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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是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的过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根基来源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时在民国社会，近代军阀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处于同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民族主义政策的演变必然和中国近代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孙中山与近代军阀的互动关系中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近代军阀；互动关系
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有着它的一个演变历程，它经历了由最初的提出到发展再到完善的一个过程。
一、 提出阶段时力求与李鸿章的合作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一个方面，它最早的提出是以反满为口号的，早在1893年，孙中山与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准备起义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口号，并在1894年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又将誓词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这段时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的还是反满，反应的是孙中山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这时期中国社会背景已经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面对民族危亡，在中国掀起了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洋务派改革运动，其提出的口号“自强，求富”的救国口号，而中国军阀的源头实际上就可以追溯到洋务派。汉族洋务派当时有四个较大的集团，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他建立的北洋海军，主要是以天津为据点。同时他还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因此掌握着较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因此面对这样一个背景，孙中山在寻求治国的道路上，力图选择与李鸿章的合作。在这条寻求合作的道路上主要表现为他对李鸿章的两次寄望，首先第一次是，1894年，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以后，陆皓东到天津向时任清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呈递条陈；还有一次就是，他赞同策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据华南“自主”。然而都遭到李鸿章的拒绝而没有成功。
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时，曾对陈少白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①这里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反满，但是他还是希望清朝能够实行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的方式来改变现状。
二、在与袁世凯互动关系中对民族主义的发展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是“北洋新军”的统领，随后随着湘军领袖刘坤一的死去以及满族最有权势官员荣禄的死去，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一路发展，最后建立了北洋集团。
辛亥革命后，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掠夺，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也由从最初的反，到后来辛亥革命的妥协，实际上也表明了他的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既在他看来只要能谋中国之兴盛，当不当总统无所谓。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想争取袁世凯，早在1911年，孙中山在筹划黄花岗起义时，就曾有争取北洋军的打算。他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说到“中国今日之陆军编成者十八镇，其中八镇以北京为中心，而散布于直隶。此等军人尝经袁世凯之训练，当时所称为‘新式兵’者也。……此等军人若进入吾党，则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②很显然，在这时的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还是反满，所以对于军阀只要有利于革命还是可以争取和联合他们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将革命胜利果实让与袁世凯，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形势所逼，但同时由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目的已经达到，还是希望袁世凯能够遵守临时约法，在中国例行民主共和。他在清廷退位后致电临时政府，信誓旦旦地说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大清帝国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③
孙中山在复袁世凯电时这样说到：“文不忍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民国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④从这些话语当中很显然都可以看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倾向。
三、陈炯明的叛变认识到反帝的重要性
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曲折探索的道路上，这时经孙中山一手提拔的陈炯明发生叛变，给了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在革命道路上孙中山一直都是对陈炯明寄予厚望的，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两人意见产生分歧，进而陈炯明已经完全锐化成为军阀。在意见分歧后，陈炯明对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百般阻扰，但是孙中山认为当前的革命反满，所以为了减少阻力，对陈炯明还是尽量采取说服工作，还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希望陈炯明回心转意，在此过程当中，孙中山还复电并称：“此后建设，……所以振民治之精神，奠邦基于磐石者，诸待相助为理，愿与同观厥成。”⑤同时他还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等职务。在与陈炯明的分歧后还是宽容带人，也许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在孙看来党内的矛盾始终是次要的，他始终认为实现民族统一才是根本任务。孙中山和陈 炯明最后的根本分歧在与出师北伐上，陈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认为北伐将有损他的实力，拒绝听任孙的指挥。当时有些将领向孙主张消灭陈炯明所带的粤军，但孙中山认为这时候愿引起内战，还是希望陈炯明能够转变。
与此同时国外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改变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正式基于这样一种内外的形势变化，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党内外的军阀主义，在谋求民族统一道路上，不能一味妥协，在反对军阀的同时，一方面要运用军事斗争，同时还必须反对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补充了反帝这条的缘由。
所以总的来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提出和发展与他在与军阀的互动关系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正式基于他一步步，首先和李鸿章的接触，紧接着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和妥协，再接着与他一手栽培的粤军首领陈炯明的互动中使他自己的思想一步步走向深化。
在革命前行的道路上，伟大领袖孙中山是不畏艰险，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且深化他自己的理论。民族主义在人们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上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并且做为三民主义的一部分，成为国共合作的一个基础。（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注解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8到29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611页
③《近代稗海》第3辑，第24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5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621页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2]《孙中山全集》第2卷
[3]《近代稗海》第3辑
[4]《孙中山全集》第2卷
[5]《孙中山全集》第5卷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近代军阀；互动关系
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有着它的一个演变历程，它经历了由最初的提出到发展再到完善的一个过程。
一、 提出阶段时力求与李鸿章的合作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一个方面，它最早的提出是以反满为口号的，早在1893年，孙中山与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准备起义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口号，并在1894年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又将誓词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这段时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的还是反满，反应的是孙中山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这时期中国社会背景已经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面对民族危亡，在中国掀起了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洋务派改革运动，其提出的口号“自强，求富”的救国口号，而中国军阀的源头实际上就可以追溯到洋务派。汉族洋务派当时有四个较大的集团，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他建立的北洋海军，主要是以天津为据点。同时他还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因此掌握着较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因此面对这样一个背景，孙中山在寻求治国的道路上，力图选择与李鸿章的合作。在这条寻求合作的道路上主要表现为他对李鸿章的两次寄望，首先第一次是，1894年，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以后，陆皓东到天津向时任清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呈递条陈；还有一次就是，他赞同策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据华南“自主”。然而都遭到李鸿章的拒绝而没有成功。
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时，曾对陈少白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①这里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反满，但是他还是希望清朝能够实行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的方式来改变现状。
二、在与袁世凯互动关系中对民族主义的发展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是“北洋新军”的统领，随后随着湘军领袖刘坤一的死去以及满族最有权势官员荣禄的死去，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一路发展，最后建立了北洋集团。
辛亥革命后，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掠夺，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也由从最初的反，到后来辛亥革命的妥协，实际上也表明了他的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既在他看来只要能谋中国之兴盛，当不当总统无所谓。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想争取袁世凯，早在1911年，孙中山在筹划黄花岗起义时，就曾有争取北洋军的打算。他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说到“中国今日之陆军编成者十八镇，其中八镇以北京为中心，而散布于直隶。此等军人尝经袁世凯之训练，当时所称为‘新式兵’者也。……此等军人若进入吾党，则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②很显然，在这时的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还是反满，所以对于军阀只要有利于革命还是可以争取和联合他们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将革命胜利果实让与袁世凯，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形势所逼，但同时由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目的已经达到，还是希望袁世凯能够遵守临时约法，在中国例行民主共和。他在清廷退位后致电临时政府，信誓旦旦地说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大清帝国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③
孙中山在复袁世凯电时这样说到：“文不忍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民国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④从这些话语当中很显然都可以看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倾向。
三、陈炯明的叛变认识到反帝的重要性
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曲折探索的道路上，这时经孙中山一手提拔的陈炯明发生叛变，给了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在革命道路上孙中山一直都是对陈炯明寄予厚望的，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两人意见产生分歧，进而陈炯明已经完全锐化成为军阀。在意见分歧后，陈炯明对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百般阻扰，但是孙中山认为当前的革命反满，所以为了减少阻力，对陈炯明还是尽量采取说服工作，还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希望陈炯明回心转意，在此过程当中，孙中山还复电并称：“此后建设，……所以振民治之精神，奠邦基于磐石者，诸待相助为理，愿与同观厥成。”⑤同时他还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等职务。在与陈炯明的分歧后还是宽容带人，也许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在孙看来党内的矛盾始终是次要的，他始终认为实现民族统一才是根本任务。孙中山和陈 炯明最后的根本分歧在与出师北伐上，陈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认为北伐将有损他的实力，拒绝听任孙的指挥。当时有些将领向孙主张消灭陈炯明所带的粤军，但孙中山认为这时候愿引起内战，还是希望陈炯明能够转变。
与此同时国外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改变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正式基于这样一种内外的形势变化，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党内外的军阀主义，在谋求民族统一道路上，不能一味妥协，在反对军阀的同时，一方面要运用军事斗争，同时还必须反对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补充了反帝这条的缘由。
所以总的来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提出和发展与他在与军阀的互动关系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正式基于他一步步，首先和李鸿章的接触，紧接着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和妥协，再接着与他一手栽培的粤军首领陈炯明的互动中使他自己的思想一步步走向深化。
在革命前行的道路上，伟大领袖孙中山是不畏艰险，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且深化他自己的理论。民族主义在人们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上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并且做为三民主义的一部分，成为国共合作的一个基础。（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注解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8到29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611页
③《近代稗海》第3辑，第24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2卷， 第5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5卷 ，第621页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2]《孙中山全集》第2卷
[3]《近代稗海》第3辑
[4]《孙中山全集》第2卷
[5]《孙中山全集》第5卷