆省立商业中学。商业学校全省只有这一所。我和陶敬之不同年级，他比我高一级。
郑：抗战时期，您在重庆吗？
罗：主要在重庆，曾回自贡老家住过两年。抗战时期多苦啊，我的行李就在重庆全部被轰炸完了。重庆大轰炸，死了一万多两万人。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历。
罗：那就很早喽。我当时在日本读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因为要到乡间调查研究，所以就接触到了很多民俗、民间歌谣、民间文学等东西，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是研究经济，但对民间文学、民俗感兴趣。这就是我最初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开始。
郑：在日本期间您接受了哪些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呢？
罗：当时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到最早的是柳田国男的著作，后来就是关敬吾他们一批人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接触的面比较广泛，当时欧洲的，比如泰勒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宗教与科学》，这个时候有些接触，后来嘛就完全在自学的基础上，搞民间文学。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民间文学、民俗学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郑：小时候的经历对您后来搞民间文学有影响吗？
罗：小时候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四川重庆长大的。重庆属于巴渝。四川有一个诗人叫吴芳吉，他写有一首诗《巴渝歌》：“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重庆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都会地方，它的对面南岸，完全是乡村，古代民歌的东西仍流传在民间，所以我从小对于民间歌谣都能唱的，我到乡下去有接触，这是幼年时代的影响。还有呢，我的祖母很会讲故事，中国的四大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她都讲给我听，所以我从小对四大故事就很有兴趣，后来教学时候就将四大故事作专门的研究。
郑：那么，真正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从哪年开始的？
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民间歌谣这类东西，那时候有个叫林兰的，林兰在北新书局出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籍，我都接触了，这是最早的。当然林兰编的东西比较粗糙，但他把民间的东西、原始的东西拿出来了，后来研究民间文学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林兰对中国民间文学是有贡献的。
郑：您自己最早研究民间文学，那写文章和教学情况又是怎样的？
罗：最初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一方面接触到了日本和欧洲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俗学，同时我们那个时候在日本，苏联的文化也接触到了，所以我最早翻译的一篇东西，就是《苏联大众与文学》，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是谈民间文学的，所以我当时除了欧洲的东西外，对苏联的民间文学也有所接触。
郑：最早翻译的那篇文章大概是哪一年？
罗：我翻译的这篇东西，是1936年在《文海》杂志上发表的，叫《苏联大众与文学》（刊《文海》创刊号，1936年8月15日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原著除村吉太郎，译者余颀[是罗永麟的笔名。
郑：后来回国以后到大学里教书是哪一年？
罗：到大学里工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喜欢民间文学，我有个老同学贾植芳贾先生，他在震旦大学教书。解放初期，中国那个时候向苏联学习，要开民间文学的课，但找不到人，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很少，贾先生知道我喜欢民间文学，就来叫我了。当时三个学校开了民间文学课，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是上海震旦大学，当时钟敬文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赵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民间文学课——在旧中国大学里是看不起民间文学的。人民当家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跟苏联还比较友好，学苏联开民间文学课，而且这门课在当时是必修课，学一年，很认真的。
郑：您跟贾植芳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罗：我跟他在日本时是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去喝酒，我19岁，他大概17岁，每天晚上到“烧鸟”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去，那时就是喝清酒，好玩，乱谈，年纪轻哪。他18岁时写了篇东西很出风头，《人的悲哀》，他跟胡风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写了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胡风，当时贾植芳还是小青年，唉，胡风给他发表了，还非常捧他，给了18还是20日元稿费，那时日元很值钱哪，相当于我们的大洋。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大吃了一顿。当时在“烧鸟”喝酒五毛钱就够了，吃了一两个月。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有些人我们看不惯，比如任白戈和郭老写的文章，让我们两个帮助抄，我们都不肯。那个时候我们都崇拜鲁迅先生，对郭老有看法。在留学生中，我们的文笔比较好，任白戈、魏猛克、周扬他们这一些人的文笔我们也认为是不行的，学日本人，欧化，就是周扬的文章也是欧化。有一件事让郭老很不高兴，郭老要翻译《资本论》，但是没有钱，要筹集五千块钱，喊我、贾植芳每人出20块钱，贾植芳说老罗你看出不出，我说我是这样想的，郭先生翻译的都是文学的书，翻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像比较困难，贾先生说那我们就不出，所以我们两人就没有出。郭老对我就很恼火。我认为郭老的德文水平要翻译《资本论》比较困难。
郑：郭老是用德文翻译还是日文翻译？
罗：假如用日文翻译是很好的，郭老的日文很好的。后来北京的几个学者（当时巴金也在东京）也认为郭老翻译德文的《资本论》比较困难，都不赞成，结果就没有成功。我们跟郭老比较接近，我们不出钱，所以郭老很恼火。我跟郭老很熟，因为都是四川人。说老实话，郭老有学问，人特别聪明。比如说，写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他就在咖啡店的桌子上写，速度快啊，笔头很快，写完了就让人抄，我和贾植芳都不肯抄，郭老不高兴，好像不支持他。因为我们不赞成他同鲁迅两个人吵架。我和贾先生是中立派，也不反对鲁迅，也不反对周扬。
谈研究
郑：四大民间故事的提法是您最早提出来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罗：当时在震旦教学是自己编讲义，根据我国、日本、欧洲和苏联的资料，编了一个讲义大纲，讲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同时我也写文章，当时写了一篇《试论牛郎织女》，这是我研究民间文学正式写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我就提出了中国四大故事研究。在教学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发表了关于孟姜女故事、关于白蛇传故事、关于梁祝故事的研究论文，并结集出版了一部书叫《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郑：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认为哪些贡献是比较大的？
罗：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当时学苏联，好像有些东西太呆板了。说得不客气点，有些教条的东西，所以我的民间文学著作中，不完全照搬日本、欧洲的，也不完全照苏联的，是我自己的体系。我的东西基本是从民间、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换一句话讲，基本上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
郑：在您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考虑的？
罗：我当时在民间文学教学过程中，对同学们是这样讲的，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本，因为文学的发展，首先是从民间文学，然后发展到通俗文学，从通俗文学发展到文人文学的，现在很多人重视文人文学，但殊不知真正文学的起源是源于民间，然后发展为通俗文学，然后文人染指——文人文学是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最近著了一本书叫《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主要就是談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位一体论，所以我的体系，假如要说有体系的话，就是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综合起来加以研究，研究的目的就是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郑：那您觉得这种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罗：中国过去传统的看法对民间文学是比较轻视的，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就已经把民间文学提得很高了，人类最初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就是最初劳动人民抬东西劳动时唱的歌，所以最早的文学是歌谣，这是文学的起源。高尔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一个作家假如不懂民间文学就成不了大作家。他列举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歌德、莎士比亚，这些人都是熟悉民间故事、民间文学的。
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敢问您，您原来是学经济的，应该说研究经济的学者社会地位比较高，您后来为什么改行研究民间文学呢？民间文学在研究领域常常是被人看不起的。
罗：你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研究经济我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离开了人民的生活、离开了民间文化，有些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假如不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你也不会懂得。比如传统节日，为什么中国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几千年来在中国一直盛行？解放初期的时候，这些节日基本上废掉了，但最近国家重新确定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为固定节日，这就表明，必须吸收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养料发展中国固有的文化。
郑：在您几十年的治学经历中，有哪些治学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年轻学者的呢？
罗：研究民间文学，过去传统文人轻视，是他们不了解，因为研究民间文学除了民间文学本身之外，必须了解通俗文学，必须了解文人文学，研究民间文学要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懂得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还要懂得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才能研究民间文学。所以研究民间文学，我的看法很不简单，我写的东西，很多人都认为古典的东西特别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离开历史，离开社会经济，就没有办法来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所以在这里头，没有广博的知识，你就不懂得中国民间文化的起源，通俗文学的起源，与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论文的水平不高，事实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自五四以后有许多很高水平的，比如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还有后来的关于梁祝故事的研究，这些都是很有成就的。不仅在文学上，在音乐上都有所发展。所以我认为搞民间文学，没有深厚的国学的基础，没有外国文学的知识，没有社会政治经济的知识，是很难进行研究的。现在写出的民间文学文章，有些水平不高，事实上是研究者本身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够充足。希望年轻的民间文学学者能有广博的知识基础。
郑：除了广博的知识以外，作为年轻学者还要注意些什么？
罗：我觉得民间文学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民间，所以必须要有田野作业。研究民间文学不重视田野作业，不到农村去调查，不到农村去研究，要想得到民间文学真正的知识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现在年轻人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一方面要读理论打基础，另一方面要从实践方面，从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然就会变成空谈。
郑：您对目前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或发展情况，有什么看法？
罗：据我知道的情况来看，现在民间文学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对民间文学实际资料的掌握还不够。现在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面更广了，非常广。要研究民间文学困难重重。要真正成为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家，必须要相当的努力，相当的工夫才行。现在大学里设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博士点，这是好的，这是提高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基础。
郑：除了这些以外，您觉得还存在什么问题？
罗：五十年代学苏联，当时很重视民间文学，要学一年。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民间文学打入了冷宫。现在民间文学作为选修课，今后要发展民间文学，要发展非物质文化，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我个人的看法，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俗现象，就是民俗学，节日、祭祀、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是现象；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核心，因为民间文学是表现人民思想感情最直接的东西，所以要真正理解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必须要把民间文学作为核心。所以我认为民俗是现象，民间文学是核心。研究民间文学必须跟民俗学结合起来，两者有分别，但是有关系，要融会贯通，什么原因呢？这个科学，我个人看法，过去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混淆了，我认为民俗学是属于社会科学，民间文学是属于文学，属于思想感情的东西，所以两者有区别，但能够融合、联系起来。
谈观点
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开展，您怎么看？
罗：就世界范围来说，像中国民间文学这么丰富、而且保存下来的，很少。阿拉伯国家像《一千零一夜》这些，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像波斯（伊朗）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现在能够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就是中国的东西。比如中国二十四史中就有很多民间文学的东西，有一本《古谣谚》的书，它就把二十四史中的歌谣、谚语等东西基本上都集拢来了。中国的民间文学特别丰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工作，仅公开出版的省市卷就达90余卷，总字数在1亿以上，还有难以计数的内部出版的县卷本（少数地方编辑了乡镇、街道卷本），被称为“文化长城”工程，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我们现在对民间文学的对外宣传还不够，应该在这方面扩大宣传。
郑：请您谈谈对民间文学改编再创作问题的看法。
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叫张弘的提出改旧编新，很多人都认为不符合民间文学的规律，违反民间文学原则，当时就加以批判，批判得很厉害。当时张弘跟我有接触，他问我的意见，我当时的观点是他的提法是对的，但具体的办法不清楚，原则上我同意。什么原因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诗经》最早的原始东西我看是徒歌，是口头文学，然后才通过民间的下层文人把它搜集起来，成为《诗经》，然后文人才加工，现在的《诗经》，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成通俗文学，然后文人加工成为现在的经典著作。从《诗经》这个例子来看，改旧编新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反对不了的。当时有人认为张弘的提法违反民间文学规律，我认为是偏见，真正的民间文学必然会发展成为通俗文学，事实上就是改旧编新。所以现在很多故事，比如四大故事中的梁祝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事实上原始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差得很远，是逐渐改旧编新的。改旧编新这个规律，将来应该提倡，不应该批判。当时批判改旧编新的这些人，我认为是教条，是学苏联的教条，苏联当时就认为口头的东西必须绝对忠实，不能改编。原始的故事保存原样一字不改，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必须经过改编，不改编就不会成为文学作品。
郑：现在有很多民间故事都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了，最近我看到牛郎织女也已经改编为电视剧了。
罗：像四大故事，假如不经过改编，原始故事太简单了，没有什么趣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大故事，事实上都是经过改编了的，像孟姜女故事经过了几千年的改编，白蛇传也几百年了，梁祝故事上千年，经过了很多下层文人、上层文人的加工改编；而且不仅仅是文人，民间艺人也参与了改编。如梁祝戏剧，在民间戏剧中就很流行。所以中国的民间文学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还不全面，要从民间艺术、民间戏曲、民间文化结合起来看，才可以看出它的发展，看出它实际上是不断改旧编新的。
郑：最近对民间故事改编也有很多议论，有些故事改编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成了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罗：中国的四大故事像《白蛇传》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作品，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这个就要靠中国文人的努力了。因为只有歌德这样的水平，才有可能将《浮士德》改编成经典著作，你没有这个水平，就没有办法改编。但是《白蛇传》这个故事的原始故事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有一年美国著名戏剧家梅勒到上海，看了《白蛇传》之后，他说中国的《白蛇传》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就说明四大故事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很了不起的东西了，就是还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平，就是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大文学家来加以改编，这一步还没有走到。但是从现有的角度来看，四大故事已经是了不起的作品了。现在拿歌德的《浮士德》来衡量四大故事，我觉得是不实际的。从中国四大故事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情况来看，是很成功的。当然我们要提高，要赶上《浮士德》，还需要文人的加工。所以对于民间文学作品本身不要贬低，民间文学如四大故事的成果，现在已经了不得了。
郑：罗先生，您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方面有些什么建议？民间文学学科这么多年来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罗：现在我觉得民间文学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提出来之后，又重新重视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北京有《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上海有《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由前者改名而来，同一刊物——著者），还有别的地方也有一些（刊物），主要是靠北京和上海。当时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过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思想，对于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是否定的，不仅是民间文学，其它东西都不大重视。这个风气一来，把五四以后、解放以后研究民间文学的传统抛弃了，没有好好继承下來。现在的研究工作，就是赶时髦，哪个问题比较时髦一点，大家都集中到那个方面，真正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别人认为水平不高，就是这个原因。很多研究民俗的文章著作，就是抄中国的古书，自己的见解很少。借鉴日本、借鉴欧美的人类学、民俗学，这点不可否认，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拿来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的看法还没有过去。要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必须要把外国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我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提倡研究中国的民俗学、中国的民间文学，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苏联的那套老的东西，应该是新的路子。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少数人的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要政府提倡，要办杂志，比如上海来说，应该办一个民俗或民间文学的杂志，像过去民研会办的《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这类的东西，北京也应该把《民间文学论坛》整顿好。另一方面，大学，高等学院，如上海的复旦、师大，应该把民间文学这个课程作为必修课，因为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学的根本，你把这个作为选修课是不对的。
郑：还有您个人的治学经验，能不能说说，供年轻人学习。
罗：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还有就是我现在有个感觉，不知你们的感觉怎样？最近我接触到了一些年轻博士，我觉得他们有个缺点，知识面不够广，无论是谈到文学，谈到历史，谈到哲学，谈到文化，有很多问题他们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一来，他们要提高就受到了限制。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普遍，所以我希望基础教育大学本科应该加强，很多大学生写的文章实在不大高明。过去提倡大学上大学语文，我认为不必要，母语的阅读、写作应该在高中阶段就解决，在大学里再来开大学语文课是不科学的，耽搁了年轻人的时间，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在大学里应该读专业课了，不该再读基础课，大学语文是基础课。现在提倡学英文我不反对，但是母语首先要解决，然后才谈得上学外文。假如外文好而母语写不通顺，你就没有表达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基础方面还不够扎实。你们在大学里当教师要重视这方面。
郑：罗先生，其它的您还想谈些什么吗？
罗：还有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现在活动蛮多，也是蛮好的，就是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方面好像还做的不够，所以我希望协会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还有出版社，你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来有民间文学编辑室，应该继续发展，不要停下来。这就是我个人的希望。
郑：罗先生，最后请教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罗：我们中国的作家不太注重民间文学，这是个很大的损失。现在我们的作家都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国外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他自己就写民间故事，高尔基更不用说，他用民间故事来写短篇小说，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对民间故事的改写，跟民间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就搜集民歌，德国的著名诗人海涅跟民间文学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席勒、歌德的诗歌很多都是民歌体。我现在的看法，中国现在的文学，说得不客气一点，国外看不起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作品没有民族风格，现在的新小说看起来就像是外国人写的，假如他不写中国人的名字，说它是外国人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技巧方面完全是学外国。但是国外的文学，比如日本的文学，如川端康成他们的作品中民间的东西就很多，尤其是芥川龙之介，像《龙生门》等小说就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学界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民间文学重视不够。一个民族要把自己的文化向世界宣扬，要从实际上做。你比如中国的四大故事，确实很有价值，假如现在有一个作家把四大故事改写好，就等于歌德写《浮士德》、莎士比亚写戏剧一样。中国民间的东西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继承下来的都是文人的东西，所以谈中国古典文学，就是文人文学，甚至连通俗文学都重视不够。事实上，在老百姓中间影响大的，除了民间故事之外，还有就是通俗文学。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民间戏剧表演的几乎都是这几部书中的故事，水浒戏、西游戏、三国戏，所以你们在大学里教民间文学，就应该大大提倡，要说出它的价值。民间文学的价值，像《梁祝故事》，为什么这么感人？我那几篇文章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