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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崛起,观看网络直播的用户快速增长,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为博取主播关注,很多网友在直播过程中,疯狂为主播打赏、刷礼物。一名未成年中学生,背着母亲,将母亲支付宝、微信等账户上的百万余元巨款,偷偷转出用于打赏网络主播。母亲知道后,为了追回巨款,以其儿子作为未成年人,未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巨款打赏网络主播系无效行为等为由,将未成年的儿子及网络直播平台一同告上法庭,要求宣告其儿子打赏行为无效,并判令网络直播平台退还打赏的巨款。那么,“熊孩子”百万巨款打赏主播,母亲替子讨还能否获得支持?2018年3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给出了答案。
孩子打赏主播
偷转母亲百万余元
蒋巧凤、曹德泽夫妇是山西省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曹浩文,生于2000年8月。曹浩文从小就乖巧懂事,勤奋好学,蒋巧凤、曹德泽为此感到十分骄傲。曹浩文升入中学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来到北京的一所知名中学读书。蒋巧凤则当起了全职妈妈,来到北京陪伴、照顾儿子。
在北京,升入中学的学生,基本上人手一部手机,蒋巧凤便也给儿子买了一部。曹浩文学习很刻苦,初中前两年,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可到了初三,曹浩文的成绩渐渐下滑,特别是升入高中后,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蒋巧凤不知道根源在哪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天天督促儿子要好好读书。
其实,蒋巧凤不知道,曹浩文在一些同学的影响下,接触到了网络直播,很早就在广州的一家网络公司(以下简称“网络公司”)运营的网络互动直播平台上,以自己的真实年龄、身份和电话号码,注册了一个账号(简称“互动168”账户)。
刚开始,曹浩文对直播平台还很茫然,只是以游客身份在平台间转悠,观看主播唱歌、跳舞。渐渐地,他就迷上了主播,特别是网络女主播的直播。
看到只要有人给女主播打赏,女主播就会跟打赏的人进行互动,或发嗲撒娇,或卖弄风情,或搔首弄姿,处于青春期的曹浩文抑制不住心潮澎湃,有了打赏女主播以博取关注的冲动。然而,曹浩文还在上学,根本没有经济收入。于是,他打起了蒋巧凤支付宝和微信账户上的钱的主意。
2017年4月初,蒋巧凤发现自己支付宝、微信账户上共111.2万元钱没有了,而且都是通过网上转走的,十分惊愕。当天晚上,蒋巧凤把儿子曹浩文叫到面前,厉声问道:“我账户上100多万元钱没有了,你有没有动?”
在蒋巧凤的一再追问下,曹浩文见隐瞒不过去,便战战兢兢地承认了。原来,趁蒋巧凤不注意时,曹浩文记下了她的密码,并从她手机上查到了她的支付宝和微信账号,然后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将钱转到了他在直播平台注册的账户上,并屏蔽了蒋巧凤手机接收支付宝及银行卡账号余额变动的短信提示。这些钱,他全部用于打赏网络主播了。
巨款打了水漂
代子讨要诉上法庭
听儿子说明緣由,蒋巧凤惊讶、愤怒之后,就想着怎么追回这笔钱。于是,她打直播平台的客服热线,说曹浩文是未成年人,其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直播平台将上述巨款退还给儿子曹浩文。网络直播平台自是不肯退还。
经多次交涉无果后,蒋巧凤于2017年7月24日来到了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自己为原告,以儿子曹浩文及网络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曹浩文的父亲曹德泽则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曹浩文应诉。
法庭上,蒋巧凤诉称:曹浩文在直播平台各大主播的各种诱惑下,在她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她的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至网络公司111.2万元,购买了同等金额的网络金币,然后将该金币全部用于打赏直播平台的网络主播。她认为,首先,曹浩文作为未成年人,在作为监护人的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巨额财产处置给网络公司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作为16周岁的未成年人,该巨额充值及打赏行为已经严重超出正在上中学且没有经济收入的曹浩文之民事责任能力范畴,且该行为亦未取得监护人的事前同意及事后追认,该充值及打赏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其次,《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20条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网络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明知“互动168”账号注册使用人为出生于2000年8月的未成年人,仍旧不审核、不提示、不设限,继续为其提供服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法律后果。最后,曹浩文在注册账号以及向该账号充值时所点击同意《用户服务协议》和《多玩充值服务协议》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监护人有权要求受益方即网络公司返还全部充值款项。综上,网络公司作为直播平台的实际运营及受益人,应当将曹浩文所充值打赏的巨额资金归还给她。
曹浩文的父亲曹德泽代理曹浩文在法庭上表示,蒋巧凤陈述的案件事实属实,请求法院支持蒋巧凤的诉讼请求。
网络公司则辩称:第一,蒋巧凤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蒋巧凤起诉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依据合同相对性,合同纠纷当事人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曹浩文才应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只有曹浩文本人进行网络充值消费是属于本案争议的。曹浩文通过蒋巧凤的支付宝及微信向其同学转账,然后再由其同学为其充值的这部分行为,是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审理的合同纠纷没有关系。第三,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都是基于曹浩文是涉案“互动168”账号使用者的假设前提而展开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蒋巧凤应当就曹浩文是网络使用者的事实进行举证,但蒋巧凤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第四,曹浩文是将近17岁的人,即使本案的网络账号是曹浩文使用,其充值和消费行为也不是当然无效。本案争议的标的表面上是比较大的,但并非一、两笔大额的充值消费,而是几十上百笔的充值消费,每次其实也就是几百或者几千元,最低只有100元。每次小额的消费行为与一个17岁公民的年龄是相适应的。再说了,本案的网络账号使用时间久、等级高,账号的使用者显然是一个资深用户,即使曹浩文是该账号的使用者,作为一个资深的用户而且有17岁的智力,其不可能对于本案的充值消费行为产生任何的误解,本案的充值消费的行为与曹浩文的智力是相适应的。第五,本案的网络账户是通过蒋巧凤的支付宝充值消费的。要成功使用支付宝消费,必须知道支付宝账号、密码以及支付密码。按照常理,蒋巧凤的支付宝账号、密码尤其是支付密码必然只有蒋巧凤本人才知道,如果使用蒋巧凤的支付宝,事前应得到蒋巧凤的同意。显然,蒋巧凤不可能对于其支付宝账户发生过这么多的交易消费不知情,蒋巧凤对于涉案的网络充值消费明显是知情并且允许的。第六,我们只是一个进行直播的网络平台,真正形成消费关系是网络用户和主播,曹浩文通过充值消费,已经享受网络主播提供的表演服务,在这个享受服务结束后,再反过来要求我们作为网络平台退还全部的费用,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
孩子打赏主播
偷转母亲百万余元
蒋巧凤、曹德泽夫妇是山西省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曹浩文,生于2000年8月。曹浩文从小就乖巧懂事,勤奋好学,蒋巧凤、曹德泽为此感到十分骄傲。曹浩文升入中学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来到北京的一所知名中学读书。蒋巧凤则当起了全职妈妈,来到北京陪伴、照顾儿子。
在北京,升入中学的学生,基本上人手一部手机,蒋巧凤便也给儿子买了一部。曹浩文学习很刻苦,初中前两年,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可到了初三,曹浩文的成绩渐渐下滑,特别是升入高中后,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蒋巧凤不知道根源在哪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天天督促儿子要好好读书。
其实,蒋巧凤不知道,曹浩文在一些同学的影响下,接触到了网络直播,很早就在广州的一家网络公司(以下简称“网络公司”)运营的网络互动直播平台上,以自己的真实年龄、身份和电话号码,注册了一个账号(简称“互动168”账户)。
刚开始,曹浩文对直播平台还很茫然,只是以游客身份在平台间转悠,观看主播唱歌、跳舞。渐渐地,他就迷上了主播,特别是网络女主播的直播。
看到只要有人给女主播打赏,女主播就会跟打赏的人进行互动,或发嗲撒娇,或卖弄风情,或搔首弄姿,处于青春期的曹浩文抑制不住心潮澎湃,有了打赏女主播以博取关注的冲动。然而,曹浩文还在上学,根本没有经济收入。于是,他打起了蒋巧凤支付宝和微信账户上的钱的主意。
2017年4月初,蒋巧凤发现自己支付宝、微信账户上共111.2万元钱没有了,而且都是通过网上转走的,十分惊愕。当天晚上,蒋巧凤把儿子曹浩文叫到面前,厉声问道:“我账户上100多万元钱没有了,你有没有动?”
在蒋巧凤的一再追问下,曹浩文见隐瞒不过去,便战战兢兢地承认了。原来,趁蒋巧凤不注意时,曹浩文记下了她的密码,并从她手机上查到了她的支付宝和微信账号,然后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将钱转到了他在直播平台注册的账户上,并屏蔽了蒋巧凤手机接收支付宝及银行卡账号余额变动的短信提示。这些钱,他全部用于打赏网络主播了。
巨款打了水漂
代子讨要诉上法庭
听儿子说明緣由,蒋巧凤惊讶、愤怒之后,就想着怎么追回这笔钱。于是,她打直播平台的客服热线,说曹浩文是未成年人,其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直播平台将上述巨款退还给儿子曹浩文。网络直播平台自是不肯退还。
经多次交涉无果后,蒋巧凤于2017年7月24日来到了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自己为原告,以儿子曹浩文及网络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曹浩文的父亲曹德泽则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曹浩文应诉。
法庭上,蒋巧凤诉称:曹浩文在直播平台各大主播的各种诱惑下,在她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她的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至网络公司111.2万元,购买了同等金额的网络金币,然后将该金币全部用于打赏直播平台的网络主播。她认为,首先,曹浩文作为未成年人,在作为监护人的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巨额财产处置给网络公司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作为16周岁的未成年人,该巨额充值及打赏行为已经严重超出正在上中学且没有经济收入的曹浩文之民事责任能力范畴,且该行为亦未取得监护人的事前同意及事后追认,该充值及打赏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其次,《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20条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网络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明知“互动168”账号注册使用人为出生于2000年8月的未成年人,仍旧不审核、不提示、不设限,继续为其提供服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法律后果。最后,曹浩文在注册账号以及向该账号充值时所点击同意《用户服务协议》和《多玩充值服务协议》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监护人有权要求受益方即网络公司返还全部充值款项。综上,网络公司作为直播平台的实际运营及受益人,应当将曹浩文所充值打赏的巨额资金归还给她。
曹浩文的父亲曹德泽代理曹浩文在法庭上表示,蒋巧凤陈述的案件事实属实,请求法院支持蒋巧凤的诉讼请求。
网络公司则辩称:第一,蒋巧凤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蒋巧凤起诉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依据合同相对性,合同纠纷当事人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曹浩文才应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只有曹浩文本人进行网络充值消费是属于本案争议的。曹浩文通过蒋巧凤的支付宝及微信向其同学转账,然后再由其同学为其充值的这部分行为,是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审理的合同纠纷没有关系。第三,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都是基于曹浩文是涉案“互动168”账号使用者的假设前提而展开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蒋巧凤应当就曹浩文是网络使用者的事实进行举证,但蒋巧凤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第四,曹浩文是将近17岁的人,即使本案的网络账号是曹浩文使用,其充值和消费行为也不是当然无效。本案争议的标的表面上是比较大的,但并非一、两笔大额的充值消费,而是几十上百笔的充值消费,每次其实也就是几百或者几千元,最低只有100元。每次小额的消费行为与一个17岁公民的年龄是相适应的。再说了,本案的网络账号使用时间久、等级高,账号的使用者显然是一个资深用户,即使曹浩文是该账号的使用者,作为一个资深的用户而且有17岁的智力,其不可能对于本案的充值消费行为产生任何的误解,本案的充值消费的行为与曹浩文的智力是相适应的。第五,本案的网络账户是通过蒋巧凤的支付宝充值消费的。要成功使用支付宝消费,必须知道支付宝账号、密码以及支付密码。按照常理,蒋巧凤的支付宝账号、密码尤其是支付密码必然只有蒋巧凤本人才知道,如果使用蒋巧凤的支付宝,事前应得到蒋巧凤的同意。显然,蒋巧凤不可能对于其支付宝账户发生过这么多的交易消费不知情,蒋巧凤对于涉案的网络充值消费明显是知情并且允许的。第六,我们只是一个进行直播的网络平台,真正形成消费关系是网络用户和主播,曹浩文通过充值消费,已经享受网络主播提供的表演服务,在这个享受服务结束后,再反过来要求我们作为网络平台退还全部的费用,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