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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多东西，一旦脱离生活功能，美的价值就会散发出来。”这个理论被蔡康永用在了任何与“设计”相关的地方—无论是布置居室，还是打造节目，抑或是设计服饰，甚至是经营自己的写作，他都坚持选择一种脱离生活、出人意料的美。
镶着铜把手的红色大门推开，蔡康永气定神闲地站在桌子对面，微笑着，微微弯腰，点了一下头—拿捏得极为优雅精准的动作，既不倨傲，也不夸张。助手随即关上门，几家媒体在外面等候着，像是等待他的面试。他坐下来，保持着微笑，两手交握，放在桌上。“我们开始吧。”他说。
我们聊的是“设计”。这和他蔡康永平日里说的话题不太一样。在他的生活里，设计仿佛变成了一种习惯—设计书，设计节目，设计住所，甚至设计未来。各种细节被他似有若无的埋在了“设计”两个字的缝隙中，让人在无意邂逅时生出一种意外的惊喜来。
关于拉链的鬼马想象
船王的儿子，世界名校毕业生，台湾世新大学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电影专栏作家、编剧，和白先勇一起写了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给许鞍华当策划和制片经理，为台北电影节当过评审。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他是总编辑；台北之音电台，他是节目部创意总监；然后他做了电视主持人，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
作为一个已经到了五十知天命年纪的男人，蔡康永见过了太多的世面。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能让他兴致盎然呢？
但他是蔡康永。他尝试了一件新事，就兴致勃勃想要跟人分享其中的感觉。譬如在新书截稿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突然决定改写整个结局。那一天他约了长辈吃晚饭，于是带着稿子过去在火锅边埋头写作。朋友们不跟他说话，默默地夹了菜堆在他碗里。
没有人猜得到这一刻或者下一秒，蔡康永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即便对他已经被人念叨咀嚼了无数遍的成长经历、八卦轶闻了如指掌，也难以追溯那些天马行空的主意的源头。
他总能找到让你目瞪口呆的办法，去跟你讲述他的故事和见解。他迷恋拉链，觉得这种服饰上的零件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是连接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喻。“当初发明它的人，怎么做到一左一右，然后又连结在一起？”他自言自语，然后开始想象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能够在任何地方装上拉链，装在人身上，拉开那个人就死了；装在天上，拉开就露出另一层天空。
“我觉得很多东西，一旦脱离生活功能，美的价值就会散发出来。”他用绵软的台湾腔说着这些严肃的话题，“人们设计出来的工具，一旦不用服务于生活中乏味的功能，一旦它从枯燥的工具作用中解放出来，就是意义非凡的作品。”
他会按照这种理论来布置他的居室。他把椅子挂到墙上，成为置物架或者一种雕塑。在他的书房里，他用夹裤子的衣架，把旧杂志的封面悬挂起来，招展如万国旗。再比如，他设计女鞋。浪漫的爱情故事被他用另一种方式嫁接到了鞋子上，每一款鞋都暗藏玄机，象征蔡氏爱情箴言的文字符号被隐匿在鞋子的设计之中，透露着不一样的女人心事。
这种天马行空并非不受拘束。就像他主持《康熙来了》，台上他鬼马迭出，随心所欲，但录制结束，他立刻把制片人叫来，叮嘱他录制内容如何调整，哪些要剪掉，哪些剪成预告。他会在这种时候变成严肃的导师：“即兴发挥的东西是不准确的，发挥完之后，根据专业的原则来修剪。专业里的东西不能东晃晃西晃晃。”
做一件很神经的事
今天的蔡康永更想好好当一个作家。主持曾经给他带来巨大的乐趣，让他高密度接触到一个社会里，最有趣的人、最漂亮的人和最荒唐的人。“很少有人的工作可以这么好玩。可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我在主持这件事上已经停步了。”蔡康永说，“继续主持《康熙来了》，是因为我希望小S继续出现在大家面前，为她维持这个舞台。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不可以让她从这个舞台消失。”
2011年，他开始推出自己设计的cai T恤和cai衬衫，把自己写的给未知恋人的话，隐藏在自己设计的衬衫里。接着又设计女鞋，命名为“Cai Shoes”，说要透过设计，将浪漫献给每一个值得宠爱的女人。他把cai的肥皂做得像蛋糕，因为他想让女性的浴室让人有想喝下午茶的感觉。
蔡康永把这段跨界经历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他觉得中文的线条非常漂亮，“没道理不弄在衣服上”，甚至把一本电视机说明书印在T恤上都会很好看，有一种荒谬的趣味。但是之前没有人愿意让他去试着做，因为在衣服上印一段汉语的文章，很容易被当做是“一件很神经的事”。
但是衣服要穿在身上，鞋子要踩在脚下，实用的功能让他的设计也不得不受到拘束。鞋子比衣服难伺候，衣服可以宽松一点，鞋子稍有松紧，就不好穿。更要命的是，材料和预算都要把握。有一次，蔡康永想在鞋子里用一种颜色的皮，市面上没有，得自己染。工厂告诉他，除非你能把这种鞋卖出去3万双，不然染出来的皮没办法处理。他只好悻悻地放弃了这个打算。
千万不要被料中
还是写小说吧，爱用红就用红。在文字里，可以创造一个别人干涉不了的世界的片段。
刚刚在大陆出版的新书《蔡康永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也是经由他精心设计的产物。书名听起来像是某种语录集，但是他觉得要是顺着大家的想法来那就太偷懒了，于是又来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设计—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爱情小说。书的封面是他参与设计的。底色让人联想起热巧克力，因为他想给人一种冷天里温暖的感觉。
按照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电影专业时受的训练，“千万不要被观众料中”是一项铁则。于是他在新书故事的开头，就帮女主角除掉了情敌—没有一帆风顺，情敌的消失成为女主角背负的罪恶感，让她一直在品尝苦涩血腥的味道。
他还在书里设计了一个“怪咖”的角色，专门到别人家里，陪人睡觉、帮人做梦。这个构想在他的抽屉里藏了五年，一直没能写成剧本，这次却被他写到了小说里。于是蔡康永特别高兴：“我本来以为它很难融入一个爱情故事。”在他看来，这种感觉比做主持人和设计师要爽很多。
“克服小说中的难关，很像主持时面对一个问不到答案的来宾，千方百计去做这件事，拿到想要的东西。”蔡康永说。他从小相信小说人物是作者的化身，可能化身成七八个角色。他读金庸的小说，觉得令狐冲是金庸无拘无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茫然的变成了张无忌。于是他想，哪几个人是我呢？最后只能确定自己不是那个女主角，因为自己是个非常懦弱的人呢，没法那么坚强。 以前他主持过读书节目，见过那些严肃的作家，跟他讲写作的时候如何痛苦，呕心沥血。这让蔡康永觉得可怕。其实他就是想讲一个故事。他常常看到别人把一个好道理讲得乱七八糟，把一个好笑话讲成了烂笑话，他就很心疼，想把故事变得好看，道理变得清楚。
他是蔡康永，又不是莫言、余华，用不着在他的小说里寻找意义，或者被启蒙。他要的是乐趣，时尚杂志式的乐趣。他要被大众看见，被大家讨论，然后很开心，这就好了。他还想拍电影，一部画质和逻辑都很粗野的电影，预算很少，不上映也赔不了钱。
对于50岁的蔡康永来说，这些都来得及。“我的整个人生是这样的立场：命运不管多么荒谬残忍，都替你做了安排，也不管你是不是力不能及，走，才知道走得下去还是走不下去。就像恋爱的果子，咬一口，才能决定是吐，还是继续吃完。”
【对话蔡康永】
文字的爽来自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记者：文字与设计的体悟是否有不同？写小说《蔡康永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蔡康永：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比如筷子，一旦不用服务生活中乏味的功能，也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对写小说的人，没有服务的功能，这是他的特权，也是他的危险所在。因为最基本的功能也没有，就是个废物。所以写小说的人要特别恐惧，做不好，或者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中庸。所以，文字的爽也来自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同时也在考验自己是不是在做垃圾。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和其他设计师不同之处是，他们在设计商品，而你则更像是一个发明家，制造很多创意和想法。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蔡康永：太瞧得起我了。发明家我很佩服，发明拉链那是发明家。我宁愿定义自己是翻译者，把不好懂的东西变得好懂。我常常看到别人把一个好道理，讲得乱七八糟，我就很心疼。我最多最多是一个翻译的层次。绝对没有脸自称发明。
记者：对于你亲手打造的cai品牌（鞋子和服饰），你最原始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品牌已经做了一年多，你的设计理念有什么样的转变？
蔡康永：以前看女鞋，不会有那么多敬意。我自己做，才发现，天哪，原来做出来，还要别人愿意穿，光这个力量就是设计师里超级了不起的事。一般人做这么怪的鞋子，别人看都不会多看。cai比较偏向生活方向的小东西。我对这个品牌抱着放松的态度。设计师是带给大家乐趣、多余塑造的一个新的身份，而不是一个设定任务。
记者：爱情、文字、衣服，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元素，你是如何想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
蔡康永：现代人跟文字的关系不太一样。在没有网络时，接触文字有一点神圣的感觉，买一本书，买一本杂志，打开看，告诉你讯息。有了网络之后，文字变成一个随便都有的东西，像蚂蚁，或者空气。如果去温习每个人的短信，99%是废话，并不是每个人说的都重要。我们对文字的态度已经放松了，不太需要以前古典的对文字的紧张。诺贝尔奖之后，我们不会再用以前那么紧张的态度去阅读《丰乳肥臀》、《檀香刑》。读余华、莫言，是怀抱接触文学的立场去阅读，阅读之后是追寻意义而非乐趣。被启蒙了，才是仪式的完成。莫言得了奖之后，变成文化明星，好多杂志封面都是莫言，如果他愿意，出现在时尚杂志也有可能。你们要做好准备。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从事的工作仿佛已经涉及了方方面面，唱戏、做电影编剧、做主持，出版书，做设计师，还玩收藏投资。还有什么领域是你迫切想要去尝试的？你接下来还会想要设计些什么东西，来给我们惊喜？
蔡康永：我一直被问到什么时候做电影，但我想做的东西，其实跟电影业的风气不太一样。我想做的是预算少到不在主流院线上演也没关系的片子，画质、逻辑很粗野，很率性，而非很精美、面面俱到，成为票房大片。如果这个电影能做出来，我会充满热情。另外，就是爱情小说之后，写更长的小说。当下，每件事都是一个训练。接下来，希望下一件事，有新的结果出现。
镶着铜把手的红色大门推开，蔡康永气定神闲地站在桌子对面，微笑着，微微弯腰，点了一下头—拿捏得极为优雅精准的动作，既不倨傲，也不夸张。助手随即关上门，几家媒体在外面等候着，像是等待他的面试。他坐下来，保持着微笑，两手交握，放在桌上。“我们开始吧。”他说。
我们聊的是“设计”。这和他蔡康永平日里说的话题不太一样。在他的生活里，设计仿佛变成了一种习惯—设计书，设计节目，设计住所，甚至设计未来。各种细节被他似有若无的埋在了“设计”两个字的缝隙中，让人在无意邂逅时生出一种意外的惊喜来。
关于拉链的鬼马想象
船王的儿子，世界名校毕业生，台湾世新大学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电影专栏作家、编剧，和白先勇一起写了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给许鞍华当策划和制片经理，为台北电影节当过评审。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他是总编辑；台北之音电台，他是节目部创意总监；然后他做了电视主持人，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
作为一个已经到了五十知天命年纪的男人，蔡康永见过了太多的世面。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能让他兴致盎然呢？
但他是蔡康永。他尝试了一件新事，就兴致勃勃想要跟人分享其中的感觉。譬如在新书截稿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突然决定改写整个结局。那一天他约了长辈吃晚饭，于是带着稿子过去在火锅边埋头写作。朋友们不跟他说话，默默地夹了菜堆在他碗里。
没有人猜得到这一刻或者下一秒，蔡康永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即便对他已经被人念叨咀嚼了无数遍的成长经历、八卦轶闻了如指掌，也难以追溯那些天马行空的主意的源头。
他总能找到让你目瞪口呆的办法，去跟你讲述他的故事和见解。他迷恋拉链，觉得这种服饰上的零件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是连接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喻。“当初发明它的人，怎么做到一左一右，然后又连结在一起？”他自言自语，然后开始想象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能够在任何地方装上拉链，装在人身上，拉开那个人就死了；装在天上，拉开就露出另一层天空。
“我觉得很多东西，一旦脱离生活功能，美的价值就会散发出来。”他用绵软的台湾腔说着这些严肃的话题，“人们设计出来的工具，一旦不用服务于生活中乏味的功能，一旦它从枯燥的工具作用中解放出来，就是意义非凡的作品。”
他会按照这种理论来布置他的居室。他把椅子挂到墙上，成为置物架或者一种雕塑。在他的书房里，他用夹裤子的衣架，把旧杂志的封面悬挂起来，招展如万国旗。再比如，他设计女鞋。浪漫的爱情故事被他用另一种方式嫁接到了鞋子上，每一款鞋都暗藏玄机，象征蔡氏爱情箴言的文字符号被隐匿在鞋子的设计之中，透露着不一样的女人心事。
这种天马行空并非不受拘束。就像他主持《康熙来了》，台上他鬼马迭出，随心所欲，但录制结束，他立刻把制片人叫来，叮嘱他录制内容如何调整，哪些要剪掉，哪些剪成预告。他会在这种时候变成严肃的导师：“即兴发挥的东西是不准确的，发挥完之后，根据专业的原则来修剪。专业里的东西不能东晃晃西晃晃。”
做一件很神经的事
今天的蔡康永更想好好当一个作家。主持曾经给他带来巨大的乐趣，让他高密度接触到一个社会里，最有趣的人、最漂亮的人和最荒唐的人。“很少有人的工作可以这么好玩。可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我在主持这件事上已经停步了。”蔡康永说，“继续主持《康熙来了》，是因为我希望小S继续出现在大家面前，为她维持这个舞台。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不可以让她从这个舞台消失。”
2011年，他开始推出自己设计的cai T恤和cai衬衫，把自己写的给未知恋人的话，隐藏在自己设计的衬衫里。接着又设计女鞋，命名为“Cai Shoes”，说要透过设计，将浪漫献给每一个值得宠爱的女人。他把cai的肥皂做得像蛋糕，因为他想让女性的浴室让人有想喝下午茶的感觉。
蔡康永把这段跨界经历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他觉得中文的线条非常漂亮，“没道理不弄在衣服上”，甚至把一本电视机说明书印在T恤上都会很好看，有一种荒谬的趣味。但是之前没有人愿意让他去试着做，因为在衣服上印一段汉语的文章，很容易被当做是“一件很神经的事”。
但是衣服要穿在身上，鞋子要踩在脚下，实用的功能让他的设计也不得不受到拘束。鞋子比衣服难伺候，衣服可以宽松一点，鞋子稍有松紧，就不好穿。更要命的是，材料和预算都要把握。有一次，蔡康永想在鞋子里用一种颜色的皮，市面上没有，得自己染。工厂告诉他，除非你能把这种鞋卖出去3万双，不然染出来的皮没办法处理。他只好悻悻地放弃了这个打算。
千万不要被料中
还是写小说吧，爱用红就用红。在文字里，可以创造一个别人干涉不了的世界的片段。
刚刚在大陆出版的新书《蔡康永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也是经由他精心设计的产物。书名听起来像是某种语录集，但是他觉得要是顺着大家的想法来那就太偷懒了，于是又来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设计—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爱情小说。书的封面是他参与设计的。底色让人联想起热巧克力，因为他想给人一种冷天里温暖的感觉。
按照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电影专业时受的训练，“千万不要被观众料中”是一项铁则。于是他在新书故事的开头，就帮女主角除掉了情敌—没有一帆风顺，情敌的消失成为女主角背负的罪恶感，让她一直在品尝苦涩血腥的味道。
他还在书里设计了一个“怪咖”的角色，专门到别人家里，陪人睡觉、帮人做梦。这个构想在他的抽屉里藏了五年，一直没能写成剧本，这次却被他写到了小说里。于是蔡康永特别高兴：“我本来以为它很难融入一个爱情故事。”在他看来，这种感觉比做主持人和设计师要爽很多。
“克服小说中的难关，很像主持时面对一个问不到答案的来宾，千方百计去做这件事，拿到想要的东西。”蔡康永说。他从小相信小说人物是作者的化身，可能化身成七八个角色。他读金庸的小说，觉得令狐冲是金庸无拘无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茫然的变成了张无忌。于是他想，哪几个人是我呢？最后只能确定自己不是那个女主角，因为自己是个非常懦弱的人呢，没法那么坚强。 以前他主持过读书节目，见过那些严肃的作家，跟他讲写作的时候如何痛苦，呕心沥血。这让蔡康永觉得可怕。其实他就是想讲一个故事。他常常看到别人把一个好道理讲得乱七八糟，把一个好笑话讲成了烂笑话，他就很心疼，想把故事变得好看，道理变得清楚。
他是蔡康永，又不是莫言、余华，用不着在他的小说里寻找意义，或者被启蒙。他要的是乐趣，时尚杂志式的乐趣。他要被大众看见，被大家讨论，然后很开心，这就好了。他还想拍电影，一部画质和逻辑都很粗野的电影，预算很少，不上映也赔不了钱。
对于50岁的蔡康永来说，这些都来得及。“我的整个人生是这样的立场：命运不管多么荒谬残忍，都替你做了安排，也不管你是不是力不能及，走，才知道走得下去还是走不下去。就像恋爱的果子，咬一口，才能决定是吐，还是继续吃完。”
【对话蔡康永】
文字的爽来自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记者：文字与设计的体悟是否有不同？写小说《蔡康永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蔡康永：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比如筷子，一旦不用服务生活中乏味的功能，也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对写小说的人，没有服务的功能，这是他的特权，也是他的危险所在。因为最基本的功能也没有，就是个废物。所以写小说的人要特别恐惧，做不好，或者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中庸。所以，文字的爽也来自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同时也在考验自己是不是在做垃圾。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和其他设计师不同之处是，他们在设计商品，而你则更像是一个发明家，制造很多创意和想法。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蔡康永：太瞧得起我了。发明家我很佩服，发明拉链那是发明家。我宁愿定义自己是翻译者，把不好懂的东西变得好懂。我常常看到别人把一个好道理，讲得乱七八糟，我就很心疼。我最多最多是一个翻译的层次。绝对没有脸自称发明。
记者：对于你亲手打造的cai品牌（鞋子和服饰），你最原始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品牌已经做了一年多，你的设计理念有什么样的转变？
蔡康永：以前看女鞋，不会有那么多敬意。我自己做，才发现，天哪，原来做出来，还要别人愿意穿，光这个力量就是设计师里超级了不起的事。一般人做这么怪的鞋子，别人看都不会多看。cai比较偏向生活方向的小东西。我对这个品牌抱着放松的态度。设计师是带给大家乐趣、多余塑造的一个新的身份，而不是一个设定任务。
记者：爱情、文字、衣服，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元素，你是如何想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
蔡康永：现代人跟文字的关系不太一样。在没有网络时，接触文字有一点神圣的感觉，买一本书，买一本杂志，打开看，告诉你讯息。有了网络之后，文字变成一个随便都有的东西，像蚂蚁，或者空气。如果去温习每个人的短信，99%是废话，并不是每个人说的都重要。我们对文字的态度已经放松了，不太需要以前古典的对文字的紧张。诺贝尔奖之后，我们不会再用以前那么紧张的态度去阅读《丰乳肥臀》、《檀香刑》。读余华、莫言，是怀抱接触文学的立场去阅读，阅读之后是追寻意义而非乐趣。被启蒙了，才是仪式的完成。莫言得了奖之后，变成文化明星，好多杂志封面都是莫言，如果他愿意，出现在时尚杂志也有可能。你们要做好准备。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从事的工作仿佛已经涉及了方方面面，唱戏、做电影编剧、做主持，出版书，做设计师，还玩收藏投资。还有什么领域是你迫切想要去尝试的？你接下来还会想要设计些什么东西，来给我们惊喜？
蔡康永：我一直被问到什么时候做电影，但我想做的东西，其实跟电影业的风气不太一样。我想做的是预算少到不在主流院线上演也没关系的片子，画质、逻辑很粗野，很率性，而非很精美、面面俱到，成为票房大片。如果这个电影能做出来，我会充满热情。另外，就是爱情小说之后，写更长的小说。当下，每件事都是一个训练。接下来，希望下一件事，有新的结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