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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中印主流英文报刊《环球时报》《印度时报》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情感极性与话语策略分析，发现中印两国用不同策略在话语博弈中建构身份：《印度时报》将“他者”塑造为殖民者和威胁者，“我者”为受害者;《环球时报》将“我者”建构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者”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贡献者、参与者和获益者。中印身份认同建构的差异受到政治立场等的引导和制约。了解这些认知差异，将有助于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及建设工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意识形态方阵;身份认同;话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1-0018-03
一、引言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但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对该倡议心存疑虑，并沒有明确表示在此倡议下合作。因此，“一带一路”议题下的中印关系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目前学界对中印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传播学领域，赵瑞琦、周宏刚分析印度未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原因，提出改善印度关于“一带一路”舆论环境的政策思考[1];在语言学领域，尚学南、王强通过批评话语分析，分析了新闻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领域，杨思灵、高会平，郑文标、孙达的相关研究聚焦于印度，提出推进中印合作路径，但未对中印的主体间性话语互动展开研究。
国家身份的恰当定位和建构，既是确定国家利益、国家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行为及获得国际政治支持与政治合作的实现。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身份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是话语互动的产物。在具体语言运用中，文本通过话语策略建构“我者”和“他者”身份，实现身份认同。本文以中印主流英文报刊“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意识形态方阵视角，通过对样本的情感极性和话语策略分析，探究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倾向，剖释中印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二、理论框架
身份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身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身份建构是在个人和社会的不断互动中产生，并确定自我和他者的过程。在国际舞台上，身份认同是群体采取某种立场的依据，它代表着国家和群体在国际社会体系中空间、地位的坐标，国家身份认同建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实现的，通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建构出一种“自我一他者”关系。国家行为主体倾向于通过比较与他者的差异来寻求积极的自我身份，并形成对他者的社会判断，即对我者的积极呈现和他者的消极呈现。梵·迪克将其称为“极化策略”，并通过意识形态方阵表现出来，主要分为四个维度①（如表1）：
根据赖西格和沃达克的研究，可以通过五种话语策略分析文本的意识形态方阵实现方式，即：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弱化策略。
三、语料收集及数据分析
（一）语料收集及工具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起中印两国主流媒体的关注。本文采用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将2017年5月1日至5月31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和《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对对方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作为语料，剔除重复以及无关报道，得到《印度时报》报道30篇，《环球时报》报道13篇，形成24，954词次的语料。使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极性分析方法，选用Python自然语言处理包并调用英文文本处理库TextBlob对语料进行情感分析[2]。
（二）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运用Python中的TextBlob数据库，对33篇文本的情感极性值识别并统计，变化范围为[-1，1]，-1代表完全负面，1代表完全正面，《环球时报》情感极性平均值为0.131，《印度时报》为0.046。通过SPSS17.0对此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结果为sig=0.023（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细读文本发现样本所涉印媒在描述中国时多使用concerns（25次）、sovereignty（33次）、loans（31次）等负面词汇，同时有限地使用connecting（9次）、bene?（7次）等正面词汇，而华媒在评价印度时使用cooperation（32次）、development（19次）、global（17次）等积极词汇。可见，印度媒体情感倾向偏负面，而中国媒体情感倾向偏正面。
四、话语策略分析
新闻话语对于国家身份的建构是通过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实现的，中印报刊在“一带一路”报道中主要通过命名策略、述谓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实现意识形态方阵与身份认同建构。
（一）命名策略
命名策略指如何命名或指称话语中的社会主体、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和行为。其语言手段是成员分类、隐喻等，实现形式是指示词和名词。笔者将考察两国媒体在指称“一带一路”时的高频指示词（见表3）和隐喻使用，分析中印两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我者”与“他者”。
《环球时报》指称“一带一路”时使用官方译法，《印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翻译呈多样化，不重视“一带一路”专有名词表达，对“一带一路”名词词组翻译较为随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态度。
《印度时报》采用消极贬义的隐喻表达，strategy ambitions，regional hegemony将该倡议指称为中国的战略野心，给中国贴上企图称霸世界的负面标签，呈现出了被“妖魔化”的印度版中国形象。《环球时报》的指称形式均具有褒义色彩，如：blueprint，opportunity，development，呈现了《环球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建构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框架。对《印度时报》于“一带一路”的误读，《环球时报》据理力争。用road for peace隐喻“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对于印媒将中巴经济走廊隐喻为地缘政治项目，企图将巴基斯坦变为中国殖民地的说法，《环球时报》作出回应，“The CPEC is a cooperation project in a purely economic sense with no aim to stir up political trouble.”直观地对外传达“一带一路”倡议没有政治议题，勾画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形象。 印媒在命名策略层面，意识形态方阵中的维度C所占的比重较大，消极的话语修辞将“他者”建构为企图称霸世界的殖民者，“我者”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华媒侧重于维度A，用积极话语指称“一带一路”，在驳斥中完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正本清源，将“我者”塑造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二）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指给社会行为体赋予某种特征和属性，其中语言手段包括：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性语言;明确的谓词或谓词性的名词、形容词。下面通过语料分析，考察语篇中述谓策略的使用。
《印度时报》的典型策略是过度词化（Overlexicali-zation），表现为相近词汇的密集出现，以此来描述话语事件的某一方面，强化事件的某些特征，引发关注[4]。“一带一路”被带有消极语义韵且意义相近的词修饰，表明印度认为中国对其在南亚的影响力造成威胁，把他方刻画成野心勃勃的威胁者和挑衅者。同时使用refuse，worried、wary、anxious等谓词，指出中巴经济走廊经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侵犯印度的领土主权，完成“我者”受害者形象的建构，将中国置于道德天平的下端，对中国施加舆论压力。
《环球时报》转述印媒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忧虑，并用reaf?m、emphasize等谓词向印度表明中国无意干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争端。报道使用积极谓词improve、advance、help，指出“一带一路”可以为印度解决经济问题，把印度塑造为“一带一路”的受益者。同时印度还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贡献者和参与者，确立了“我者—他者”之间的身份建构。
在述谓策略方面的运用，《印度时报》报道的重点依然是“他者”，着重涉及意识形态方阵的维度C和维度D，通过消极词汇将中国表征为野心勃勃的威胁者和挑衅者。《环球时报》涉及“我者”和“他者”的比例基本相同，强调“我者”的积极信息，同时，将“他者”建构为“一带一路”的贡献者、参与者和获益者。相比印媒对中国消极“他者”的呈现，华媒的“他者”描述中立客观，可以看出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谋求同印度合作的诚意，尽显友好负责的东方大国风范。
（三）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主要分析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发现说话者表达或隐藏他们在话语里的介入，并在相关事件的引用里置入自己的观点[3]。转述形式是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前者指报道者忠实地引述别人的原话;后者指转述原话的命题内容，而不拘泥于其措辞。
通过对《印度时报》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对“一带一路”倡议于周边国家的“负面影响”采取直接引语的方式，如：
例1：A Pakistan scholar who did not wish to be identi?d said：“Pakistan’s benefit from CPEC is not yet clear except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s economy will further burdened with high-interest loans”.（May 8，2017）
例1使用直接引用，该引语的发出者是匿名的，原因无非是交谈的敏感性，诱导受众去作恶意地揣测。在表述“一带一路”为南亚国家带来的“债务危机”时，使用准确数字，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给该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避而不谈，将“他者”的积极信息背景化。间接引语在表达“促进当地经济繁荣”等中国的积极信息时使用，冠以state-run media、state media，质疑华媒的客观立场。
视角化策略中，印媒通过直接引语和模糊来源，对中国进行负面建构，“一带一路”在印度眼中是空口承诺，除了给沿线国家带来债务负担外，并无任何实质益处，弱化“他者”的积极信息，体现了意识形态方阵维度C和D，中国则通过意识形态方阵维度A强化“我者”的积极信息，用客观公正的转述方式对印度的不实报道做出驳斥，澄清事实的同时，建构“我者”为南亚地区经济推动者。
五、结论
通过对两国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策略分析，发现中印两国用不同策略在话语博弈中建构身份：《印度时报》的消极话语策略，以其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报道，凸显其领土主权受到侵害，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强化“他者”消极信息和弱化“他者”积极信息，将中国塑造成殖民者和威胁者，并在“中国镜像”下表达自我受害者的身份。《环球时报》以“我者”视角展开报道，用积极符号强化“我者”积极信息，把我方表征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鼓励他方作为受益者和贡献者应积极参与。
新闻话语与其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中印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采用迥异的话语策略，并在该过程中建构意识形态方阵和身份。尽管印度对“一带一路”并非一味排斥，但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地缘政治的竞争观念占了上风，在报道中唱衰“一带一路”。而中国媒体报道倾向于正面、凸显其负责任大国的道德和政治立场，符合中国同印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同时，明确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立场。
印度的负面评论另一角度表明我方外宣不足：在语料搜集过程中发现中国涉印报道样本量明显低于印度对华报道量，说明中国在对印宣传“一带一路”工作中应加大增信释疑的报道力度，化解印度的疑虑，对于负面报道，积极开展针锋相对的正面回应，使印方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一带一路”;关于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对南亚地区造成政治经济危机的论述，应加强对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常态报道并解释原因，有助于中国政府以从容的态度作出回应;《印度时报》引用中国报道时冠以state-run media、state media等字眼，说明中国对外宣传的视角多来自于官方话语，中国应学会用更“去政治化”的报道，增强报道的可信度，同时有助于激发公众了解“一带一路”的兴趣，优化传播效果[4]。
注 释：
①维度A表示表达或强调“我者”积极的信息;维度B表示压制或淡化“我者”消极的信息;维度C表示表达或强调“他者”消极的信息;维度D表示压制或淡化“他者”积极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瑞琦.“三个舆论场”与对印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J].齐鲁学刊，2016（1）.
[2]杨思灵，高会平.“债务陷阱论”：印度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影响[J].南亚研究，2019（1）.
[3]郑文标，孙达.《印度时报》瓜德尔港报道的网络评论研究[J].南亚研究，2017（3）.
[4]闫亚平.国家身份之话语建构策略[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17（4）.
作者简介：刘娜（1993—），女，汉族，山西孝义人，单位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语新闻和话语分析。
张旺斌（1983—），男，汉族，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新闻和话语分析。
郭爱萍（1967—），女，汉族，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新闻和话语分析。
（责任编辑：冯小卫）
关键词：一带一路;意识形态方阵;身份认同;话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1-0018-03
一、引言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但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对该倡议心存疑虑，并沒有明确表示在此倡议下合作。因此，“一带一路”议题下的中印关系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目前学界对中印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传播学领域，赵瑞琦、周宏刚分析印度未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原因，提出改善印度关于“一带一路”舆论环境的政策思考[1];在语言学领域，尚学南、王强通过批评话语分析，分析了新闻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领域，杨思灵、高会平，郑文标、孙达的相关研究聚焦于印度，提出推进中印合作路径，但未对中印的主体间性话语互动展开研究。
国家身份的恰当定位和建构，既是确定国家利益、国家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行为及获得国际政治支持与政治合作的实现。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身份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是话语互动的产物。在具体语言运用中，文本通过话语策略建构“我者”和“他者”身份，实现身份认同。本文以中印主流英文报刊“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意识形态方阵视角，通过对样本的情感极性和话语策略分析，探究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倾向，剖释中印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二、理论框架
身份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核心概念，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身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身份建构是在个人和社会的不断互动中产生，并确定自我和他者的过程。在国际舞台上，身份认同是群体采取某种立场的依据，它代表着国家和群体在国际社会体系中空间、地位的坐标，国家身份认同建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实现的，通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建构出一种“自我一他者”关系。国家行为主体倾向于通过比较与他者的差异来寻求积极的自我身份，并形成对他者的社会判断，即对我者的积极呈现和他者的消极呈现。梵·迪克将其称为“极化策略”，并通过意识形态方阵表现出来，主要分为四个维度①（如表1）：
根据赖西格和沃达克的研究，可以通过五种话语策略分析文本的意识形态方阵实现方式，即：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弱化策略。
三、语料收集及数据分析
（一）语料收集及工具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起中印两国主流媒体的关注。本文采用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以“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将2017年5月1日至5月31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和《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对对方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作为语料，剔除重复以及无关报道，得到《印度时报》报道30篇，《环球时报》报道13篇，形成24，954词次的语料。使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极性分析方法，选用Python自然语言处理包并调用英文文本处理库TextBlob对语料进行情感分析[2]。
（二）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运用Python中的TextBlob数据库，对33篇文本的情感极性值识别并统计，变化范围为[-1，1]，-1代表完全负面，1代表完全正面，《环球时报》情感极性平均值为0.131，《印度时报》为0.046。通过SPSS17.0对此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结果为sig=0.023（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细读文本发现样本所涉印媒在描述中国时多使用concerns（25次）、sovereignty（33次）、loans（31次）等负面词汇，同时有限地使用connecting（9次）、bene?（7次）等正面词汇，而华媒在评价印度时使用cooperation（32次）、development（19次）、global（17次）等积极词汇。可见，印度媒体情感倾向偏负面，而中国媒体情感倾向偏正面。
四、话语策略分析
新闻话语对于国家身份的建构是通过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实现的，中印报刊在“一带一路”报道中主要通过命名策略、述谓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实现意识形态方阵与身份认同建构。
（一）命名策略
命名策略指如何命名或指称话语中的社会主体、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和行为。其语言手段是成员分类、隐喻等，实现形式是指示词和名词。笔者将考察两国媒体在指称“一带一路”时的高频指示词（见表3）和隐喻使用，分析中印两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我者”与“他者”。
《环球时报》指称“一带一路”时使用官方译法，《印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翻译呈多样化，不重视“一带一路”专有名词表达，对“一带一路”名词词组翻译较为随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态度。
《印度时报》采用消极贬义的隐喻表达，strategy ambitions，regional hegemony将该倡议指称为中国的战略野心，给中国贴上企图称霸世界的负面标签，呈现出了被“妖魔化”的印度版中国形象。《环球时报》的指称形式均具有褒义色彩，如：blueprint，opportunity，development，呈现了《环球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建构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框架。对《印度时报》于“一带一路”的误读，《环球时报》据理力争。用road for peace隐喻“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对于印媒将中巴经济走廊隐喻为地缘政治项目，企图将巴基斯坦变为中国殖民地的说法，《环球时报》作出回应，“The CPEC is a cooperation project in a purely economic sense with no aim to stir up political trouble.”直观地对外传达“一带一路”倡议没有政治议题，勾画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形象。 印媒在命名策略层面，意识形态方阵中的维度C所占的比重较大，消极的话语修辞将“他者”建构为企图称霸世界的殖民者，“我者”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华媒侧重于维度A，用积极话语指称“一带一路”，在驳斥中完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正本清源，将“我者”塑造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二）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指给社会行为体赋予某种特征和属性，其中语言手段包括：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性语言;明确的谓词或谓词性的名词、形容词。下面通过语料分析，考察语篇中述谓策略的使用。
《印度时报》的典型策略是过度词化（Overlexicali-zation），表现为相近词汇的密集出现，以此来描述话语事件的某一方面，强化事件的某些特征，引发关注[4]。“一带一路”被带有消极语义韵且意义相近的词修饰，表明印度认为中国对其在南亚的影响力造成威胁，把他方刻画成野心勃勃的威胁者和挑衅者。同时使用refuse，worried、wary、anxious等谓词，指出中巴经济走廊经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侵犯印度的领土主权，完成“我者”受害者形象的建构，将中国置于道德天平的下端，对中国施加舆论压力。
《环球时报》转述印媒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忧虑，并用reaf?m、emphasize等谓词向印度表明中国无意干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争端。报道使用积极谓词improve、advance、help，指出“一带一路”可以为印度解决经济问题，把印度塑造为“一带一路”的受益者。同时印度还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贡献者和参与者，确立了“我者—他者”之间的身份建构。
在述谓策略方面的运用，《印度时报》报道的重点依然是“他者”，着重涉及意识形态方阵的维度C和维度D，通过消极词汇将中国表征为野心勃勃的威胁者和挑衅者。《环球时报》涉及“我者”和“他者”的比例基本相同，强调“我者”的积极信息，同时，将“他者”建构为“一带一路”的贡献者、参与者和获益者。相比印媒对中国消极“他者”的呈现，华媒的“他者”描述中立客观，可以看出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谋求同印度合作的诚意，尽显友好负责的东方大国风范。
（三）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主要分析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发现说话者表达或隐藏他们在话语里的介入，并在相关事件的引用里置入自己的观点[3]。转述形式是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前者指报道者忠实地引述别人的原话;后者指转述原话的命题内容，而不拘泥于其措辞。
通过对《印度时报》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对“一带一路”倡议于周边国家的“负面影响”采取直接引语的方式，如：
例1：A Pakistan scholar who did not wish to be identi?d said：“Pakistan’s benefit from CPEC is not yet clear except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s economy will further burdened with high-interest loans”.（May 8，2017）
例1使用直接引用，该引语的发出者是匿名的，原因无非是交谈的敏感性，诱导受众去作恶意地揣测。在表述“一带一路”为南亚国家带来的“债务危机”时，使用准确数字，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给该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避而不谈，将“他者”的积极信息背景化。间接引语在表达“促进当地经济繁荣”等中国的积极信息时使用，冠以state-run media、state media，质疑华媒的客观立场。
视角化策略中，印媒通过直接引语和模糊来源，对中国进行负面建构，“一带一路”在印度眼中是空口承诺，除了给沿线国家带来债务负担外，并无任何实质益处，弱化“他者”的积极信息，体现了意识形态方阵维度C和D，中国则通过意识形态方阵维度A强化“我者”的积极信息，用客观公正的转述方式对印度的不实报道做出驳斥，澄清事实的同时，建构“我者”为南亚地区经济推动者。
五、结论
通过对两国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策略分析，发现中印两国用不同策略在话语博弈中建构身份：《印度时报》的消极话语策略，以其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报道，凸显其领土主权受到侵害，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强化“他者”消极信息和弱化“他者”积极信息，将中国塑造成殖民者和威胁者，并在“中国镜像”下表达自我受害者的身份。《环球时报》以“我者”视角展开报道，用积极符号强化“我者”积极信息，把我方表征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鼓励他方作为受益者和贡献者应积极参与。
新闻话语与其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中印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采用迥异的话语策略，并在该过程中建构意识形态方阵和身份。尽管印度对“一带一路”并非一味排斥，但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地缘政治的竞争观念占了上风，在报道中唱衰“一带一路”。而中国媒体报道倾向于正面、凸显其负责任大国的道德和政治立场，符合中国同印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同时，明确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立场。
印度的负面评论另一角度表明我方外宣不足：在语料搜集过程中发现中国涉印报道样本量明显低于印度对华报道量，说明中国在对印宣传“一带一路”工作中应加大增信释疑的报道力度，化解印度的疑虑，对于负面报道，积极开展针锋相对的正面回应，使印方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一带一路”;关于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对南亚地区造成政治经济危机的论述，应加强对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常态报道并解释原因，有助于中国政府以从容的态度作出回应;《印度时报》引用中国报道时冠以state-run media、state media等字眼，说明中国对外宣传的视角多来自于官方话语，中国应学会用更“去政治化”的报道，增强报道的可信度，同时有助于激发公众了解“一带一路”的兴趣，优化传播效果[4]。
注 释：
①维度A表示表达或强调“我者”积极的信息;维度B表示压制或淡化“我者”消极的信息;维度C表示表达或强调“他者”消极的信息;维度D表示压制或淡化“他者”积极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瑞琦.“三个舆论场”与对印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J].齐鲁学刊，2016（1）.
[2]杨思灵，高会平.“债务陷阱论”：印度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影响[J].南亚研究，2019（1）.
[3]郑文标，孙达.《印度时报》瓜德尔港报道的网络评论研究[J].南亚研究，2017（3）.
[4]闫亚平.国家身份之话语建构策略[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17（4）.
作者简介：刘娜（1993—），女，汉族，山西孝义人，单位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语新闻和话语分析。
张旺斌（1983—），男，汉族，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新闻和话语分析。
郭爱萍（1967—），女，汉族，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新闻和话语分析。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